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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也是一所学校，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有人学会了叹息，有人学会了发泄，有人学会了掩饰，有人学会了挣扎，有人学会了背叛，也有人选择了理解、包容和自强。
——题记
李坷原来不叫李坷，叫李家福。
他所在的红泥巴村穷得叮当响，但名字里有“福”、“财”、“喜”的人却比比皆是。尤其是他们这一辈，村小学里一个年级也就三、四十个学生，同名同姓的竟有好几对。所幸李家福这个名字可以独享，不需要用“大小”或“胖瘦”来区分。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名字还是不满意，老是盘算着要给自己换一个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雅号。从小学到初中，他在作业本的背面已写下了不止一百个名字，但是，却没有一个正式起用。
名字无非是一个代号，就连莎翁也说，玫瑰花不叫玫瑰花也一样芬芳。可李家福不这么想，他看过一本叫姓名与人生的书，确信姓名与人生有着某种纠葛。遗憾的是，他却没有勇气否定现在的名字，因为他知道这个平凡的名字寄托着父亲某种朴素而又强烈的愿望。辛劳一世却一无所有的父亲无法馈赠他丰衣足食的人生，只好用取名的方式送他一个荣华富贵的祝福。尤其是是母亲住进精神病院以后“家福”这两个字显得更加沉重了，每一次从父亲嘴里说出都带着长长的颤音。
就这样，一直磨蹭到初中毕业，要填中考志愿表了，他才鼓足勇气在“姓名”栏内写上“李坷”两个字。
改名这事他没敢和父亲通气，也不知道还必须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所以，李坷这个名字只得到了民间小范围认同，并没有得到官方许可，他收到的高中录取通知书仍填着“李家福”三个字。
（一）、
李坷是我班最后一个报到的新生。当时，开校已经半个多月，按学校规定，逾期不注册就算自动放弃，应该取消入学资格。我请求教务处宽限几天，教务主任说没有必要，象这种不守规矩的学生，来了也是累赘，到不如早点了断，省了今后的麻烦。
正说着，门卫进来报告，有一个拾荒匠冒充我班的学生到学校“开展业务”拦都拦不住，要我去看看。
来者正是这个叫李家福的学生，他一只手提着简单的行李，另一只手拽着拾荒用的塑料编织袋，傻呼呼地站在那儿。
“学费还没有攒够。”他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大把零钱递给我，难为情地问：“能不能先报名，余下的我慢慢补？”
又是一个欠费学生，象这样的学生班里已经有好几个。学校有规定，由班主任负责催收学生费用，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缴清，就扣班主任的工资和奖金。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工资和奖金不高，先前几个欠费学生已经把我有限的薪金安排得差不多了，再添一个我就该借债度日了。
“那你得给家里说说，让他们尽快帮你筹钱。”我叮嘱他。
“我家里筹不出钱来。”李坷扬了扬手中的塑料编织袋，很干脆地说：“我自己挣。”
前面几个欠费学生也订了缴费期限，有的宣称让家里卖了秋梁交，有的表示家里养的肥猪出栏后就给，有的答应等打工的父亲领了工钱再补，却没有一个说要自己供自己读书。我有些感动，情不自禁地拍了他的肩。
他的双肩太瘦弱，嶙峋的肩骨震得我的手掌发麻。
“以后叫我李坷吧，坎坷的坷。”他指了指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说：“李家福是过去的名字。”
（二）、
李坷属于那种不多言不多语的人，上课很专心，作业也很认真，但很少向老师提问，有不懂的问题总爱一个人坐在那儿抓耳挠头咬笔杆。同学之间也很少交往，有时候还故意躲着大家。比如放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是争先恐后往食堂跑，他偏偏一个人回寝室，等到大家吃完饭回到寝室，他又不声不响地出门去。这样一来，即便同居一室的人也很难有机会与他交往。
班会课，我旁敲侧击地提醒大家，班级是一个大家庭，温暖来自每个人的奉献，要让友情的阳光照耀心灵，就必须真诚相待、相互关心。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特地看了看李坷，李坷似乎没有在意，他两眼盯着窗外，看梧桐树叶在风里飞。
孤独滋生压抑，李坷的自闭让我有点担忧。
果然，不到一周，他就和同学发生了纠纷。那天是星期三，学生在进行大扫除，我在办公室改作业，清洁委员急匆匆地跑来告急：李坷和唐纳在寝室里打起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寝室，看见大个子唐纳正揪住李坷的衣领在教训他。我赶紧喝令住手，询问是怎么回事。围观的学生一下子来了精神，纷纷向我告状，说李坷不爱清洁，把一大袋废纸片塞在床下，严重影响寝室卫生，唐纳替他扔了他还生气，非要唐纳给他找回来，唐纳不干，他竟举起板凳砸唐纳。我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委，却无法向同学们作出解释，只好说些息事宁人的话遣散了众人。
平常，我总是尽量避免不去触及李坷内心的隐痛，却没有想到，用回避的方式来保护一个贫穷学生的自尊根本就无济于事。看来，只有让李坷直面现实，才可能让他走出阴影。
我先和李坷进行了一次长谈，然后召开了临时班会。班会上，我宣布了一项新任命，增设李坷为清洁监督员，专门负责捡拾班级和校园的废纸，附带管理班级的劳动用具和工具房；与此同时，我还与食堂管理员商量，让李坷每日三餐后去洗碗刷盘子，条件是食堂管饭。
李坷很乐意接受新角色，干得挺卖力。起初，还有少数学生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日子一长那些闲言碎语也就少了。等他完全适应后，我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要他想办法把班里其他几个特困生也拉进去。
李坷觉得为难，我说这是命令，至于你怎么去做那几位同学的工作我不想管。
（三）、
这一招很奏效。国庆前后，李坷和其他几个贫困学生都补齐了学杂费，李坷所交费用还是他自己挣的，我们班成了全校率先交清费用的班级，我因此得到了表扬。
缴清了学费，被学校扣发的工资和奖金也补给了我，除去还债还略有节余。我是吃了上顿不管下顿的人，当即决定决定用这笔钱操办一个“中秋晚会”同学们一听立刻欢呼起来，恨不得立刻就“打土豪、分家财”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样的日子里有朋友相伴是一桩美事。所以，晚会开得很成功，大家都很投入，连月亮也替我们高兴，一整晚都笑咪咪地望着我们。
晚会快结束的时候，学生怂恿我也上台去抒一次情。我说那就唱一首儿歌吧八月十五月儿明，凑个兴，女生马上在下面嚷“没意思”；我又说，那就换一首革命歌曲月亮之歌好么，男生又在一旁鼓噪“没劲”科任教师胡大头推驼背下崖，扯起嗓子喊，让章老师来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不好？这个胡大头，亏他还长那么大一个头，真是不知好歹，哪壶不开提哪壶，明知道这段时间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女友正和我闹别扭，偏还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
其实，李坷的情绪比我更低落。他呆呆地坐在角落里，两只月饼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面前。我悄悄走过去，紧挨着他坐下，轻声问了一句：“想家啦？”
他点点头，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也不知爸爸妈妈怎么样？”他喃喃自语地说：“在乡下我们家好多年没买过月过了。”
多懂事的孩子！在城里的月光下，他没有为自己的寒酸犯愁，却深深惦记着遥远的乡下是否有一样的月光，是否有那么一缕两缕轻轻落在父亲的肩头或母亲的发梢。
我轻声安慰他：“贫穷不是孩子的责任，也不一定是父母的过错，只要能够在贫穷中相互支撑，生活再苦也会有滋味。到同学们中间去吧，该唱就唱，该跳就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我也这样想。”李坷慢慢站起身，咬了咬嘴唇，一步一步走向欢乐的人群。
他走得很慢，但步履坚定。
（四）、
日子缓缓流过。
当新一届高中生又蜂拥而至的时候，李坷的个子已长高了不少，尽管在同龄学生中仍嫌矮小，但相对于刚进校时那个“小拾荒匠”他多少有了青春的气息。
遗憾的是，他的学习成绩却老是没有长进，在英语老师眼里他是困难户，在数理化老师心中他更是落后生。我一直想找他谈谈，可一看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又不得不把准备了许久的说词咽回去。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塌实的人，但并非有灵气的人，他已经尽力了。
半期以后，又有其他任课教师向我反映李坷上课走神，打瞌睡。无独有偶，同寝室里的学生也说，近一段时间，李坷基本上没有回寝室睡觉，连早操都没有出，有时直到上课前才见他疲惫不堪地回来。我大吃一惊，立刻想到了那段时间流行的电子游戏，李坷该不会迷上那玩意儿吧？
为了了解他的行踪，我当了一回私家侦探，晚自习后悄悄尾随他出了学校。结果，我看见他径直去了一处建筑工地。工地上正在浇铸圈梁，机器的轰鸣声传得很远，他戴着头盔，光着膀子，正守侯在搅拌机旁送料——难怪他上课打瞌睡！我气不打一处来，几步抢过去，夺过他手中的铁锹“哐”的一声扔在地上，毫不留情地凶了他一顿。
“钱对你就那么重要？竟让你甘愿放弃学习的机会去赚钱？”
李坷吓了一大跳，但却没有做声，他默默地听着，到最后才说了一句：“老师您回去吧，工地上危险。”
“工地上固然危险，但比这更危险的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贻误了自己的前程。”我没好气地说：“好好想想吧，该打工还是该上学？”
“我想退学。”第二天上午，李坷来到我办公室，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退了学一心一意去打工。
“你还来真的了！”我气坏了，根本不想听他解释，挥挥手让他回教室上课去。
中午放学的时候，班长告诉我李坷没有回教室，又上工地去了。我赶到工地，工头却说他已不在工地，上午他领了工钱就搭公司的工程车去云台观了。
云台观是县城以南40公里处一座规模宏大的道观。这里风景秀丽、名胜众多，但一直以来却少有游客光临。原因是六十年代后期，云台观有一半的建筑划给了精神病院作医舍，当地人都管它叫“疯人院”
我赶到的时候，李坷已经离开了，精神病院的围墙边只有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女人正使劲摇晃铁门上的将军锁。她下身赤裸，腰间缠了一块香客留下的红布，上身却穿了一件干净整洁的运动服，上面还印着代表我们学校的拼音字母——这就是李坷的母亲，一个远离了正常人群的中年女人，因为交不上治疗费用，她已经被停药几周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医生说：“医院已经几个月开不出工资了。”
我不敢想象李坷见到他母亲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态，甚至不敢多看一眼面前这一位多灾多难的母亲。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不仅要面对物质世界的困顿，还必须承受精神世界的折磨，不仅要挑起自我挣扎的重担，还必须肩负起家庭的责任，难怪他的眼里总是蓄满不堪重负的忧伤。作为老师，我太看重学生考卷上的分数，太关注自己一相情愿为学生设计的成长模式，竟然忽略了每一个学生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每一个学生的背后都有难以启齿伤痛。
回到学校，我为李坷申请了特困补助，还打算在班上搞一次募捐。李坷知道后，坚决不答应。他说，申请特困补助已经让他难为情了，再搞募捐无疑是让他剥光了衣服给别人看。一切都得靠自己，依赖别人终究会渐渐失去自尊，如果连自尊都没有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坷的话有些偏激，但我理解他。自尊是所有贫困学生最重要的财富，谁都无权剥夺，在困难的屋顶上再增添沉重的愧疚，精神的大厦终有一天会坍塌。
我知道，幸福可以同享，但困难未必能够分担，尤其是精神上的困难。
我没有再搞募捐活动，但我说服李坷同意我和班里的几个大个子男生利用双休日陪他一起去打工。这样做未必能够对他有太大的帮助，但至少会让他明白，在艰辛的成长历程中，他并不孤单。
（五）、
李坷最终没有能够和我们一起读完高中。
高三上学期，他越来越跟不上学习节奏，多数学科亮起了红灯。恰在这时，他的父亲又摔折了腿。于是，他把退学申请直接交给了校长。
校长说，我真为你感到惋惜。
李坷沉默不语。
我恳求校长给他留一点余地，只同意他休学而不同意退学。我说李坷是一个坚强的人，熬过了这道难关他一定会回来。
校长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保留学籍，休学一年。李坷很感激，尽管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但他的名字还挂在学籍簿上，他的梦想就没有完全破灭。
走的那天，他把所有的课本、参考资料、练习簿都一一清理整齐，很仔细地抹平了书角的皱折，然后端端正正地放进木箱里。他说会抽空温习，把以前没有学懂的东西慢慢学懂，等到基础夯扎实了，说不定还有机会跨进重点大学呢！
我伸出手与他握别，没有说再见。
同学们也一一和他握手，同样没有说再见。
送行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都做出坦然的样子，脸上挂着刻意堆积的笑。可是，就在一转身的刹那，我却再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回头看周围的学生，一个个也早已泪流满面。
“向前走，不要回头看！”我朝着李坷远去的背影高声喊道。我有一种预感，这可能是高中阶段留给李坷最后的勉励。
（六）、
李坷一去就是三年。三年之后，他的母亲告别“疯人院”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父亲的腿也已痊愈。这时候，他已经是21岁的大小伙了，虽然个头仍旧矮小，但唇上的短须却已是青黑一片。当年的同学都已走散在匆忙的时间里和川流不息的人潮中，他的大学梦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期待中随风吹云散了。
人生是完整的，但季节却有间隔，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主题，正如春天的花不会在秋天盛开，已经成人的李坷再也不可能和比他小得多的弟弟妹妹一起坐在教室里了。
他去了南方。再次相遇的时候，他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穿戴很整齐，已不是一般的民工可比。我真为他高兴。
这次，他在学校对面租了房子，准备办一间家政服务公司。
“就叫小草家政服务公司，您看行么？”他跑来征求我的意见。
“怎么取这么俗气一个名字？”我有些不解。
“小草也有春天呗！”李坷郑重其实地说：“我想把这句话作为公司的座佑铭。”
是呵！小草也有春天。我理解李坷取名的深意，就象当年他执意将“李家福”改成“李坷”一样。
李坷的办事效率很高，一周以后，他的公司开张营业了，二十余名下岗职工成为了公司的首批员工。我应邀参加了小草公司的开业典礼，典礼很朴素，但是，很有激情，看得出大家的信心很足。
望着李坷忙碌的背影，我感到一阵欣慰。
生活不会有固定的模式，没能上大学是李坷一生的遗憾，但能够在贫穷和苦难中坚强地站起来，又让他赢得了另外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为教师，我们当明白，有时候放手也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