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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版本有六种,有关梁祝的古迹，目前已发现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10处，庙1座。专家普遍认为，梁祝读书处是受梁祝传的影响后形成的，不能反证其源头。
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但是，不管怎么，这故事自晋朝开始变有稍许流传，形成在宋朝到清朝，但更多的是明朝，而李泰，他则准备将此故事来冲撞那些封建制度，这等级森严的社会，在此宫廷宴会之上，不故什么后果的陈述此不公的天下
自唐朝之后，社会上的矛盾以及不再剧烈，唐朝是毁于朋党之争。确切地，唐朝是被门阀世家，封建士族，那些门第极高的大族，与那些地位较低的寒门庶族的争斗而灭。为何？很简单，唐朝后期虽藩镇割据严重，宦官专政猖狂，但却非是没有扭转余地。但是，牛党李争，却是致使大唐覆灭的根源。
与汉明宦官与大臣的夺权之争、宋朝士大夫之间政见相争不同，唐朝的“朋党”之争是一种“阶级”斗争。确切的是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斗争。自隋开科举，削弱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后。到唐朝建立，士族的地位仍很高。唐以关中立国，其统治集团多是宇文氏关陇士族。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关东、江南士族仍然保持很高的声望，对李唐王朝及关陇士族很不利。最可气他们居然不屑同李氏皇族通婚，害得皇帝女儿为嫁人发愁。李世民下诏修《氏族志》禁止七姓十家互婚，却见效甚微。连魏征、房玄龄等人也暗中与之结交通婚。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其出身寒微，做法又不合正统礼教，士族集团群起反对。于是她大力提拔科举庶族，贯穿有唐一代的士庶朋党之争拉开了序幕。
通常认为庶族是皇室特意提拔的又起自寒微，天然的应体恤民情、效忠皇权。但看唐朝士庶党争的事实却相反，原因在于朋党间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痼疾。以最着名的牛李党争为例：在藩镇问题上庶族的牛党主张安抚，李党则主张削弱藩镇，加强中央集权。有名的“元和中兴”可以是士族集团对唐王朝延续的贡献。在对外关系上牛党主张妥协，甚至在李德裕收复维州后，宰相牛僧孺竟然反对收复。并将吐蕃主动投诚的将领送回吐蕃，致使其全部被杀。对待官吏的设置，士族的李党针对冗员过多，百姓负担过重的现象，提出“吏员能省则省之”仅在中央就裁撤数千官吏，而牛党执政后马上恢复。对寺院经济双方也针锋相对，当时大量的劳动力被寺院占有，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李德裕禁止寺庙蓄奴，恢复其奴婢自由。而出身寒门庶族的牛僧孺掌权后下令官府不得干预，并将李德裕贬到现在海南的琼山。自此，从唐初刘洎与储遂良开始，延续近两个半世纪的士庶党争，在唐宣宗时期以科举庶族出身的牛党取得最后胜利告终，二十八年后，黄巢起义，再过三十年，唐朝灭亡了。
都知道党争祸国殃民，然而两党人才的互斗也十分可悲。士族刘晏实行盐铁专卖，科举出身的杨炎颁布两税法，对百姓和中央政府都有很大利益。结果是杨炎贬死刘晏为老师元载报仇。李德裕堪称宰相之才，维护国家统一，打击藩镇割据。他的很多主张对百姓利大于弊，却由于党争死于贬谪地。双方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都勾结宦官，使宦官坐大。而庶族官僚袒护倚仗藩镇对抗士族，多次阻挠对藩镇的讨伐。最终，唐王朝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这大概是唐朝开国皇帝没想到的
在皇宫中搭建的舞台上，流传一千六百多年，自东晋末年开始，至宋以后完善的《梁祝》正在表演，而在表演的同时，却加上了旁白，这不是画舌添足，而是阐述着封建儒家思维，对人们的禁锢。这是李泰特意要求加的，很显然，这次原本十分美满的宴会，算是彻底泡汤了，不管是李世民，还是其他大臣，皆脸色不大自然，
不少功勋子弟，王孙公子，还有那些个无拘无束的公主们，则完全被剧中清节所吸引，这里面尤其以李漱为代表。
看到年轻一辈的表现，李泰不禁暗笑，就是要的这个效果，那一部分不肖功勋之后，尤其是愿意通过帮助自己上位，将那些老功臣拉下来，再掌握权力的年轻一代，都不是笨人，通过此事，定能很轻易把握到自己的想法。
这虽然看似仅是表达对士族的不满，但也有提醒众人，功勋也是此例，官僚又如何，他李泰一样敢得罪，至于原因？嘿嘿，等下若是出来，怕是能令士族更快地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呢！但是，真要讲出些论断来，那么，所有的上层社会，必将发生一次动乱，这对历史亦没什么好处，头疼啊
终于，等话剧结束，李世民单独招李泰问话，“青雀，你此为何意？怎么会如此莽撞，这不是坦白了表示对士族的不满吗?况且，你得罪的，也不仅仅是士族吧？”李世民龙目紧盯着李泰，看他如何回答。
李泰无所谓地耸耸肩，将这士族与科举出生的庶族相冲突所带来的后果阐述一遍，果然，听得李世民大皱眉头，半晌，方才叹气，“唉，看来，的确是朕疏忽了，幸好青雀你提及，否则，后患无穷啊”
沉吟好一会，李世民抬头，苦笑地问，“青雀，你的意思，莫非是，彻底消灭高门士族，还是不举行科举？”
李泰一听，也无语了，心理大骂自己欠缺考虑，但事已至此，无可选择了。
科举制在当时的先进无可质疑。但唐朝士、庶两个阶级之间的党争，是各自为了维护本阶层利益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从私人得失到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不遗余力的排斥打击对方。皇帝利用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与藐视皇权的门阀士族争夺统治权。唐朝党争的结果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之大，完全超过了历史教科书的定论。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了以后的一千多年。高门士族在皇权和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庶族成为国家官僚的唯一支柱。
而后建立的历代王朝，面对没有对立制约方、一枝独秀的科举新贵，为了维护其统治，本能的开始极力控制人们的思想。迎合皇权思想的理学在宋朝兴起，在皇权的极力支持下，理学成为儒学的正统解释。到明朝开始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为科举的标准答案，极大的禁锢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同时，科举的受益者，为了巩固本阶层的地位，将科举以外的一切都斥为微末下流。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上层思想的封闭，以及底层被现实利益所吸引，百姓趋之若骛。这些共同导致了中国从宋以后逐渐失去了对外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张力，逐步被西方超过。可见,唐朝党争导致了士族的消亡,科举的确立。而科举的兴盛,又导致了以后中华文明在思想上的禁锢。这种封闭禁锢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