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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2,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3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4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5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6”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7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8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9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2“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3“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4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5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6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7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8“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9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