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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朝末期始，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种社会现状刺激着很多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感。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知识分子的开始各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探索，从洋务运动的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到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希望能够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上，拯救即将覆灭的清王朝。然而在军事、科技、政治体制等等多方面的救国探索均告失败，清朝土崩瓦解，从此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它长达半个世纪的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清王朝复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斗争等众多特殊历史阶段，其间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对新国家的想象。
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国家落后的原因，发现国力衰微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从就开始了他们改革国家政体之路，起初是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后是在清朝覆灭后，提出的民主共和国设想等。民国时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状况、相对自由的西学传播，使知识分子对新国家的建设提出很多不同的构想。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自身的问题：民族问题，当时的中国境内有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历史地位都是知识分子考虑的重要问题。单个强势民族的统治，几个强势民族联合统治，还是多民族和平共处或轮流统治等等，都是知识分子考虑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这些想象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他们未来的国家和社会的期望，涉及对以往中国历史的反思、新的国家和社会的职能、人民在其中的作用、国家的民族的构成，各民族的地位等等。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应用，是新的社会历史观的反映，它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思想。现代知识分子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5月28日）中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他认为“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贼之呕尽心血，遍布罗网，岂不以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余毒乎？”又引孟德斯鸠的论断“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刚以斧斫树而捋取之。专制政治，殆类是也。然民受治于专制之下者，动辄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则吾犹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则大乱虽作，吾又何患焉？然则专制国民之苟且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野蛮之斫树无异矣。故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焉。’呜呼！孟氏此言，不啻专为我中国而发也。”梁氏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政术”即数千年以迄今的“驯民、餂民、役民、监民”之术“宜其永保私产、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就是封建专制制度。
在意识到国家落后的症结之后，梁启超又写立宪法议（1901年6月7日）探讨国家政体问题，希望国家摆脱被人欺凌的屈辱地位。他指出“世界之政有二 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并分析指出各种政体的优劣，认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
指出君主立宪为最好，也可以实施的政体。文中也交代了中国不能立刻施行立宪政体，实施立宪政体的前提条件是“民智稍开”“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不过梁启超也规划出要加速实现中国的君主立宪应该的努力步骤。有同类思想的文章还有灭过新法论（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梁氏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政体，但也看到在中国实施的困难性，并且发现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所谓民智，就是要对国民进行启蒙，不能再做愚民。要有新国家、新政体，就要先有具备新思想，适合新政体、新国家的国民。这是不久以后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五四运动强调揭露国民劣根性，由知识分子承担启蒙重任，国民才是国家的关键。写于1902年3月10日的论功德是强调国民有功德的重要性，缺乏功德也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之后还有连续的论自由、论进步、论私德、新民说、新民议等，有论国家必备元素的，也有论国民必备元素的，梁氏对国家和国民都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
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10月12日，22日）探讨中外古今对“国家”的认识演变，并且对比优长。在回顾欧洲历史的基础上，梁氏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这是梁启超对自己思想的矫正，梁氏在考察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强大出谋划策，指出绝不能把建立政府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且从考虑表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体，到以先进思想为依托，发掘和建立中国自身的民族主义来走向强大。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所以本着史学不昌则民族主义失根的目的，梁氏于1902年2月8日写中国之旧史，指出中国旧史学的状况“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衍生的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902年3月10日写史学之界说，除了对历史叙述的公平公正、客观性的要求。还在指出历史的范围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和“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上观点表明梁氏的历史观。梁氏认为历史是线性的，而非循环的，而且只有线性的历史的人民才能组成民族。为提倡民族主义，梁氏呼吁“史学界之革命”论及史学革命的还有写于1902年7月5日的论正统等文章，颠覆传统史学，提倡新史学，建立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年3月10日），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2月22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11月14日），释革（1902年12月14日），及大致是作于1902年下半年的拟讨专制政体檄文等等都是梁氏有关民族国家的思考，其间有自我自我修正，也有与时具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尝试。
在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中，除了梁启超之外，还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傅斯年。傅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刊1918年4月17日至23日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描述汉族历史的分期方法，是以汉族为民族主体的分期。强调四点“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气变化”“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朝之标准”“宜别作枝分（subdivision），勿使与初分相混”傅氏认为中国历史的断层不是秦朝的中央集权，而是在魏晋结束后的西晋时中原被胡人统治的时期。傅氏认为这之前的汉人一直保持自己民族本身的纯洁性，他称这两千多年为“第一中国”
隋唐时期的特征是汉、胡之间的血缘、文化及政治上的混合，之中的南宋，汉人再度为外人所统治。傅氏称之为“第二中国”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之间的联系是东晋，依据是两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此外，傅斯年还暗示“第三中国”起于民国，不过就是没有明确说明。
傅氏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反映出的是有关民族主体的问题。傅斯年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体应该是汉族，历史应以汉族为主体进行划分，同时还要保持民族主体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傅氏有关民族问题的思考，是对主体的辨析，在提倡“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也是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
另一位对中国近现代有极大影响的人物，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其中对几件中国近代的历史重大事件的分析，尤其是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评论，极其到位。阿q正传以寓言形式把中国近代史讲成一个失败的民族性寓言，这本身并未太偏离启蒙的历史轨道。但鲁迅用讽刺疏离和自嘲等，来不断瓦解历史声音的极权形式的独白。
鲁迅1927年写的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不认为魏晋保存了原始的民族文化，强调此时期文化的叛逆性。鲁迅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总体上包含一种难得的现代性独立的文学自觉意识，反对儒家把艺术从属于历史的道德化的政治。
鲁迅质疑历史的叙事，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氏还强调传统儒家思想指导下撰写的历史具有压抑性，有必要恢复被压抑的历史“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并不是对刘师培的研究成果有不满，只是鲁迅更关注被人遗忘的、处在主流历史边缘的、被压抑的历史。可以说，鲁迅的思想是很有现代性的，和福柯的谱系学理论不谋而合，横向上见出历史横断面中一些散失的部分，在纵向上可见出现代时刻是过去时代的投射。鲁迅写魏晋时期，就是在写民国时期，两者同为无政府，竞争和创造性的历史时期。
通过梁启超、傅斯年、鲁迅的学说，考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各种想象。在20世纪初年，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社会进化论、线性历史观等等纷纷出炉。中国的历史对叙述结构中预设了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把现代性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旧的历史叙述结构和通俗文化便被拒之门外。单一的现代性标准是在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中普遍存在的弊病。但启蒙历史在民族兴起并通过竞争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丰碑性的，至少中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