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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处于文化生活极度贫瘠的特殊年代，儿时的我对课外书籍的渴求非常强烈。在那个以“样板戏”为主流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身体和思想正在同步快速发育的孩子来讲，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部好看的电影、一本有可读性的好书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价的。
我们部队有一文艺宣传队，平时除定期汇报演出一些零星小节目外，还经常演出京剧沙家浜全剧和另外几部戏的选场。我们和那些文艺兵们打得十分的火热，每次看演出常常只是为了给他们捧场。地方许多友好单位逢年过节也常来进行慰问演出，样板戏的选段或选场几乎是每次演出的保留节目。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所铁路小学前来演出京剧红灯记全剧，演员由清一色的小学生担任，那些刻板的人物形象被他们模仿的惟妙惟肖，令人称奇。由于过度的耳濡目染，我对那十来个剧目的每个唱段甚至每句台词都几已到耳熟能祥、倒背如流的地步。在部队大礼堂的那个舞台上，我最喜欢看的是刚刚恢复的歌舞剧洗衣歌和红军长征组歌，前者欢快活泼，动感十足；后者庄严肃穆，激越昂扬。看过几次，便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当中流传开来。
我们看电影的机会非常之多，室内的、露天的，几乎每周都能看到一场。同样因为大多数电影都是“高大全”一类的形式，因此对我们有吸引力的只有那些“内参”影片，当然我们这些孩子们和连队的战士们是绝对不允许入内观看的。每每在这时，我们就坐在大礼堂门口高高的台阶上，眼巴巴看着鱼贯而入的人们，猜测着所映影片的剧情，居然常常能联想到一些男欢女爱的镜头——而事实上，这类情节的影片在那个年代不要说能亲眼看见，在我们这些毛丫头中，怕是连听都没人能听到过——足见人的一些本能性的知识是能够无师自通的。
在这种文化生活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下，一本可读性较强的“旧”的文学作品显得尤为弥足珍贵。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9岁时第一次看到的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懵懵懂懂的只对保尔和冬妮亚的初恋情节有所记忆。稍大一点又陆续看过两次，才对这部作品有了较深刻的理解（爸爸是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忠实读者，据他讲，他曾经收藏过作者包括书信的所有作品）。儿时看的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前苏联的莫属，那时虽同属“禁书”私下借阅起来还是方便得多，如青年近卫军、铁流、舒拉和卓亚的故事，还有我在11岁时囫囵吞枣赶时间看过的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繁体字小说日日夜夜，等等，这些作品记忆尚存，也有不少几乎记忆全无，只剩下了一点模糊的轮廓。国内的文学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题材的居多，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红旗谱、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日等许多作品也列在我们必看的书目范围中，大家相互流传借阅，知道是“禁书”因此看起来都格外小心，惟恐被哪个与书无缘的坏小子告发。红楼梦是我渴慕已久的读物，却根本无法找到，家里只有一本红学家的书评，我也如获至宝，翻来覆去看个没完。水浒在遭受批判的同时，也被我有了初步的了解，看不到原著就看连环画，同样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那个年代，一本普通的文学书籍所发挥的作用是其在其他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如饥似渴的我们往往把它们看的无比珍贵，不论能否看懂，能否理解，只要是“旧书”、“老书”就一定不惜代价要把它们搞到手，即使用自己宝贵的零用钱买点原珠笔橡皮小刀或瓜子糖果一类加以交换也在所不惜。
父亲是典型的文学爱好者，以前所藏书籍甚多，及至那场运动开始，统统忍痛割爱了，最后只剩一本红岩，崭新地珍藏于他的一木箱里，长年封锁着。11岁时被我偶然发现，死磨硬泡非看不可。爸爸拗不过我，千叮万嘱后只好把它取了出来。由于格外的谨慎，我起初看时总是胆战心惊，不亚于长大后看惊悚小说的心境，虽然意义完全不同。小说里面黑色的木刻插图使我感到尤为恐怖，联想到此前看到过的爱尔兰女作家的牛虻和高尔基的童年里面的一些插图，对于当时那个年龄段的我来说，始终有些难以释怀，记忆一直挥之不去。我最终没有遵守对爸爸许下的诺言——为了能交换到更多的书，我还是把爸爸这本密藏多年的心爱的“藏品”丢失了。直到他从部队转业全家收拾行囊时问及此事，我才吞吞吐吐如实坦白出来。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过多的责备，因为这场运动已经结束，大批的文学作品冲破樊篱，得以重见天日。我做梦都想不到，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能一下子涌出那么多的书来，各类新旧版本的书籍、古今中外的名著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顿感自己所知太少、太少，所失太多、太多，恨不得一口气全部把它们吞入自己的肚子里和脑子里。好在那时只有十多岁的年龄，还没有完全错过读书求知的最佳时期。于是，就有了常常于夜里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偷熬通宵的经历，就有了第二天早上上学经常迟到的记录，就有了用笔尖漫游人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