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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天气及其寒冷，漫天大雪姿态万千地飘飞，不停地坠落，好像有谁惹怒了苍天，它要把寒冷降临在人间。雪无止境地落在大地上，也落在了人的心上。如此瑞雪在江南的江城并不多见，我却没有儿时的兴致到户外去堆雪人，打雪仗，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
此刻，家，于我只是暂时的栖息地，眼前熟悉的城市已经不再能容得下自己，不再能容得下千千万万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了。二十年来，父母养育着我，这个家一直温暖着我，想到很快要离去，那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当时所有中学生唯一的出路，别无任何选择。高中毕业本该考大学的我，因文化大革命，终究没能实现走进大学校园的梦，却和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一样，注定要成为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号召，让很多的家长犯愁，尤其是初中生的家长们，哪里舍得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农村去，可是，这种再朴实不过的想法也只能是关着门在家里说说罢了，谁也没有胆量敢声张。
那年，我的父亲也是不同意我报名下乡的。他说：你不要急着报名，等等看，没准会有什么变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他还是坚持要我往后拖，不让我报名，不让我下户口。为此，我与父亲闹得极不愉快。
他是因为担心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去农村生活，实在放心不下。而我那时是个热血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仅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还把下乡看成是自己的使命。
再说，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号召是最高指示，没有人有权利违背最高指示，否则，就是反革命。这情形由不得谁同意或谁不同意。于是，我铁了心不听父亲的话，彼此没能达成统一，我就用话刺激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革命青年，我一定要下乡，你没有权利阻拦我。他老人家也急了，威胁我说：你真要走了，我就不活了。听到这话，我没敢再说什么，的确很害怕。眼前的老人是我的亲生父亲，如果我走了，我就会成为全家的罪人，如果我留下，我就会成为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对象。
我该如何是好？我该如何承受我本不能承受的如此极端矛盾的煎熬？
我几天不思茶饭。父亲看我这样，他老人家也病倒了。
那时未经世事的我很倔强，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决心，有好几天都没有和父亲说一句活，应该说是我伤了他的心，因为我没能读懂他，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也没能理解和体会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牵挂。
当时，像这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只发生在我的家。
后来，老师到家里来动员，说服家长支持孩子下乡，父亲才看清了下乡是大势所趋，可怜天下的父母谁都无法逃避，也只好同意了。
下了户口，我立即成了没有户籍的知识青年。
想到要走了，不知何时才能回家，临行前，我还是忍不住叫了声：爹，妈，我要嗓子硬了，话哽在了咽喉，再也没能说出想说的告别话，背着行李转身离开了家。可怜的父母不舍得，紧紧地跟随，送我到船码头，一路上只听到他们叮嘱自己而我只是默默地点头，害怕一张嘴，彼此扯痛的心会从口里蹦出来，眼泪会掉下来。仅是关爱的话语，暖心的叮嘱，对我而言已是千言万语。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对我的离去好像有切肤的痛，深藏在了心里；而我有万般的不舍，没有写在脸上。
每当想起他们对自己的爱，心里总是暖暖的；想起那时自己不懂事带给父母的痛，心里总有深深的内疚。
我们一同乘车到了江边码头，这里有没有欢送的锣鼓声，有没有彩旗飞扬，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很多送孩子下乡的亲人们三五成群的密密麻麻地挤在江边，人多极了，都看不到尽头。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来了，脸上早已爬满了皱褶的父母，不舍得放开自己孩子的手，牵着，说着，抚摸着。
临上船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在父母的怀抱里伤心地哭了，他们搂着我，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抚摸着我的脸，母亲的泪水与我的泪叠加在我的脸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沉重的心情突兀地向我袭来，我无法言语。
我上了一艘很大的轮船，所有上了船的学生都挤在船舷边上，眺望着大堤上的亲人，不停地挥手。其实，船上的我们和岸上的亲人彼此已经看不清楚了，看见的是挥手的海洋。
汽笛一声长鸣，机舱里传出的隆隆机器声，起锚的串串铁链声，顿时被震天响的哭声淹没了。自己周围前后左右的男生女生全哭了，没想到这哭声像潮水般地涌来，尤其是男生，都在放声大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男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有泪弹的真实一面。这一幕令人难忘。
船，载着满是泪水的青年渐渐地离开了码头，我相信，哭声汇成的声浪像长江的波浪一样，一浪一浪传播开去，传到了亲人的耳畔。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心情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已经几十年了，挥之不去。
大家仍然沉浸在离别的伤痛中，彼此无言。我缓步走出船舱，依着船栏，看着江水发愣。丝毫没有兴趣去体验第一次坐大轮船的兴奋感，把问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是否会把自己在离开武汉时才有了对父母的牵挂带到自己的家。
我茫然地眺望前方，不知道自己将走上是否并不遥远的路。
大轮船逆江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