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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6日
凶杀案会议安排在晚上八点半，此时距离法医推定的周锐遇害时间，过去了将近二十四小时。
八点时，会议室里还只有萧郁一个人，桌上放着厚厚的文件资料和她的笔记本电脑。新调任来的主管领导对饭食气味异常敏感，明令要求在会议室里不能吃东西。萧郁几个同事就躲在会议室门口，把从街边小摊上买的鸡蛋灌饼三五口吞进去，冲一口矿泉水。
一连十几个小时，她还一口水都没喝过，她珍惜这次机会。
从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辞职，通过社招来这里将近半年，这是她以专业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凶杀案会议。
她庆幸队长曾勇在案发时，第一时间给她打了电话。上午，她和曾勇一起出现场。她记得屋内的景象：一座一居室的老旧房子，客厅里，两个带玻璃的棕红色书柜呈折角的方式放置，正对着她的书架上有很多厚厚的大部头书籍，有词典、编辑手册一类的工具书，也有一些英文原版名着。
屋子里血腥的气味和房间里的霉味交织在一起。白墙上、桌子上、地面上到处是死者周锐的血迹。
“死者被凶手从腹部连捅数刀，不过，几刀都不是致命伤。死者最后是被一条尼龙绳子勒住，死于机械性窒息。”曾勇跟她解释法医的结论，“这些是背景，你了解一下，叫你来，是因为现场有一封自杀遗书，我要你鉴定一下遗书真伪。”
通过资料，萧郁了解到死者叫周锐，他在遗书上说自己抑郁症多年，熬不过去了，所以自杀。可是这摆明了的凶案现场又是怎么回事？
“是谁报的案？”
“一个外卖员。距离推算的周锐死亡时间大概十一个小时后，他隔壁的邻居点了一份早餐外卖。外卖员说，自己送完外卖，先是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循着气味走，看到隔壁的房门前的门垫上有血迹，就赶快报了警。”
“作案现场明明在屋内，凶手为什么会把血迹带出来？”萧郁好奇地问。
“可能凶手匆匆忙忙离开，血是他带出来的，自己都没注意。现场那么狼藉，一看就是时间紧急，来不及收拾了。”萧郁看着门口的血迹，觉得曾勇的说法的确有可能。
两人没有一直待在现场。
自杀遗书里提到了一个名字，余岚，技术科的人破解了周锐的手机，查到手机信息中，昨晚周锐也联系过余岚，两人约定在这里见面。
通过周锐的其他遗物和网上的信息搜集，他们很快了解到，周锐从芬兰回国，本来明天——也就是今天，打算参加朋友余岚的新书发布会。
曾勇和萧郁从案发现场，直奔举行发布会的文学馆，把余岚从发布会现场带到局里。一番审讯后，余岚倒是坦诚交代确实去找过周锐，却对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避而不谈。
拿到“周锐”的自杀遗书文本后，她不吃不喝研究了整整一个晚上，针对那几百字的遗书，写了整整四页纸的报告，并搜集了网络上与周锐相关的资料，将他与余岚何时开始产生的交集作出了归纳整理。
八点半一到，会议室里，坐满了同事。
曾勇负责主持今天的会议。他首先就案发现场的情况先作了简要的交代：凶手死于尼龙绳子勒紧脖子后造成的机械性窒息，但死前曾经腹部身中七刀；案发现场的尼龙绳子不在了，但捅伤周锐的刀具就放在他的桌上，刀上有余岚和周锐的指纹；余岚曾经在推算的周锐死亡时间前半个小时内进入过案发现场，在对她的审讯中她也承认了这一点。案发的小区是个老区，没有监控，现场也没有目击者。
目前，余岚是这个案子的第一嫌疑人。
随后，曾勇又将遗书的部分单独提出来。
这个案子最奇怪的是，死者的桌上留有一封给他的朋友余岚的遗书，这封遗书经过技术科的笔迹鉴定人员核查，基本能够确定就是死者的笔迹，且遗书中他还明确承认自己因抑郁要自杀。
曾勇随后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曾勇的得力干将雷子第一个站起来说：“首先，我倒觉得余岚并非行凶者，以她的身体素质条件，单枪匹马是不可能杀掉死者的，除非是周锐自愿被他捅死，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死者这次回国，本来就是要参加余岚的新书发布会的。我倾向于认为在余岚走后，案发现场有第三者，但诡异的是，凶手表面看去，是个特别没有技术含量的人，现场被弄得乌七八糟，人被捅了很多刀也没死，最后干脆用尼龙绳子勒住，可是案发现场却没发现凶手的任何毛发、衣服纤维或指纹。一个表面上在案发现场看起来这么粗疏的人，为什么在现场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雷子，遗书的问题你怎么理解的？”曾勇问。
“我听从现场回来的同事说，这遗书就放在书桌上显而易见的位置，显然，我觉得凶手是知道遗书存在的。问题是遗书什么时候写的呢？我觉得……”显然，雷子对接下来要说的话并没有底气，“这个人可能正赶上要自杀，凶手在杀了他之后才发现了这封遗书，可能凶手觉得，这封遗书对我们办案会造成干扰，所以也就没去管？”
“雷子，照你的说法，他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们警察啊？留下了这么狼狈的作案现场，然后觉得警察还会将遗书当回事，会觉得这自杀遗书能干扰我们？”同事双成听完雷子的这句推论，调侃起来，随后，他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遗书的事情，待会我想听听萧郁的看法，毕竟人家是专家嘛。我想提出两点，这个案子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高，第一，门锁没有被破快痕迹，凶手非常顺利地进入死者房间，可见此人多半与死者认识，并且死者预期中凶手对他应该不会造成人身威胁；第二，我倾向于认为，凶手行凶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希望有人能及时发现死者，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接下来我们要侦查的重要方面。至于余岚，审讯记录上她虽然很镇定，表现得对什么都一无所知，但这个人也要仔细查。她有可能是主谋，也有可能是协同杀人者。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也要对她跟踪监视。”
随后，又有几个在现场侦查的警察做了简单的报告，曾勇让萧郁谈一谈对周锐的自杀遗书的看法。萧郁将电脑连接在投影仪上，屏幕上显示出周锐的“自杀遗书”：
我不知道会是谁、在什么时候看到这封遗书，请容我在这里对看到的人道声谢谢。
我叫周锐，今年四十一岁，曾经是一名出版人。五年前，我离开中国，定居在了芬兰城市赫尔辛基。此刻是我回国第一天晚上，我是来参加我曾经的一位作者——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余岚——的新书发布会的。
十一年前，我们在清远相识，此后一起合作了多年。没有余岚，就没有我事业上的黄金时代。
这些年来，余岚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小说家。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不再合作了。我也受困于抑郁症，关了公司出国休养。若不是余岚现在的出版人的力邀，我是不会回来的。
可是抱歉了，我到底没能准时如约。我即使不说，你也猜得出来：此刻我坚信就是我人生的终点了。我死后的一切事宜我都会全权委托给我的好友余岚，也包括这座房子。我知道她会打理得很周到的。
最后，烦请发现我的尸体的人将这封遗书转交给余岚，谢谢。
周锐亲笔
2015年9月14号20:00
萧郁将稿子拿在手上，在众人面前公开讲话，她有点紧张，念了几句后，她才发现她的书面报告以口语的方式念出，像是小学生在朗读课文一样幼稚。
她虽然没有看到在场同事们的表情，但她知道，报告上的长句子肯定令听者觉得很不友好。于是，在生硬地念完第一个小段落后，她决定从头来过，将自己的报告总结以口述方式讲出：
“刚才各位对案情进行了多重可能分析，接下来，我希望我对这封遗书的看法，能够将这些案件的线索打通。说结论，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是伪造的。当然，对于笔迹鉴定是死者本人这个结论，我目前没有想到合理解释。我试图从这封自杀遗书的文本开始分析，原因有三个：第一，自杀遗书的背景语境通常而言，都不是非常明确的，自杀者很少用太过明确的意思讲出他的自杀原因，而在死者周锐的自杀遗书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很清晰地讲出他的死因是抑郁症；
“第二，是这封自杀遗书预设的收信人问题，通常而言，自杀遗书只针对一个收信人，自杀者不会去假定是谁会在第一时间看这封信，它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考虑在它死后的问题，而这封遗书，我们能看到，它似乎在假定第一个收信人一定不会是余岚，在信件的末尾，他还再次强调提醒让看到信的第三方将信件转交给余岚；
“第三，这封自杀遗书的篇幅过长，通常，鼓起勇气自杀的人在告别时，不会这么事无巨细，这么有条理的书写过长的篇幅，这简直像在做职业履历报告一样，这里面与自杀不相关的多余材料很多，而且遗书中所说，除了抑郁症，大部分材料我都能在网络上查到相关的资料。
“总结下来，过于详细的自杀背景原因叙述、不明确的收信人、过于详细的遗书内容，以上这三个点，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或许他当时受到了某种胁迫，才写下的这封遗书。”
萧郁几乎是将报告中的内容，一气呵成。说完后，会议室一时间很安静，片刻后曾勇站起来，夸奖她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这之后，大家开始针对她的分析展开讨论。同事双成觉得，萧郁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自杀遗书针对不同个人，也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比如，周锐生前不仅仅是个出版人，他还是个书评专栏作者，也就是说是个文字工作者，这一身份是否会对他这封遗书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变量。
在场的刑侦大队的另一个同事则直言萧郁的看法价值不大，他觉得萧郁的这一套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分析，经不起实践的推敲，“有的人死前完全有可能做一番精心的料理和准备，没什么稀奇的，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踏踏实实去死。”他带着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仿佛刚才萧郁的一番话就是个仅供娱乐的儿戏。
“可是显然，死者不是踏踏实实死去的，他在死前备受折磨，而这正跟这封伪造的自杀遗书——不，确切说，是疑似伪造的自杀遗书构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为什么凶手在那么残忍地杀害他之后，还故意留下死者亲笔书写的遗书。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曾勇以反问的方式为萧郁的结论做了背书，证明她对自杀遗书的分析是完全能站住脚的，接下来，曾勇又要求萧郁根据遗书中的内容配合专案组，作进一步的分析。
不用曾勇提醒，她也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干些什么。接下来，她的工作量还有很大，她要去研究死者和余岚之间的关系，研究能查到的所有相关死者和嫌疑人文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余岚从出道以来所写的数本长篇小说。会议结束，萧郁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她的初步分析报告并未能获得所有同事的认可，但毕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认可，给了她继续扑在这些文本上的钻研的信心。
她瞥了眼手机，才发现刚才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有好几通林康的未接来电，还有一条消息，问萧郁什么时候回家，孩子不想睡，在等她。自她来转行当警察，林康和她交流起来，总是不冷不热，每次说话都借由孩子的事来搭话，仿佛自己跟她无话可说似的。
她觉得林康通过对她的讽刺来达到一种快感，同时还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看吧，是我，一个还在创业的人，一直照看孩子，一早起来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接他放学，晚上还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在床头给儿子讲那些已经讲了几百遍的幼稚童话故事。
从语言研究所辞职转行警察这两年，这还是她所学专业“司法语言学”第一次被应用在一桩凶杀案上。自杀遗书与谋杀现场，这种鲜明的悖谬立刻就吸引了她。这是属于她的案子。尽管她并不知道在这起案子中，她的司法语言学能为破案带来多大的帮助。但她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或许未来的一年、甚至几年都不会再遇上这样的案子。
况且这两年，林康一直觉得她大龄转行做刑警，是想一出是一出，还说她在警局的这两年，根本没用上自己的专业技能。
站在外人的角度看，萧郁的确是有些“自讨苦吃”的感觉，和语言研究所的差事、福利待遇相比，刑警的活确实又苦又累，难免令人生出一种“何必呢”的同情。可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已经厌烦了酱缸式的学术圈文化。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想到家后孩子也许不会睡着。说不定还能给他讲一个睡前小故事。曾勇的电话打过来，她接起电话。
曾勇直入正题：“刚才技术科的人搜查资料，发现十一年前在清远的时候，她有过一任丈夫。”
“后来呢，离婚了？”萧郁问。
“没有离婚。”
“那她现在是怎么结的婚？”
“人失踪了，没两年，法院判了婚姻关系自动解除。你知道巧合的是什么吗？他失踪后没几天，余岚就从清远来这了。好了，不耽误你下班陪孩子了，跟你说这个，是给你提个醒，余岚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电话挂断时，车子驶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文艺书店。她没有马上回家，找了个路边的地方停车，走去书店，那里应该会有余岚的小说，包括那本最新的《戏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