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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读过一个故事：一少年因为学校离家太远，寄居在舅父家，舅父架不住舅妈的要挟，只好将他安顿到马圈一角，他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后跳出农门，却一直拒绝探望舅父舅妈，他父亲对他说：“人要知道感恩，别人家为什么连马圈都不让你住，只因为他们是你的舅父舅妈才收留了你啊！你想想，你现在都这个态度，以后还有报答他们的意念吗？”我深为这个父亲的胸襟所感动。
个例虽然没有普遍的说明意义，但既然都是客观存在，就成为我们考察问题的视角。
人是一个感情动物，需求鼓励和肯定，什么也无法改变我们的这种生物属性。
去年秋天我捐助的是母校的两名藏族孩子，从网上得知他们的情况，以及校长和班主任的联系方式后，我用手机从班主任那里索取了两位孩子家长的账号，直接把费用打过去，而且要求班主任保密我的手机号码，可见，作为前提，我没有任何想得到感恩的意念。过了一段再点击那里，两个受捐助的孩子的感谢信挂在网上，言辞稚嫩却情真意切，那里竟成了我一份动力，以后还会力所能及尽力。而这种感应并非仅仅我这个草民的小肚鸡肠。香港某大总裁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某先生在北京资助着好几所大学，有年两会期间顺道到各大学颁奖和资助款项，第一所大学里人家在主席台上落座后底下乱成一锅粥，先生当场就发作，表示失望；而一小时后到中央民族大学进行同样的活动，人家56个民族56朵花同时献上，会场里秩序井然，先生当场决定追加了一大笔资助数额。事后我听说他本来是打算要给前一所学校追加资助金的，原来商界巨子也有跟我一样的在意啊！
善举应该得以传承，让更多人受益，而被帮助者言行的作用非常重要。
不是任何善心都能结出好的果实。寓言里有农夫与蛇的故事；成语和谚语里有恩将仇报、以怨报德、好心当了驴肝肺等自古及今流传下来的先人经验，就足以提醒我们应当对被帮助的对象需要主观选择认真判断。1996年8月，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及其侄女在上海家中被杀，凶手是戴厚英的中学老师的孙子。戴厚英曾帮其寻找工作，但是他却潜入戴家谋财害命；今年5月5日广东肇庆市21岁的邓大新伙同另一凶犯残酷杀害一家两大四小，而他们曾是给邓大新提供住宿和资助他读书的人。这些事件以后不少舆论就指出：在中国，有钱千万不能资助穷人，后果就是他们知道你有钱，从而打算谋财害命。这种言论不失极端，也没有普遍意义，然谁能断然否决它？而对于这种事关生命的大事，它的影响只可能被夸大而不可能被忽视。
谁都希望自己帮助的是一个品德端正懂得感恩的人。
捐助是善举不是义务。因为它具有可选择性而非血缘关系般是种必须，作为个人，以有限的能力去选择资助一个人，实乃人之常情；种瓜得豆是令人失望和沮丧的结局，乃至可能落下助纣为虐的遗憾。前年某早晨我朋友说他单位一35岁的小伙子突然被杀要去帮忙料理后事，打听原因：该君是个理想主义者，某次遇到比自己小一轮的青楼女子哭哭啼啼，他怜香惜玉救美人于水火并与她结为连理，送她上自费民办年大学。不料该女子没有潘玉良董竹君的品行，水性杨花不改，花着夫君的银两和班上的翩翩公子哥从暧昧到同居，却依然把大英雄当作存折。英雄成了顶着绿帽子的冤大头，但本色依旧不改，选择了没有见证人的决斗，一个傻书生，毙命于小他十多岁训练有素的恶少之手。面对这样的事实，一向心态很阳光的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昨天和一个熟悉的同乡后生聊天，他们兄弟现在过的都不错，其老家原是个干旱的连水都喝不上的穷乡僻壤，也没有学校可上。就在他俩学前时期，他们的大姨妈折腾来折腾去把他们一家移民到了一个中等城市的郊区，以后兄弟俩都考上了大学，当了老板。九州的老大都患有通病，就是管东管西的，大姨妈过去管他们脱贫致富了，也管他们家长里短了。可该后生谈起这些来，东拉西扯全是些谴责的词句，还流露出如今我们过得比大姨妈强再也不听你絮叨的浓厚意味，我听着听着竟有些搭不上话茬的别扭，胡乱给他叮嘱几句广告上听来的话：长辈的事咱尽量不说！
我不认为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捐助就终生陷于一种半殖民地状态不能解脱，但我们起码不应忘却和扭曲另一份本真和对自己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