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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从内地乘了三天的火车去了新疆戈壁滩上，住进了一个叫做三个泉子的小村庄里。这里所谓的小，是名副其实的小，虽说房舍尚属七户人家，实住者却不足三十人。
我的住所是用石头垒成的草房。墙里墙外都是用和着干草的泥巴抹起来的，从外面看去倒也整洁，厚实，只是屋里就显的破败了。尽管里墙已涂了一层稀薄的石灰水，多少改观了一点屋内的光线。一些看起来像被砖厂遗弃的砖坯也参差不齐地摆满了高地不平的地面，却仍然让我想起了老家堆放杂物的库房，忽地平添了几分不舒服。
我去的较晚，先前住下的已有四人，住在里间大炕上的听说是两个陕西人，都已在五十开外，随意卷起的被子就堆在褥子的最里边，各贴一墙，中间是几个大行李箱，下面铺着几张泛黄的报纸。外间的两人，床都靠着侧墙置于屋后，我的床就在进门的左手边，与里屋的门相对，与屋后的那张床之间，仅隔一堵连接烟囱和火炉的暖墙。这个暖墙能增加室温，此时尚属三伏，它也就无可用之处了。
现在我要说说我的那张床了。床的上面是一块木板，下面有两个支架，每个支架又分成三个部分，上面一根横梁，下面是两个a字型木架，所以比普通床就有了一倍的床腿，看起来俨然牢靠，实则不然。因为我一旦偏离中心线，床板就会像自卸车一样将我翻转与地下。有过几次这样的杂技表演后，我对睡觉就有了恐惧感，好在我试着靠紧墙壁入睡，情况便好了许多。
院子的西面也有两间相连的草房，里间是我们一位女同事的闺房，外间则成了我们的办公室。房子的正中间摆了两张桌子，上面堆满了资料。北疆的夏天处处充斥着炙人的热浪，我因是来实习的缘故，除了偶尔去趟工地，工作时间便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汇编资料，却也躲过了烈日的暴晒。
毕竟资料的工作量大的惊人，我一个人去做当属力不能及，我到了没几天，上面便又安排来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到来在不经意间驱走了我一个人时的寂寞，工作也在说笑中轻松的完成了。她们两个都是新疆人，好在也都是汉人，一个来自石河子，不大爱说话；另一个是位美丽的塔城姑娘，有一头金黄的披肩发，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虽是汉人，却处处透着几分维族女孩的灵气。说话一句赶着一句。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无化不说的好友，她讲给我许多属于她们的故事，讲她们生活中的维族人，哈萨克族人，讲她们的所见所闻，还教给我简单的维语，例如“迈西尼匈达克匈达克雅克西库鲁曼（我非常非常爱你）”“拔郎子（小伙子）”“雅克西（好）”什么的。我本想回报以内地的事情，却苦于插不上嘴，只好作罢，直到我临走要上车的刹那，这个小姑娘仍然意犹未尽，依依不舍的立在车外，目送我远去。
正房的南面有一片空地，我们新盖了厨房以后，便围成了一个四合院，厨房是那里唯一一座红砖木梁的房子，里面用水泥抹了地面，还掉了顶棚。比较起来，到比我们住所雅致了许多。因着潮湿，原先住人的打算只好做罢。灶具全是从单位拉过来的，煤气、蒸箱，冰柜、消毒柜一应俱全。站在里面，感觉与内地的一些厨房没有二样。
随后的几天，我认识了房东一家。老两口虽已六十多岁，身心却依然健烁。老家在河南，年轻时逃荒来到这里，现在三个儿女都已成人，老大在吐鲁番做生意，顺便把小妹妹带了过去。老二今年二十七八的模样，个子不高，体重却已超过一百六七，整天嘻嘻哈哈的，笑起来就把眼皮扯在一起。
他们一家就住在院落的东侧。我们来之前，那里是个牛棚。经过简单的收拾，便成了一处偏房。里面倒也宽敞，打了堵墙，就成了两室一厅的雏形，只是没有门罢了。客厅的正对面有一书桌，上面搁着一台29寸的大彩电，在这个偏远的荒野里，电视只是代表财富的一个摆设，好在还有个碟机，买些碟片也还可聊以解闷。工作的闲暇里，我就和当地许多的民工，技术员，村民们挤在这个牛棚里，把漫长的时间消磨在在这个带着碟机的电视机上。而这里也成了我离开寝室唯一的一个室内活动场所。我在这里聊天，打牌，偶尔开个小灶。现在想来，我在戈壁滩上的时光几乎是在牛棚里度过的而接触最多的，也就是房东一家。
远离家乡的感觉是一种莫名的惆怅。在哪个院落里我把工作和生活揉合到了一起，或是踩着天然的沙砾院子闲庭踱步，或是倚着泥墙观天望月，我总会让自己溶化进这个院落，而不是戈壁滩，尽管戈壁滩很宽广、很辽阔，而这个院落很小，这个村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