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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济南邮政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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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两代运送各类公文和物资的马车,都曾从这条叫“馆驿街”的衢巷上疲沓的路过。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却不是为了歇息,而是要顺道去拜访拜访临近的那座历经百年风雨的邮政大楼。

    在桂馥兰香的习习秋风里,我们沿着一节一节的青石板路拾级而上。落日余晖掩映下的路面仿佛一叶扁舟,时光就坐在上面,顺着年轮转动相反的方向,摇摇晃晃的漫流回了一个世纪以前。对于当时刚刚开埠不久的老济南城来说,1919年的最大历史意义不是适时风起云涌的巴黎和会,也不是随后迅速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而是这年秋天悄然竣工的邮政大楼。当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被一场爱国运动注入整个民族的血液里时,这里静默耸立着的只是一种便捷的生活方式。

    把时间再往前推迟一年,也就是1918年。这年夏天的7月份,两个本来居住在天津外国建筑事务所的外国建筑师查理和唐文赛,顶着似火的骄阳,风尘仆仆的乘坐新式火车来到了老济南商埠内。他们此行的目的很简单:用最快的时间为商埠内设计一张邮政大楼的建设图纸,并把它移交给瑞典人纳自敦。两人在接到如此简单明了的任务以后,都心照不宣的相视一笑。因为这对于长年从事高难度建筑图纸设计的他们二人来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删繁就简的史料遗漏了查理和康文赛设计邮政大楼图纸时的具体步骤,但他们二人在离开的火车上轻松愉悦的笑声却至今余音绕梁。剩下的麻烦就全部交给了瑞典人纳自敦。自此以后,这位早年曾在中国多个地方担任过邮务长职务的瑞典人的身影就随着太阳运行的轨迹,在商埠内的各个角落一起东升西落。多年工作中养成的严谨作风,使他在挑选邮政大楼地址时,显得顾虑重重。

    某个秋风送爽的黄昏,他走着走着就无意间走到了经二纬二路上的一块空地旁。如水的月华宛如一道道安详的佛光,温柔的镶嵌在空地的四周。尽管朦胧的夜色簌簌扑面而来,但在他举目四望之下,周遭影影绰绰的高大建筑群落依然清晰可辨。晕黄的灯光笼罩着人间的烟火,喧哗的闹市鼎沸了商埠的富丽。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片空地建设邮政大楼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远处的西洋古典建筑与近身旁的中华老式楼榭,错落有致、并行不悖。我相信,在那个白织灯还远未普及的年代,此时此刻一定有一缕光束直直的打在了纳自敦温润的脸颊上。从而促使他在惊诧之余,暗暗下定了决心。

    来自瑞典的纳自敦,完全没有因为自身国籍的问题,而左右大楼的拟定风格。他处于一个邮务司长的职业敏感,毅然而然的敲定了德式风格的方案。大楼的墙基全部采用小型蘑菇青石层层累积,而楼身四面主墙则一律使用红泥石砖堆砌。已经在中国居住多年的纳自敦,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红色情结。因此,在外墙粉刷的那天,他像是故意的似的,亲自组织施工人员拎着一桶一桶的鲜红油漆,把大楼上上下下粉刷的红光满面。人头攒动的街市,这时突然被时间凝固。人们用一次次动容的回眸,来向这位通情达理的瑞典人深情致敬。

    从外观上看,三层高的大楼最显眼的部分便是高出楼顶的两层塔楼。呈四角菱形的头盔状塔顶外观,记录着一种让世人又爱又恨的性格。极端的残酷交织着极端的文明,构成了军国主义至上的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禀性。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如此智慧的民族在一个世纪内就策动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两次世界大战,建筑没有给我们答案。可那种天使与魔鬼化身的分裂基因,却在建筑风格的选择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同样身为欧洲人的纳自敦不会觉察不出这些狂热的军国疤痕,曾给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带来怎样悲烈的心理创痛。故而他在指挥工人们建造好塔顶以后,就下意识的在塔顶铺满了闪耀着浓重中国色彩的黄琉璃瓦。每一面琉璃瓦顶的中间,又杂陈着一条绿琉璃瓦的浮雕花纹装饰。我想,在督建好塔顶部分的时候,这位心细如发的瑞典工程师,一定孤身一人站在上面朝欧洲所在的西北方向眺望良久。当极端遇见尊贵,当残暴撞上文明,握手言和似乎就已在所难免。

    高高矗立在大楼塔顶上端的旗杆仿佛一根吞吐乾坤的定海神针,在向后人们倾诉大楼自身的颠沛命运。汹涌的烈火曾炙热的灼烧过它,野蛮的军队曾粗暴的践踏过它,呼啸的战争曾肆虐的摧毁过它,就连卑贱的土匪也曾嚣张的蹂躏过它。一直等到疲惫的时间老人拖着衰败的身体蹒跚的走到了1958年,它才得以否极泰来的重新被用作邮政局,直至今日。

    细雨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滴滴答答的又淋漓了近半个世纪。生锈的时间指针带着满身的泥土敲响了新千年的时钟,一切都在春天的气息里蠢蠢欲动。只有它依旧在栉风沐雨的坚守着一百年前的岗位。绿色,给了万物昂扬奋进的蓬勃生机,也给了它对抗衰老的飒飒勇气。然而,毕竟它都是要年近百岁的古稀老人了,是时候给这位忠诚的“邮递员”换身行头了。

    为时一年之久的修复工作,使这座百年大楼有了些许焕然一新的味道。水泥灰较大部分的取代了先前喜庆的大红色彩,被用作外墙粉刷的主题涂料。想想也对,一个百岁老人,再让她在光天化日之下整天披红挂彩,怎样也说不过去。

    大致呈“工”字结构的主体大楼,修复后的第一层保留了原先的营业主厅的功能。楼身整个北立面巧妙的运用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中心对称手法,以中间主入口的巨大门廊为对称点,均分五段对等处理。门廊则坐落在恢弘气派的高大石基之上,左右各立滚圆雕纹石柱一根。没想到,古雅典与古中国两大文明,在这扇门前又一次不期而遇。

    油光锃亮的室内木质地板,人踩在上面会发出轻微的嘎吱嘎吱的音符。它们从遥远的一百年前一直响到了今天,并且一定还会继续响下去。室内大厅的墙壁上,安静的悬挂着一组清代驿路时期马班和步班邮差的工作照片。照片上斑斑点点的落满了尘埃,尘埃里落满了一个王朝奋力追赶时代潮流的努力。这个王朝末期的统治者们,听从了改革派的主张,将整条邮路划分为马班和步班,兵分两路、昼夜不歇的传递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文书、信件、包裹以及汇兑的现金等等物资。他们来自一个自古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笃信天道酬勤。

    统一的制服和装备、严格的制度和管理再加上勤恳的邮差和马匹,每一个细节几乎都做到了尽善尽美。可是马不停蹄、挥汗如雨的他们却不知道:无论他们跑得再快、走得再远、工作再辛苦,他们都跟随着一个老气横秋的王朝,落伍了。

    新安装在主入口上方的电子滚动屏幕,此时在阑珊的夜色中显得尤为璀璨夺目。屏幕上以鲜亮刺眼的大红字体,循环播出着的有关机票打折的信息,让我们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不禁对邮政大楼的未来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