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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田的要求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要知道，在所有生意里，烟土生意绝对是一门大生意，在天津这种地方随便做一做，年利润就起码上百万大洋，而且还上不封顶，一旦做好了，年盈利上千万大洋也不是没可能。
关于这一点，上海滩的杜月笙就是证明。
据估算，现在杜月笙的三鑫公司，每年烟土生意的营收起码高达五六千万大洋，利润也起码在千万大洋以上。
而在这个年代，国民党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也就四到五亿大洋而已。
这意味着，三鑫公司一年的营收就相当于中国政府九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这样的暴利是极其恐怖的。
如果有可能，日本政府恨不得亲自来垄断中国的烟土生意，只可惜，在这个国际社会都在全力禁烟的年代，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日本政府在这件事上不能做得太过于张扬。
可就算是如此，菊田也不可能把这么暴利的生意白送给杨啸，他之所以扶持杨啸为代言人，当然是有所图的，而且是大有所图。
接下来就该好好谈谈真正的条件了。
“我们先来谈接手徐文德旗下资产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也有个小要求。”
菊田还是把话说得很是轻描淡写。
但杨啸知道，接下来这个要求肯定非同一般。
“请说。”
“你得先跑趟上海，跟杜月笙好好接触接触，如果你能把供货的问题顺利谈下来，并且还能谈出很有竞争力的价格优势，我就想办法把徐文德的运输公司和文德楼交到你手里。”
真正的条件来了。
在商言商。
不说别的，徐文德的运输公司加上文德楼，光是固定资产就起码价值几十万大洋，菊田当然不可能白白送给杨啸，想让菊田送出来，杨啸先得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他是一个值得扶持的人。
“没问题。”
杨啸又一口答应了。
解决货源问题，而且得有价格优势！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但他却有信心去接受这个挑战，再不济，他背后还有戴老板，实在不行就劳烦戴老板暗中做下工作。
他相信，既然戴老板如此重视此事，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失败而回。
菊田又点了点头。
对于杨啸的态度，他是极其满意的。
作为一颗棋子，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提任何无礼的要求。
他接着又说道：“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利益分配的事。”
最最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请讲。”
杨啸还是那么淡定。
他早就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对这一点他也早已有所心理准备。
菊田又开口了：“徐文德在时，他的运输公司加文德楼，每年以管理费的方式，向日租界当局缴纳50万大洋，以换取租界当局对他的支持。”
他先给杨啸提供了一个参考值。
紧接着，他又说道：“在我这里，这部分费用前期可以免了，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杨啸立即就问道。
“帮我成立一个协会，并确保它正常运转，至于这笔管理费，就当作这个协会正常运转的费用和开支。”
菊田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
杨啸早就知道，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因此当菊田说免掉50万大洋每年的管理费时，他并没有感觉惊喜，而是觉得此事绝不简单。
果然，关键的问题终于来了。
他立即就问道：“什么协会？”
“名字我已经想好了，这个协会就叫‘华安协会’，这是一个以天津青帮为主的协会，也是一个‘以华治华’为目的的协会。”
菊田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帮派文化一直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中国的江湖社团就屡屡在历史上呼风唤雨，比如说早起的白莲教、天地会、义和团等，后来的青帮、洪门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些很有影响力的帮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及国家走向。
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政府及其谍报人员早就留意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就提出：
“广东有三合会，中央以南有哥老会、贩卖私盐团伙。此两党有数万之众，实清延之所惧……”
“日本若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攻击明朝故都南京，此党将蜂起于各地，抗拒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必出现土崩瓦解之势。”
……
1896年，日本军人荒尾精在汉口设立乐善堂特务机关，执行军部下达的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就同时要求其外勤人员将触角伸进哥老会、九龙会等秘密社团中去，与“豪杰”、“侠客”结交，调查其思想组织及实力等状况。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加强了对中国帮会的调查和研究。
战后日本外务省又拨出一大笔秘密经费委托犬养毅（后任日本首相）深入调查哥老会等中国帮会，犬养毅又转派平山周等人赴中国南方执行。
在兴中会的帮助下，平山周得以结交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哥老会首领，写出了《中国秘密社会史》，并在1911年11月作为《日本及日本人》志《附录》出版，次年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汉译本。
1910年，受日本外务省派遣来华调查东南一带秘密帮会的山口也提出了长达500页的调查报告，题为《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其中有些内容是平山周不曾收集到的。
上述调查资料，对日本人了解民国帮会的习性、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他们继续调查的新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末光高义于8 月间在旅顺写成了《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该书于次年5月由满洲评论社正式出版，其中第一编秘密结社详细介绍了青帮、红帮等帮会组织的起源、规约、入会手续、组织体系。
几乎与此同时，富永启堂将青帮手册《通漕》译成日文，于1932年在大阪公开发行。
……
很早就进入中国的菊田，对于以上书籍和文章早已有深入的研究，并且非常认可其中的很多观点。
在他看来，日本要想占领中国并不至于遭到太过于剧烈的抵抗，就得打出“以华治华”的招牌，扶植和培养以中国人为主的傀儡政府。
这一点，东三省的满洲政府就已充分证明。
也正因为在东三省尝到了甜头，日本又盯上了华北，准备在华北再唱一出“以华治华”的好戏。
华北跟东北是有所不同的。
菊田发现，在天津这个地方，帮派势力上可通天，下可入地，影响力无比巨大。
在早期，天津土产的黑社会“天津混混”在中国北方就名噪一时，甚至在整个中国，也是响当当的一个字号。
可以说，在其最鼎盛之期，并不输给青帮、洪门，白莲教这些驰名的社团组织。
只不过到了20世纪初，天津混混遭到了袁世凯所创的中国警察的重创，其行为大大收敛，锋芒不再，天津社会也出现了短暂的社团力量真空时间，唯有脚行还在维持着各个码头的力量平衡。
到了北洋军阀时代，随着奉系军阀褚玉璞入主天津，其干爹兼军警督察处处长白云生跟着到天津“跑海(开辟地盘)”，大力发展青帮帮众，青帮开始逐渐成为津门一霸。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白云生在天津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
借着褚玉璞的风头，天津青帮又开始在天津辉煌，慢慢地，青帮的帮众已遍布天津的各行各业，也控制了天津的各行各业。
比如说，控制华北烟土行的徐文德是白云生的弟子，控制天津赌行的袁卫东也是白云生的弟子，天津的脚行也是有青帮帮众控制……
除此之外，各行各业都有青帮帮众的影子。
天津青帮花开两枝，一枝便是警察与社会闲杂，一般在华界活动；一枝是名流与知识分子，在租界活动。
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具有一定身份和高级知识分子，比如说编辑、记者、教师、医生、政府官员、政界遗老等，很多有名望的人，都具有青帮身份。
可以说，在现在的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青帮又到了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程度。
因此，日本想在华北实施“华人治华”，青帮这一块的力量和影响力是不可忽略的。
也正因为如此，菊田到了天津之后，就一直在琢磨，如何利用青帮的力量和影响力来推动华北五省自治计划。
这想法很简单，可真正实施起来却很有难度。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日本人想直接控制青帮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培养和扶植亲日势力来慢慢渗透。
为此，菊田智江准备了很久，也一直在物色合适的棋子，但直到杨啸出现，一系列的进展才让他看到推动“华安协会”这一计划的希望。
现在，他要将这一计划付诸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