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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家乡正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边缘地带。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后来的县大队、区小队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日伪顽特和地主武装“伙会”也时常下乡讨伐、扰民。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犬牙交错的环境中度过的，耳濡目染了那个时期发生在家乡的一些事件，今天回忆起来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萦绕胸怀。
(一）二哥本不应该这样死去
二哥长我十二岁，假如健在，现在也是耄耋老人了。可能是庄户人家求财心切的心理吧，父亲按照荣、华、富、贵给儿子们取名，因此，我二哥的学名叫焕华。然而，在那个富人当道的年代里，无论名字取的多好，穷人总是受穷。所以，二哥还不到十岁，就给邻村的一家地主去放牛。
在我们兄弟当中，二哥是个心灵手巧、绝顶聪明的人。听父亲讲，在二哥四五岁时，村里唱皮影戏，二哥看完戏，愣凭着自己的印象，将皮影中的“小”、“生”、“大”、“丑”画在牛皮纸上，用小刀刻成影人，照在棉籽油灯前，哄着我们玩耍。每当夏秋之交，二哥也总是按着年画里的楼、台、殿、阁的样子，用高梁秸杆扎成形态各异的鸟笼、蝈蝈笼什么的，送给伙伴或是让父亲拿到集市上卖钱。
仅管二哥很有天赋，但因家境贫寒，也只能给地主老财去当放牛娃。1943年，正是闹日本最凶的年份。那家地主怕日本鬼子圈庄把二哥抓走担干系，就叫二哥干完活计回家去住。农历二月，春寒料峭。二哥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蹒跚行走在回家的土路上，越诼谟心里越不是滋味，回到家后，任凭父亲怎样责骂，二哥执意不肯再为地主放牧。父亲为全家生计所迫，每遇烦恼就迁怒于二哥。面对国破家贫，二哥百感交激，就悄悄和同村的一个叫智头的和一个叫冒柱的小青年一起投奔了抗日队武。二哥离家出走后，父亲四处寻找，杳无音信，直到半年以后区政府派人告之父亲，二哥他们已在滦县唐官营被俘牺牲。噩耗传来，父亲悔恨交加，母亲悲天恸地，我们也为失去二哥而痛哭不止。
一年以后，华北抗日民主政府认定二哥和同村的两名青年为抗日烈士，并颁发了盖有“华北抗日民主政府”大红方印和印有华北抗日民主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杨秀峰、蓝亦农字样的烈士证书。二哥牺牲时，年仅15岁。
二哥的牺牲并非像文学作品中描写革命战士为国捐躯时那样英勇悲壮。他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杀声嘶烈的抗敌战场，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他是被日寇装进麻袋里用刺刀挑死后扔进滚滚滦河里。从某种角度讲，二哥之死具有悲剧色彩。
1942年4月，二哥所在的抗日游击队转战到滦县南部一个叫唐官营的村子。一整天的行军已使这支队伍疲惫不堪。到达住地后，队长叫两名战士站岗放哨，其余人员待命休息。凌晨四时许，滦县张各庄据点的鬼子和伪军悄悄的将村子围住。在敌我力量悬殊、事态万分紧张的情况下，游击队长决定，让战士将武器藏在老乡的箱柜和柴禾垛里，佯装百姓，躲避危难。据后来一个知情人讲，假如当时游击队长不是让战士藏匿武器、佯装百姓，而是命令战士持枪突围，这支抗日队伍就有可能冲出重围，减少牺牲。事实上就有个滦南籍战士没有服从队长的命令，他凭着一杆汉阳造，冲了出去，死里逃生。
事态发展的结果证明了队长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敌人进村后，把全村人和混在老百姓中间的游击队战士赶到一所场院里，威逼百姓交出抗日战士。在敌人的淫威下，一个意志薄弱者站了出来。紧接着，一个个战士被指认出来。据一位目击者事后讲，二哥本来已经躲过这场灾难。因为在敌人搜捕战士时，一位大娘对汉奸说二哥是她儿子，可就在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的抗日战士准备撤离时，我们村的那个叫冒柱瞅见了二哥，对着二哥说了声：“老疙瘩，你还躲在那里干啥！”（因为二哥在游击队里年龄最小，个头长的又矮，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疙瘩）敌人闻讯，蜂拥而上，也把二哥抓走了。
据一位目击者讲，那位游击队长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敌人捆住手脚，用铁钉订在大车上，痛心疾首，失声痛哭，哽咽着说：“是我断送了战士的生命，是我毁了这支队伍。”我的二哥就是这样惨死在地人的屠刀下。
虽然二哥被组织认定为抗日烈士，也为父母亲带来烈士家属的待遇，但这种结局有悖二哥参加革命的初衷。二哥是带着对地主老财的一种义愤，怀着杀敌报国的一腔热血投身抗日的。他没有战死沙场，而是被俘遇害，假如二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愧对烈士称号的。
（二）他宁死也不出卖同志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给我印象最深事件就是“豁嘴队长”“宁死不屈斗凶顽”的悲壮场面。“豁嘴队长”姓熊，叫茂善，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因为他一从娘胎生下来嘴上就有个豁子，所以民兵们都管他叫“豁嘴队长。”
事情发生在1943年。那一年，盘踞在冀东各据点的日寇在我抗日军民的凌厉攻势下，节节失利。他们为了挽救残局，采取“长途奔袭”、“分兵合围”等战术，企图消灭我抗日主力和民兵组织。在此期间，住滦县各据点的日寇和伪军多次对我家乡一带进行讨伐、清乡，屠杀我抗日军民和平民百姓，制造了村村有悲声、庄庄添新坟的恐怖情景，光我们村先后就有三人被日寇杀害。
头一个遇害的是个“两面保长”此人四旬开外家境殷实，粗通文墨。且巧言善辩，左右逢源。那个时期，我们村处于敌我双方拉锯状态，村政事务很难应付，故无人敢当此任。此人便乘机当上了“两面保长”尽管他处事有术，善于应酬，但还是得罪了日人翻译。因此在鬼子的一次清乡时被抓。敌人向他要粮要草，而且数目之大令人膛目结舌。见他面带难色，日本翻译乘机狭嫌报复，向日军曹长翻译说他私通八路，背叛皇军，挑唆日本鬼子将他吊在树杈上“荡秋千”、“打地夯”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临撤离前又放起一把火来，将他活活烧死。
被抓遇害的第二个人是个绰号叫“干巴老七”的贫民百姓。此人身材瘦小，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七，故称“干巴老七”鬼子围庄时“干巴老七”已经逃离危险。然而在他逃跑半道上后，发现自己的汗烟袋丢在家里了，就又折回来寻找烟袋，以至被鬼子捉住。鬼子和汉奸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持枪将他团团围住。“干巴老七”乃一芥贫民，哪里见过这等阵势，见此情景，早就吓的六神无主、七魂出窍了。敌人问他甚么，他支支吾吾，无言以对。鬼子汉奸就用枪托打，皮袋抽，打的他皮开肉绽、气息奄奄。最后又将他推进一口枯井里，用麦滑秸把他活活烧死。
比起“两面保长”和“干巴老七”来“豁嘴队长”却死的“重如泰山”“豁嘴队长”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在日寇“分兵合围”时，捕获了我方一名区干部。他化名叫“紫珍”在区里分管武委会工作。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利诱劝降下“紫珍”叛变了，他向敌人供出了各村的民兵队长的名单，并带领日寇逐个抓捕。为抓住茂善，住滦县张各庄据点的日本联队包围了我村。由于叛徒的指认，鬼子轻而易举的抓到了“豁嘴队长”鬼子和汉奸把村民集合起来包围在村中央，让“豁嘴队长”指认谁是村干部，谁是民兵。“豁嘴队长”回答说：“这里没有村干部，也没有民兵，他们都跑了”之后，任凭鬼子怎样追问，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鬼子羞恼成怒，叫伪军轮流用皮带抽打他。打的衣服撕裂，鲜血流淌。不管敌人怎样折磨他，他就像铁人一般，一动不动，一眼不眨，一声不吭。此情此景，村民们有的背过脸去，有的紧闭双眼。这时，叛徒紫珍出来劝降“豁嘴队长”怒目而视，对叛徒说：“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软骨头”说完，又不发一言。鬼子万般无奈，就把他押到村南面，让伪军挖了个沙坑，把“豁嘴队长”给活埋了。
“豁嘴队长”虽然牺牲了，但他却用宝贵生命严守了组织秘密，以牺牲个人掩护了革命战友。他的死可谓恸天地，泣鬼神，正气凛然。“干巴老七”遇难后，他的遗孀不忘家仇国恨，毅然参加了村妇救会工作。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妇女做军鞋，搞支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并含辛茹苦将一儿一女拉扯成人。而那位“两面保长”的儿子却在日本投降后，跑到敌占区参加了地主武装，当了“伙会”
（三）发生在十三旅部的官司
土地改革时期，在我的家乡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十三旅告状”事件。事件的起因应追溯到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和同年12月发出的关于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按照中共中央的两个指示，冀东区迅速出现了以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为中心任务、以地主富农为主要斗争对象的群众运动。
在冀东区滦县三区政府和工作队的组织领导下，我们村的村干部也在开始酝酿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的问题。组成了以村长、贫农会主任、抗勤和粮黍委员为成员的工作小组，进行了清查地主黑地、核定减租额、雇工工资数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运动触及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他们由开始的极度恐慌，逐步发展到仇视干部群众以及到最后的疯狂反扑。反攻倒算的始作俑者是一个绰号叫做“二掌柜”的地主。他家有良田数顷，车高马大，家里还开着染坊，在全村属屈指可数的大粮户。为了达到反攻倒算的目的，他找到在解放区当小学教员的亲戚，为他出谋划策。并钻部分群众特别是中农阶层对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政策不够了解的空子，鼓动他们联名上告。
当时，冀东军区第十三旅住扎在我的家乡一带，十三旅的一个营部就设在“二掌柜”家里。“二掌柜”有个女儿叫蕊儿，长的很有几分姿色。“二掌柜”就叫女儿设法接近营长。这个营长是位意志薄弱者，在地主的糖衣炮弹的进攻下，很快就和地主女儿粘在一起。“二掌桂”见火候已到，就把他的苦处合盘端出。这位营长爽快的答应他要管管此事，并接见了“上告群众”
让村干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四名村干部被五花大绑的押到营部。村干部质问这个营长：“搞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是按照政府的指示开展的，你们这样做违反不违反政策？”还没等村干部把话说完，那个营长从炕上跳下来骂道：“他妈的，老子今天就违反违反政策！”边骂边给了每个村干部两个嘴巴。随后就让战士把村干部吊起来进行拷打。不知是何缘故，他们又被营部警卫班押往五里之外的旅部。此时，村里谣言四起，说甚么“这回够他们喝一壶的”、“他们到旅部说不定要吃枪子”等等。
村干部被送到旅部后，那些“上告群众”也在旅部。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旅部的一个政委。他叫战士先给村干部松绑，随后认真听取了告诉双方的陈述。听完双方陈述后，他叫警卫将“上告群众”带到另一个房间，让村干部坐下来，和蔼的对村干部说：“我们部队的同志不了解地方情况，做了违反政策的事，我代表部队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是保卫解放区、巩固胜利成果的大事。你们回村后，要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依靠贫农阶层，团结中农阶层，孤立地主富农。”边说边叫警卫拿来一支步枪，几匣子弹交给村干部说：“你们回去后要提搞警惕，防止他们狗急跳墙。”说罢，又叫警卫把“上告群众”叫过来。那些“上告群众”见村干部手里有枪，哀求政委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回村，他们回村了没我们的好。”政委严肃的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罪上加罪，回去后要老老实实，接受减租减息，否则决没好下场！”事后，据说那个营长也受到了严厉批评和组织处理。就这样，轰动一时的“十三旅告状”事件划上了圆满句号。
“十三旅告状”发生在六十多年前。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一词已不复村在。六十多年前，贫苦农民同封建地主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没有理由用历史事件评判现实，更没有必要用用现实观点评价历史。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抹灭的。尽管后来发现村长是个坏分子，依仗职权做过一些坏事，而被清除出党，但决不会因此而改变“十三旅告状”的本质。
（四）关健时一枪救了他一命
土地改革时期，地主富农中的一些仇视共产党、仇视翻身农民的顽固分子纷纷逃往国民党军队盘踞的城镇。他们为了反攻倒算，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伙会”“伙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为虎做伥。他们时而跟随“国军”进剿解放区，时而单独行动下乡扰民。他们抓人抢粮，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听母亲讲，距我家乡五里之遥的一个村庄就有一个“伙会”队长，他带领“伙会”回村抓到分他土地房产的农民，男人砍头，女人剖腹，就连襁褒中的幼儿也不放过，插在刺刀上挑着示众，还大声呼喊：“翻身、翻身，我叫你们彻底翻身。”因此，翻身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都称他们是“活一会儿”
为了震慑“伙会”的嚣涨气焰，冀东区各级政府严令各县大队、区小队和民兵组织将“伙会”作为打击重点，保护翻身农民，保卫土改成果。在我家乡活动的滦县三区小队时常装扮成在林西矿下煤窑的矿工，混进林东栅栏门子，到城区“掏人”“伙会”组织也时有发生“人员失踪”事件。因此“伙会”们也对我方区小队和民兵们又怕又恨，成为他们下乡抓人的重点对象。
在距我村一公里之遥的胡里庄曾经发生过一次“伙会”抓民兵队长、民兵队长一枪毙“伙会”的事情。击毙“伙会”的民兵队长叫秀清，是一个机灵敏捷的汉子。那是1947年盛夏的一个傍晚，秀清下地除草归来，妻子端来荠菜高粮面疙瘩汤放在饭桌上。他刚要拿碗吃饭，就见当庄的二叔气喘吁吁的跑进来说：“你快跑吧，雷庄的“伙会”进村掏你来了。”秀清赶忙放下碗筷，快步跑到西屋，摘下挂在墙上的步枪就往外跑，就听有人说话：“他就住这儿”秀清听见喊声，心想：“怀了“伙会”进来了，跑不了咧！”连忙撤身回到西屋，放下门帘，顶上子弹，手握扳机，对准门口，等候敌人。秀清使用的这种步枪是条老掉牙的破“套筒”平时射击十枪九不响。他这回大祸临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枪就算一根烧火棍也要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说是迟，那是快。秀清见有人一挑门帘，抠动扳机，枪响人倒。进屋的“伙会”是两个人，那个“伙会”见伙伴被枪击中，撒腿就往南院跑。秀清调转枪口，顺着窗户朝那个“伙会”射击，抠一次扳机，枪不响。退出子弹，顶进新子，再抠扳机，枪还是不响。秀清一连打了三枪，发发都是哑子，那个“伙会”连蹦带跳的跑掉了。从据点下来的“伙会”人数本来就不多，领头的“伙会队长”听见枪响，又听那个“伙会”说人被打死了，心里发慌，赶忙带领队伍溜回了据点。事后，民兵们议论起此事来，都为队长庆幸，说他命大，关健时刻响了一枪，救了他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