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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铁腕反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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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里,汪舜华发布了八项禁令,其实谁都没往心里去,都觉得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因此,坚持了几天,很快就有人旧病复发,被言官和锦衣卫揪住了小辫子,被停职反省甚至免职。二月底,锦衣卫和东厂带着言官分道突击检查京城有名的几个烟花场所,当场揪出一群官员和生员包括太学生,还有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刘敬。

    没什么说的,官员全部免职,并追查有无经济问题;生员革了功名,刘敬等武官发海南。

    级别都不算高,毕竟现在官员老龄化严重,高级官员年龄不小,而且很忙,没时间乱搞。

    接着被炮轰的是户部右侍郎陈汝言,就是被明英宗感叹:“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的那位。

    这回陈汝言没有这样的际遇。他和石亨是死党,石亨拉他参加夺门之变,他左右权衡,选择向朝廷告密;因此景帝还是提拔他为侍郎。虽然不像在兵部独断专行,敢抢驸马的宅子,但户部本来就是管钱的部门,老鼠进了米缸,自然是尽可能的鲸吞蚕食。很快,大家就发现了问题,汪舜华马上派人查处,她当政后的第一个大老虎就此下马。

    陈汝言被砍了脑袋,但大家仍然没有警醒——三品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京城多得是。

    直到张軏被言官抓住辫子。他和同僚喝酒,还喊了妓女陪酒,捅到朝廷,汪舜华自然大怒,言官又挖出他受贿和卖官的事情,锦衣卫查证属实,于是免了他在中军的职务,罚俸一年,回家闭门思过。

    本来还该严厉一点,但是毕竟是张玉的亲儿子、张辅的亲弟弟,现在张懋还没有长大成人,英国公府需要支撑;万一处置太严,以后永安公主嫁过去,也会受委屈。

    只是汪舜华在朝上再次声色俱厉的说上不封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心头一凛。

    张家和皇室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没想到,汪太后真的能对亲家下狠手。因此,大家行事都小心了一点。

    现在张軏去世,汪舜华心里还是有点难过,命赠侯爵,谥勇襄,其子张瑾袭爵。

    当然,要树立反面典型,小虾米是不够的,对张家又不好意思下重手,那就还需要有拿得出手的人。

    首先撞到枪口上的是常德公主的驸马薛桓。常德公主是宣宗和孙皇后的女儿。可以想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地位尊崇;现在,她爹妈和她哥嫂都死了,汪舜华自然也不会朝她下手。公主不是皇子,威胁不到什么,当吉祥物养起来就行。只是这件事是常德公主自己捅出来的,不处理不行。

    元宵节,汪舜华招周贵妃等隐帝亲眷入宫的时候,发现常德长公主脸上有伤,问怎么了。

    本来家丑不能外扬,但是几天之内,亲妈和亲弟弟都死了,靠山没了,自然难免敏感;尤其是去年开始有传闻说隐帝其实并不是孙皇后所出,是孙太后杀母夺子,当时太皇太后还质问过,汪太后说这种小道消息,不信也罢,常德长公主就更加小心了。

    常德长公主眼泪漱漱的就下来了。

    汪舜华忙问怎么回事:妈的传出去不会说我欺负她吧?

    常德长公主哭哭啼啼的,意思汪舜华听懂了:驸马薛桓和奴婢私通,被她发现,不但不认错,反而出言不逊,甚至伸手打了公主。

    这可不得了。仗着公主背后没人,敢骑到公主头上作威作福了?

    汪舜华马上把薛桓叫过来。

    这时候,如果薛桓认个错,其实也没什么;只是薛桓认定汪太后和孙太后母子水火不容,所以常德长公主背后没有靠山,这才肆无忌惮。

    因此,他不但不认错,反而指责公主不贤惠,结婚这么多年没给他生个儿子。

    常德长公主也恼了,两口子就在汪太后面前争吵起来,直到汪舜华受不了拍桌子为止。

    薛桓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算昔日的交情,常德长公主现在对汪舜华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她没必要为难她,反而要厚待她,用以安抚她弟弟的旧臣;更何况,汪舜华也是有女儿的,还不少,三个。

    如果以后驸马都照着薛桓有样学样,那么三个宝贝女儿岂不是憋屈死?

    当即就拍了桌子:“你是驸马,和公主是夫妻,但首先是君臣!私通侍女,已经是大错特错,竟然还敢以臣犯君,便是犯了死罪!”

    当即派人拖下去,薛桓慌了,连忙恳求宽恕,一边朝常德公主请罪:“你真的要做寡妇吗?”

    遇到这样的蛇精病,还不如做寡妇呢!

    常德长公主不会这样想,看到汪太后当真发怒,她也慌了,连忙拽着汪舜华的袍子,恳求饶驸马不死。

    汪舜华看着她:“他都这样欺负你,你还这样护着他?”

    常德长公主掉下泪来:“他毕竟是我丈夫。”

    汪舜华道:“就算是民间夫妻,还将求夫和妻顺、举案齐眉呢,何况你是公主、他是驸马,居然敢对你无礼,他还有没有把皇室放到眼里?”

    常德公主低着头不说话了,倒是含山大长公主劝道:“薛桓固然该死,姑念年少无知,就宽恕他这一次吧。”

    含山大长公主是太祖唯一在世的女儿,这辈分,是个人都得让着。

    呵,两口子都结婚20年,奔四的人了,你跟我说年少无知?

    含山大长公主劝:“薛桓死了,常德可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开国以来,公主就没有改嫁的!

    别说开国以来,就是宋朝以来,就没有过!宋仁宗最心爱的兖国公主所遇非人,宋仁宗差点想杀了驸马,但都不敢让女儿改嫁,最后逼得公主差点疯掉。

    更何况现在讲求三从四德的明朝!

    搞不好朝臣都回到左顺门去哭,礼崩乐坏,国将不国之类的。

    再说,就算汪舜华豁出去了不要脸,又能给常德公主配个什么样的驸马——别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之类的话,常德公主已经快四十岁,就算貌美如花,和她年龄相当的有点身份地位才学的,怕孙子都有了;那种没本事的老光棍,你好意思配给公主?就算退而求其次,在已经丧偶的人里头选,有本事的,人家肯尚公主吗?驸马又不是容易当的;何况汪舜华自己也不放心——隐帝可是有儿子的!

    所以,薛桓死了,常德公主还得给他守寡!

    真他娘的憋屈。

    汪舜华忍住怒气,这才吩咐把薛桓放下来,到底生气,板子就不打了,命他先到锦衣卫大牢领三个月的盒饭,然后去国子监读书一年,学学到底该怎么伺候公主,当然期间工资也不要领了;至于那个奴婢,她是下人,有不得已的难处,那就打发回家。

    同时,从内帑里取了五百两银子,并绢帛两百匹,赏赐常德公主;公主擦了泪,叩谢了恩典。

    常德公主还在,她的老公不能动,宝庆公主的驸马赵辉可就不一样了。

    他是太祖皇帝的女婿,皇帝的高祖辈。

    宝庆公主死了二十五年,赵辉此前被压制的久了,老婆一死就什么坏毛病都出来了;尤其他作为孝陵岁时祭祀官,常年在南京。天高皇帝远,那边经济又发达,秦淮风月举世闻名,赵辉的不少小妾就来自那里;不过要养活这么多女人,光那点工资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贪权纳贿,侵占百姓土地之类的也是常用的手段。此前,南京那边的科道言官已经弹劾过很多次,但是历代皇帝顾忌宝庆公主的面子,都没有处理他。

    汪舜华可管不了这些,反正宝庆公主没孩子,赵辉的儿子赵琮是小妾生的,那就一点顾虑都没有。当即派锦衣卫和都察院前往查证。怕派出去的人怕事,特地把林聪派了去。

    林聪在六月初回到北京,呈上了调查报告,说赵辉荒淫无度、婢妾至百人,殖货日不足,强夺民利,往往交通总兵官,倚为声势。这份报告还详细列明了赵辉干的那些破事,尤其侵占民田,收受贿赂之类的。

    现在这样的环境,肯定不是“念其先朝驸马,姑宥之,再犯必不宥”,而是夺其冠带,免除官职,命其给宝庆公主守坟;查抄家产,此前赐给其子的封赠一并夺回;其他涉案人员,全部从严从重处置。

    这下京城内外是真的收敛了很多:那是太祖皇帝的女婿!汪太后竟然这样不给面子,那么其他人,还是老实一点。

    皇亲国戚们老实了不少,汪舜华的权威自然也就提升了不少;批准了王直有关官员档案建设的奏疏——汪舜华搞过档案专审,对此相当熟悉,就算王直还没回过味,她已经把条款列出来,王直看太后认真,也很认真的钻研了很久,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于是就下去推了。

    汪舜华很明白,反腐不仅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否则刀子只砍在别人身上,隔墙扔砖头,到头来也不过雨过地皮湿。

    汪舜华将目光对准了皇店。

    皇店在正德以后大行其道,此前也有,规模也不小。景帝就曾经赏赐岳父汪瑛几处皇店。这些皇店主要在北方商贾辐辏、交通便利的城市和地区,如北京的九门、戎政府街、卢沟桥和运河沿岸的临清以及北方军事重镇宣府、大同、山海关、广宁等地;店房或来自查抄的权贵店辅,或来自官店,或为强拆民房后所建;经营管理者由皇帝直接委派。

    开设皇店的目的主要在于营利,或为茶酒店,或为牙店、塌房(货栈),或用作娼优所居的花酒铺,有的则用来征收商税。皇店经管官员凭借权势,随意拦截商贾,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皇店周围皆设巡逻,凡负贩小物,无不索钱,官员行李,亦开囊检视,商贾舟车,亦皆有税,给商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建极元年正月初一,汪舜华下旨,革除所有皇家经营的牙店和花酒铺。前者相当于后代的贸易公司,主要负责中介贸易,当然经营范围广,包括人口买卖,这在现在算是法律允许的正常交易,只是汪舜华这种人实在受不了;花酒铺之类的也免了,富有四海,没有必要为了点蝇头微利压榨最底层妇女的皮肉。

    这些店铺原有的经营管理者回京考核;与此同时,敕令其他皇店的管理人员要加强规范管理,严禁扰民,并将适时派遣内官和户部前往审查账目,随后,一些百姓反映强烈的作恶分子被捉拿问罪。

    这让朝野上下大为振奋,认为太后这是拿自己开刀,很有壮士断腕的气魄。

    下面一个整治的重点就是和籴政策。

    和籴是北魏至明清政府强制收购民间粮食的官买制度。最初其实是为了聚米备荒、赈济灾民;中唐以后,强制配购性质日趋浓重。官吏在和籴时,以极低的不公正的价格购买百姓的粮食。白居易《卖炭翁》就生动的描述了宫市抢劫害民之苦。

    明朝继承了前朝的官买制度。洪武三年,命州县皆于四乡各置预备仓(永乐中移置城内),遂为定制。凡遇丰收粮贱时,由官府增价敞开收购,灾荒或青黄不接、粮贵时,则由官府减价出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预备仓异化为害民之政。官府趁机合法抢劫,疯狂聚敛。而常平仓贮藏的粮食,也与义仓一样,被公开挪用。

    汪舜华听林聪等人论述了现在预备仓存在的问题,下令对各府县的府库的账目进行查核,对问题特别严重的进行了严肃处理;然后以此为基准,重新确定基数。并下令督察院加强监管,各级官员到地方公干,头一件事就是查核预备仓的库存和账目。

    这显然远远不够,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汪舜华下旨,确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官府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施行敞开收购,百姓自愿携米前往预备仓籴买,其金额在上缴国税时扣除;灾荒之年,则根据各府县受灾情况进行平价销售,一般而言,与最低收购价相当。若有大斗进、小斗出等情况,鼓励举报,一经查实,重罪不宥。

    不可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但确实有效减少了官民矛盾、促进了政务公开。

    当然,这样做也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卖粮成了自愿行为,出于传统的积谷防饥的观念,农民不愿意卖粮;而商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知道朝廷的出价,自然可以稍微提高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