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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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王朱棣奋起大军,已经直接突破了北平城,燕王造反已经箭在弦上了,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他马上让并不尚书麒态选了一个特使前往北平城,特使到了北平城之后。立刻召见张昺和谢贵,让他们二十四小时开始监控燕王的一举一动。但凡有谋反之意,立刻拿下,不用再请示了。张昺和谢贵两人一商量啊,没有时间再等了。马上就动手吧,立刻请来都指挥使张信,让他带兵立刻逮捕朱棣是远在南京的兵部尚书齐泰,专门定下了政策。

    但是他没算到一点,张信是什么人?张信那是燕王的亲信呢,他跟燕王私交非常好,拿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非常犹豫。在屋里来回的踱步,我到底抓还是不抓抓?对不起,阎王平时对我的厚爱呀,但是不抓朝廷的任命,就在这放着,我应该何去何从?正在犹豫之间,正好他的老母亲进来了,就问他说我儿有什么忧虑,结果张信呢在家里正愁没人商量,就跟他母亲讲的,南京那边给我消息了。让我逮捕驻地呀,这个事儿啊,我正犯愁该怎么办?

    结果老太太跟他讲,我最近出门上公园遛弯儿的时候,就压腿那帮老头老太太都跟我讲了,说燕王这个人呢未来必得天下。所以你绝对不能抓的。张信这个人第一孝顺。第二也迷信,显然是燕王朱棣之前找那些专业的术士,在大街小巷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信呢也坚定的认为,燕王将来必成大器。

    所以他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上燕王府向燕王。姓张信马上跑到燕王府门口,说我要求见燕王,但是燕王府这些门卫啊坚决不让你见。张信急了怎么办呢?乔装打扮之后啊,从小门进去。终于见到了燕王,燕王,此时此刻呀还在床上躺着,哼哼唧的,我不行了我难受,我冷,还在摆这个状态。张信冷冷的看着他说,燕王,您就别装了,我是来逮捕您的。咱俩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就在张信把这话说完之后,燕王朱棣呀瞬间恢复自己的常态,腰杆也挺直了,虎背熊腰,往那一站。来吧,说说怎么回事。

    张信嘡嘡嘡打来龙去脉一讲,燕王朱棣立刻躬身十里呀,说张信,你可是救了我全家,他跟张信一商量。觉得还能宽限几天,说你先回去容我再想想办法。张信走了之后,朱棣马上开始打算召集众将官,结果发现四处都有人监视,而且呢主要路口。

    也开始有人把守了,这个时候手下的将领都在外面,你根本找不来人探马送不出去,你将军也进不来,情况非常的紧急。紧接着形势进一步的恶化。张昺和谢贵带着大军把燕王府给团团围住了,手里拿着诏书明确要擒拿燕王府的官署。此时此刻,朱棣面临的环境就是太险恶了。外面的大军根本调不回来,府中的兵力太少了,根本不足以跟人家对抗。这种情况下究竟该怎么?!

    没人知道,但是朱棣必须自己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退路可言!随着削藩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在军师姚广孝的建议下起兵“靖难”。朱棣以800亲兵起事,随着北平旧部来投,连战连捷。建文帝派出曹国公李景隆,统领五十万大军,准备一举平定燕藩。

    定下险计,坚守北平,大宁借兵。

    面对来势汹汹的五十万大军,此时北平城内只有数万守军。如果只是拒城坚守,李景隆拥有南方广阔腹地资源的支持,北平一座孤城,定无胜算。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北方的大宁,朱元璋的十七子,被封为宁王的朱权驻守于此。朱权手里有八万甲兵,麾下的朵颜三卫多是由骁勇善战的蒙古人组成。朱棣定下了自己前往大宁,向宁王“借兵”,由世子朱高炽守卫北平,等待他带军归来的策略。

    这是一条险计,因为留给朱高炽的兵马仅有一万人,朱棣带着剩下的兵马秘密去往大宁。城外五十万南军人喧马嘶,鼓声雷雷,以1万敌50万,按常理这座北平城毫无守住的希望。

    万一城破,朱棣的老婆孩子就都成了俘虏,即使朱棣借兵成功,他也失去了根据地,只能在各座城池之间游离,没有粮草接济,兵败被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这是朱棣的背水一战,将自己的后背交给了世子朱高炽。

    燕世子城头督战,曹国公犹疑不决

    朱棣敢于只留下一万人防守北平,在于北平原是元朝大都,城高池深,想要破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朱高炽守到他带兵回来,他们就有了决一胜负的资本。

    朱棣一离开北平,朱高炽便带着长子朱瞻基住在了城楼上,对着众将士说:“如果北平城破,我与此子同众将士共存亡!”,顿时士气大振。朱高炽年轻,缺少守城经验,但老将顾城身经百战,虽然顾城是南军的降将,但是朱高炽对其信任有加,给他赋予极高的权力,由其直接调度北平的军务。

    李景隆与朱棣年少时曾一起在北平参与对北元的作战,朱棣对李景隆说过如果北平被围,应当率骑兵出城,游击敌军。为此,李景隆一直不敢全力攻城,生怕朱棣突袭,等到他发现朱棣已率军前往大宁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攻城时机。

    此时北方正值寒冬,朱高炽瞅准时机,命人向城墙浇水,一夜过后,城墙便变成了冰墙。南军久攻不下北平城,本就士气不振,现在面对这一堵冰城墙,更是没了攻城的信心。

    城破在即,燕王率大军及时来援,这才挽回局势。

    虽然李景隆犹疑不决,屡屡失去攻城良机,但是城内只有一万守军,随着南军的持续攻城,守城人数不断减少,甚至燕王府中家丁妇孺都上城应战。

    形势一度十分危急,在南军的猛攻下丽正门、顺城门、彰义门都险些被攻破,燕军拼死抵抗,艰难守住城门。此时如果朱棣还不能率援军来救,北平城恐怕就守不住了。好在朱棣成功从宁王处“借到”八万兵马,率领十几万军队出现在北平城下。

    李景隆本就不具备帅才,只是承袭父荫明朝开国大将李文忠的公爵,才让他领兵。反观朱棣,多次深入大漠,对北元作战,实战经验丰富。李景隆也深知自己领兵才能不及朱棣,将心不稳,兵士便成一盘散沙。燕军得新胜,兵强马壮,再加上守住了北平,士气如虹。

    因李景隆和朱棣是旧识,年轻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建文帝虽任用李景隆为大将,但是心中仍存疑虑,不敢过分放权,经常下诏远程指挥战斗。战机往往稍纵即逝,将在外还要受君命限制,用兵显然就跟不上战场节奏的变化。

    燕王及时“借兵”回援,也是个好主意。

    两军决战,燕军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朱棣带头冲锋,燕军个个以一当十,杀的南军节节败退。混战中,李景隆中箭负伤,引残部败退。最终,燕军不可思议的获得了北平守卫战的胜利。

    这一战是朱棣孤注一掷的一战,是他起兵路上最险的一战,在军事史上也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自从北平守卫战后,南北两军的主动性就发生了转变,北军由防御转换为向南进攻,南军则转入了防御阶段。

    在建文帝这边,同样是削藩,相比汉武帝的“推恩令”,兵不血刃就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而建文帝选择的是直接对藩王下手,不是杀就是贬,逼得藩王无路可走,只能起兵反叛。

    一南一北两位君王,在临大事做关键决策的时候,所选择的不同路线,可能冥冥之中就决定了最后的结局。

    在这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战争中,建文朝廷虽然屡战屡败,但依靠雄厚的人力物力,大部分时间内依然将燕王所控制的区域死死压缩在北平一地。最终朱棣不堪长期的战争消耗,决心孤注一掷直捣京师南京。这次千里南下的“斩首行动”固然可视作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但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朱棣的胜利完全是一场意外。

    对于朱允炆的失败原因,有认为他削藩顺序不合理的,有认为他身边文臣瞎指挥的,有认为他本人过于仁慈的,更有认为朝廷之中内奸太多的。但是依笔者看来,靖难战争是以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文官集团,和宗室亲王、勋贵武臣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明初兵权掌握在宗室和勋贵手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建文朝堂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

    如果把建文朝廷上的势力做个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藩王势力,以燕王朱棣、周王朱橚、楚王朱桢等太祖诸子为代表。

    其二是武勋势力,以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长兴侯耿炳文以及云南沐家等为代表。

    其三是文官势力,以朱允炆的皇太孙东宫班底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为代表。

    经过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长案,和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蓝玉案的清洗,明初的开国武勋集团已经所剩无几。其空缺出来的兵权,基本都被分封各地的太祖系亲王瓜分完毕。

    明初的外部环境并不安定,直到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捕鱼儿海之战过后,北元王庭对于明代的威胁才算基本解除。此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明军南征北战,十分的忙碌,整个朝廷也是以军事为先,文官们地位并不高。朱允炆被册封为皇太孙之后,朱元璋有意识地提高文官们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是为了皇位顺利交接做准备。

    在皇太孙的东宫班底之中,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黄子澄是江西分宜人,齐泰是直隶溧水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根据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明代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直隶、浙江和江西三地的人口总数约两千七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换句话说,南方诸省是大明王朝的基本盘,三地的地主阶级更是遭老朱薅羊毛的主力。而且南方地主认为自己贡献大那么大,政治地位却不能相匹配,比如朱元璋那句着名的“苏松江浙人勿得任户部”。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代表江南大地主阶层利益的文官集团迅速掌握了朝廷权力。出于自身的阶级诉求,他们迫不及待地对太祖成法进行改革,将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全部废除:

    甲子,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卷四·本纪第四》

    这是真正的倒行逆施!从上文人口普查结果可知,直隶、浙江和江西三地,是整个大明王朝最为富庶安定的地方。可是这样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是靠着陕西、山西、北平、辽东一带明军抵抗北元残余的进攻,是靠着云南、四川、湖广、两广的明军平定蛮民的叛乱才换来的。你把苏州的赋税定得和陕西一样低,合理吗?整个云南布政司在第二次人口普查之时只有三十多万人,你能指望那地方上交粮食和税收吗?

    上文说过洪武朝后期文官势力有所抬头,然后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丁丑科会试,总共51名进士,全部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全军覆没。为此朱元璋不但处理了相关考官,还为北方士子单独进行了一次策问,这就是着名的南北榜案。老朱还没死,南方大地主集团就已经如此大胆,等到了他们掌权之后,吃相自然更加难看。按照这帮人的改革方案执行下去,明代很快就会沦落到明末的局面:地主们富得流油,朝廷却收不上税来。

    建文君臣的削藩策略:虽遭百般诟病,其实并无问题

    文官们强势改革,必然要对旧有的秩序产生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洪武朝享尽红利的藩王和勋贵。由于成王败寇的刻板印象,我们现在对建文君臣的执政能力普遍评价不高。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朱允炆做了六年的皇太孙,并不是初出茅庐的政治小白。至于辅佐他的文官们,也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人精,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小看他们的政治手腕。

    在太祖时代,虽然藩王们都有实力强大的三护卫官军,但能够节制本省军事的亲王,只有封国太原的晋王朱棡和封国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允炆即位之时朱棡已死,则太祖第四子朱棣无论是从身份地位,还是自身实力,都在宗室之中首屈一指。

    建文君臣的目标一致:搞死燕王。但在具体实施方法上产生了分歧,简单来说就是齐泰主张直接对朱棣下手,黄子澄认为需要师出有名。齐泰是兵部尚书,他的策略是纯军事考虑。但对于朱允炆来说,名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齐泰曰:“燕王英武,威震海内,志广气刚。气刚者易挫,加以不轨之事,孰信其诬?去其大则小者自慑。”—《明太宗实录卷一》

    此时黄子澄告诉皇帝,汝南王朱有爋检举他老爹周王朱橚造反。周王是燕王的亲弟弟,把他打倒,再让身为宗人府右宗正的燕王来议一议该如何给他定罪。一旦朱棣偏袒弟弟,朝廷可以立刻将他们一同治罪。

    对于黄子澄的计划,后世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纯粹是打草惊蛇,真的是这样吗?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分析过,朱元璋在临终前曾经对燕王三护卫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当时的名义是防备蒙古人秋天可能的南下侵扰,换句话说,朝廷抓捕周王并且让燕王给他定罪的时候,这个口袋阵依然存在。一旦朱棣的回复有任何毛病,朝廷就会立刻动手。然而老奸巨猾的朱棣给朝廷写了一封充满了“政治正确废话”的回信,建文君臣一拳打出犹如打在棉花之中,燕王算是逃过一劫。

    但是一计不成可以再升一计,在朝廷的操作之下,燕王护卫一直以备边为名留在开平,脱离了朱棣的掌握。而在杨文被调往辽东执掌兵权之后,工部侍郎张昺调任北平布政使,锦衣卫出身的谢贵出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这几个人空降北平以后,干的都是“诈诱王府官属,觇察王府动静”这样的事。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正月,朝廷更是进一步策反了燕王长史葛诚,至此整个燕王府对于建文帝来说已经毫无秘密。三月,都督宋忠、徐凯、耿瓛等人率领大军分驻扎开平、临清、山海关,对北平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宋忠是锦衣卫出身,朱允炆不但给了他三万大军,还把此前驻扎开平的燕王护卫精锐都划归他麾下指挥。徐凯是四川都司出身,方孝孺的好友蜀王朱椿嫡系部下,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耿瓛是开国元勋长兴侯耿炳文之子,他的夫人是朱允炆的姐姐江都公主。同时为了进一步削弱燕王的影响力,北平城内的北平卫和永清卫官军,被分别调往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和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驻扎。

    到了四月份,北平附近与朱棣关系紧密的几位亲王:封国青州的齐王朱榑和封国大同的代王朱桂,先后被朝廷废黜。另一位文韬武略非常出众,唯一列席了皇太孙册封大典的在外亲王:湘王朱柏(另一位是燕王),在朝廷的逼迫下被迫自尽。当时朱棣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都在南京,得到消息后预感到朝廷即将对他们下手,偷偷潜出京城,逃回了北平。

    很多事后诸葛亮对于建文君臣放跑朱高炽等三人的行为大加鞭挞,认为是迂腐之极。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朝廷是怕朱棣造反吗?不,他们怕的就是朱棣不造反。一旦燕王起兵,那可是真真正正的“师出有名”了。

    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向朝廷告变,称王府有人要造反。危急关头,朱棣以堂堂亲王之尊在北平城内装疯卖傻,甚至还一度骗过了张昺、谢贵等人。但是很惋惜,由于长史葛诚的存在,朝廷方面并没有对此麻痹大意,反而加快了正式摊牌的脚步。

    张昺、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长史葛诚密告昺、贵曰:“燕王本无恙,公等勿懈。”—《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朱棣在起事之时,身边确实只有八百人的王府护卫。换句话说,燕王是刀架在脖子上,不得不反。对于建文朝廷来说,他们并不在乎是先打燕王还是先打周王,也不在乎抓不抓朱棣的几个儿子,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逼燕王造反,从而师出有名。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燕王三护卫精锐已经脱离朱棣的掌握,北平城内亲燕王的大军则被悉数调离,朝廷空降的官员成为了军政方面的一把手。朱棣可能的突围路线上,朝廷三路大军早已在守株待兔。最有可能支援北平的齐王和代王,先期已经被剪除。辽东的辽王和宣府的谷王,开战之后就迅速撤回京师。不肯听命的宁王则被朝廷方面完全控制。甚至于燕王在七月初起兵,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在七月中便誓师北上,说明代廷方面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人心背向,这是战争的胜负手。

    一方是准备充分,人数众多的朝廷大军,一方是仓促起兵,兵微将寡的八百壮士,为何最终却是燕王取得了胜利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燕王坐镇北平二十年,有功无过,威望崇高。

    所谓的建文新政,实质是对太祖皇帝的全盘否定。新皇帝对宗室亲王的残酷手段,真的就没有人不满吗?大家所缺的,只是一根导火索而已。燕王德高望重,在军中极得人心。我们可以看到,当“奉天靖难“的大旗立起来之后,无数的燕王旧部冒着杀头抄家的风险毅然前来追随。即使是朱棣带兵在外征战,北平城被朝廷围得水泄不通之时,城中依然秩序井然,这和日后南京被包围之时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二,明初亲王护卫久经战阵,战斗力彪悍无比。

    朱棣是明初开国第一武臣魏国公徐达的女婿,从洪武十三年到十七年,徐达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待在北平,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说燕王是魏国公的亲传弟子也并无不可。至于燕王护卫,自洪武二十三年起就跟着燕王殿下讨朵颜三卫,平女真蛮夷,实战经验丰富无比。而后来归附于燕王的宁王护卫,更是以有勇有谋着称。

    其三,宗室勋贵与朝廷离心离德。

    建文朝廷的新政,实质上得罪了全天下的宗室和勋贵。除了宁王决定和燕王一同起事外,其他手握重兵的秦王、晋王、楚王、蜀王、肃王、庆王在整个靖难战争期间全部袖手旁观。至于勋贵之首的曹国公李景隆,更是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朱棣留在朝廷中的内奸。其实此事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李景隆的夫人袁氏,是左都督袁洪的女儿。袁氏有一个兄弟,名字叫做袁容。袁容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朱棣的女婿。这样说起来,在朝廷大军本已占据上风的白沟河之战中,被一阵怪风刮断的李景隆中军帅旗,到底是天降异象,还是李景隆自己所为,真的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四,任何的新政都需要循序渐进,一剂猛药只能适得其反。

    从秦朝推行郡县制,到隋朝打压门阀,无不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了旧势力的反扑。从这个角度来说,建文君臣过于激进的新政,注定了会失败。战争期间,勋贵代表:徐达次子徐增寿,外戚代表:怀庆公主驸马王宁以及众多的内廷宦官都在为燕王传递消息。既然大部分人都希望朱允炆失败,那他最终一定会失败。

    其五,辟谣朱允炆所谓的“仁慈“。

    由于文官集团的话语术,一直以来朱允炆都给我们留下了仁慈的印象,比如那句着名的“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帝诫诸将士曰:“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听上去朱允炆仿佛仁慈极了,两军对垒还要求将士不要杀害燕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初湘王被逼自尽,朱允炆可有一丝一毫后悔之意?他的湘王赐的谥号是“戾“,这可是个十足的恶谥。难道就朱棣是他朱允炆的叔父,湘王就不是吗?所谓的“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不过是杀掉燕王的恶人你们来做,惺惺作态演戏的好人我朱允炆来做,仅此而已。

    再举一个例子,朱棣还有一个女婿李让,朱允炆以他老爹李申的性命要挟李让投降。在被李让拒绝之后,建文帝毫不犹豫地就处死了李申,他还仁慈吗?

    其父申,官留守左卫指挥同知。惠帝欲诱致让,曰:“让来,吾宥尔父。”让不从,力战破平安兵。帝遂杀申,籍其家,姻族皆坐死或徒边。—《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九》

    从朱允炆及其幕僚对于削藩的具体部署来看,计划不可谓不周密,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坐拥数万精锐的燕王,在朝廷的一系列举措之下,只能凭八百壮士做殊死一搏,不可谓不悲壮。

    朱棣的胜利,固然有其个人的努力和运气的成分。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从大势上说,建文朝廷必败无疑。一场脱离时代的新政,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扑。即使朱棣失败了,也会继续有新的宗室站出来反抗,朱允炆这一仗,终究是难以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