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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否会写字，是否会认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她不会吧，上世纪50年代我没有出世时她就担任过人民公社的大队长兼出纳，以后当过很大的鸡鸭厂厂长，或许那时本身就穷，没出没纳，不用太多文化，但无论如何她也应该能写几个字能认几个字。可我以后发现，她从地上拣起一页废纸一张票据问我们要不要时，往往连倒顺都搞不清楚，由此我又判定我妈是个全文盲。
深刻体会到我妈不识字的不便，是围绕着读大姐的来信问题我看出来的，这或许就成了她拼死拼活让我们兄妹必须读书的基本原因。父亲去世时远嫁到南疆的大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的孩子不到一岁。那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而且似乎好几天才一趟，票相当紧张，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还有非常远的距离，同样不好搞票，主要靠运气找顺路的大卡车解决，我家离火车站还有好几百里，交通条件就糟糕得更不能提了。两头不便，于是父亲的死讯便没有告诉大姐。过了不到三年，大姐夫意外去世，年仅27岁没有正式职业的大姐守了寡，身边4个孩子，最小的只有3个月。由于交通不便，大姐的来信路上得至少走一个月，而且丢掉的绝对比收到的多。大姐文化水平也不高，是结婚后母亲强行从婆家接回来送到学校学了三年的结果。家里只有长兄上到了初一辍学的水平。大姐每次来信，长兄都嘟嘟囔囔：写得这什么破玩意啊？看也看不懂！母亲则眼里闪着光芒：自己就说起来了：是不是写的领导要给她分配工作了？是不是新疆增加粮票了？不到二十岁的长兄则把信往妈妈面前一推说：您自己念您自己念，您念我们听！妈妈说：我要认得字还让你念吗？于是长兄就慢慢推敲，第一遍能听出些大概，第二遍有些修改，念完第三遍，妈妈说你再念一遍，长兄扔到妈妈怀里就走：都三遍了说什么您也听明白了，还让我念，念什么啊？
母亲很怅然，拿起信来说：唉！我要是有文化就不求这鬼娃子了！那时家里非常贫穷，虽然因为父亲的去世改变了我家女孩子不让读书的传统，但13岁才刚上小学的三姐时刻面临辍学的危险。每当这时三姐会很讨好地对妈妈发起和平攻势：妈，让我念书吧，我认的字多了，大姐来信您让我读多少遍我就读多少遍。妈妈说，等你认全字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但是她还是坚持没让三姐辍学，又把我送进了学校。同时拿着大姐那封信找遍村里所有识字的人让念，实际上她早已经倒背如流了。有时生产队的会计路过家们，她硬拽人家进来吃饭，然后再让念一遍信。直到姐姐有了新的来信，她才把那封饱经风霜没有了一点筋骨如棉花团样的信小心翼翼放到相框背后，在收不到信的日子里取出来解馋。后来姐姐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了，再也不履行曾经的诺言：我都念了多少遍了？真后悔当时给您那么说！您非让我念信累死不可！看着妈妈怔怔的样子，我照搬照抄三姐的故技：妈，您让我读书吧，我一定听你的话，使劲给您念。妈妈再也不信了：你们都骗我，等翅膀硬了嘴巴也就硬了。但她依然把我送到学校里读书。
我上中小学的日子里妈妈在身旁的时候不多，主要在新疆帮大姐看孩子，以便她当集体工养家糊口。我和三姐耳哥则基本以采草药种地等糊糊涂涂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期间妈妈也回来过一两次，不怎么记得清了。直到我考上大学时，大姐和她的孩子们有了工作，长兄的企业和生活都稳定时她才从新疆回来。除了长兄他常能看见，我们其他几个早已是天南地北。暑假回家我和妈妈住一个大床上，在床缝里找发卡的当空，我在她枕下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小布袋，好奇地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揉巴得很不像样的小方格本，再往外掏，还有几半截芯很粗的铅笔，基本没有削过，似乎是拿剪刀别开的样子。我吃惊地瞪大眼睛，打开本子的第一页是写给大姐的，笔画又粗又重。名字和问候之后内容就这么一句：“我现在过的好日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又翻一页是给我的：“黄河边上不要去，前天电视上说淹死人了。”至于其中哪个字错了哪个字别了，我记不起来了。我如发现新大陆般拿着这个秘密大呼小叫跑到哥嫂房里。正在给小侄女喂饭的妈妈看见她的秘密被我提在手里，满脸通红扑过来就夺，而我当然比她灵敏，赶紧递给哥哥。他笑着读着，我们都其实没有其他意思，就是惊讶，可她显然受到了伤害，直到关门走出去把自己反锁在另一个屋里，我和哥嫂才面面相觑觉得太过分了。
几个人慢慢看那个小本子，显然是为了躲避被别人看见才被揉成那样的，比如正在写信时有人敲门了，或者小孙女突然醒了，饭锅外溢了，她都必须先把本子藏起来。至于那个铅笔，她可能连削的痕迹都不愿留下。可这个秘密却被我摧毁了。以后几天里，我们几个解释，鼓励，而且自告奋勇说帮妈妈识字写字，给她买了本子削好铅笔，桌子上收拾出一块专用的地方，可她总是低着头拒绝：学啥啊？多半截身子埋土里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啥样了，费心把力的，不学了不学了！
人之一生总有许多后悔终生的事，对我这没心没肺的人来说，挖出妈妈的秘密却是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