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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登基的时候，颁发圣旨大赦天下，以及更改年号这事儿没有任何的稀奇，因为历朝历代的每一任新君在登基的时候都会有着这样的惯例。
若是有哪一位新君在登基的时候，不下圣旨大赦天下和更改年号的话，那才叫稀奇呢。
新君登基了，自然要有新的气象不是，更改年号便是为了告诉天下臣民，大明朝已经有了新的皇帝，告诉天下百官，要对新的皇帝进行效忠。
大赦天下，便是为了向天下的臣民们显示新皇帝的仁慈。
当然，这所谓的大赦天下那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不作任何的甄别便将监狱中的所有犯人都放出去，要是真的这样那就不是在显示新君的仁慈，而是残暴了，真要这样做了天下基本上也就大乱了。
大赦天下，赦的只不过是一些罪不至死的犯人，而若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样的十恶不赦之重罪，那就是属于国家的政治犯或是钦犯，遇赦不赦。
后世许多人以为大赦天下就是皇帝有权任性，将国家制度和法律玩弄于鼓掌之中，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实际上，皇帝是不能动不动的就下圣旨大赦天下的，皇帝也是得要按照规矩来才成的，不能够皇帝一拍脑袋就胡来，必须要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和意图，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时候还得要的朝中的大臣们商量着来。
颁布了大赦天下以及明年改元为泰昌这事儿的圣旨，接下来摆在朱常洛面前的最为紧要的一件事儿，那便是大行皇帝的国葬以及相关的庙号和谥号。
关于谥号，在王皇后薨逝的章节中已经有过了部分的介绍，这里再说一说庙号。
庙号和谥号一样，同样是起源于商朝， 凡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
庙号便是帝王死后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
周灭商后，并没有沿用商朝的庙号制度，所有的周天子死后都只有谥号而没有庙号，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也没有庙号，原因嘛就是始皇帝认为庙号和谥号都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这样不好！
所以庙号在商朝之后曾经一度有被废止了近千年之久，直到汉代秦而立之后，才又重新恢复了谥号和庙号的制度，从此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只不过，在隋朝以前，特别是汉朝对于给皇帝上庙好这事儿特别的慎重，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可以拥有庙号的，除了肇基立国者非有大功大德者不能有也。
整个两汉四百年的国祚，老刘家真正的被后世子孙认可的有资格能够拥有庙号的皇帝只有七个。
西汉刘邦是太祖高皇帝、刘恒太宗孝文皇帝、刘彻世宗孝武皇帝、刘询中宗孝宣皇帝；东汉刘秀是世祖光武皇帝、刘庄显宗孝明皇帝、刘炟肃宗孝章皇帝。
这里面的什么什么祖、什么什么宗就是庙号，而后面的什么孝文孝武、光
武、孝明什么的就是属于谥号。
庙号到了三国的时候，开始被用的多了起来，甚至于到了被滥用的程度。
一般而言，当皇帝大行，即位的新君和朝中的大臣们在给先帝选议庙号的时候，选字并不必严格参照谥法，但是因为也要考虑的到皇帝在位期间的功过，所以也是有着褒贬之意在内的。
简单的来说几个，比如，太祖、高祖便是有着肇基立业，开国定鼎之功业，多用于一个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像刘邦、李渊和杨坚；太宗便是发扬光大，对王朝的稳定和发展有着不小贡献，而且一般也都还有着不小的战功，多用在一个王朝的第二或者第三任的君主身上，像是李世民、朱棣（早期朱棣便是太宗，只是后来因为嘉靖皇帝即位搞了一场‘大礼议’之争，想要把自己的亲爹放进太庙之中，所以给朱棣追尊了一个成祖的庙号）；高宗一般则大大多是用在一个王朝中衰的.asxs.，按照谥法而言“高”这个字并不是什么多好的字，只能算作一个中等甚至还隐隐带着贬义的字，像是赵构、李治和螨清那位被易中天老师骂做王八蛋一辈子没有干过几件好事儿的“十全老狗”乾隆皇帝；再比如世祖、世宗这两个庙号，一般作为新时代开的创者或者王朝的承上启下的君王，亦或者是用来暗喻皇帝世系传承转移，旁系入继大统，典型的就像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以及大明朝喜欢修仙炼丹的嘉靖皇帝........
对于该给大行的万历皇帝上一个什么样的谥号，早在朱常洛登基以前，百官就已经在大学士方从哲以及礼部尚书赵秉忠的主持下议定好了，就差让新登基的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以圣旨的形式颁发下去了。
所以，朱常洛登基之后，命王安宣读的第二道圣旨便是大行皇帝万历的庙号以及谥号。
经群臣议定，万历庙号为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当听罢圣旨中便宜老爹朱常洛和百官们万历上的庙号和谥号之后，朱由楫心道果然还是和史书中记载的万历庙号、谥号一模一样。
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不名一善！
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神宗这个庙号，一个神字，听起来似乎好像还蛮神气的，也蛮有气势和威仪似的，实际上确实一个名褒实贬的庙号。
就朱由楫知道神宗这个庙号，最出名当属宋神宗赵顼了，其次便是大明的神宗皇帝朱翊钧了。
而且很巧和的是，无论是赵顼还是朱翊钧，这两位神宗皇帝在位时期，在处理国政的经历上简直不要太像了，不管他们是不是主动自愿的，反正前期那都是任用了贤臣积极地推行变法，使得国家的吏治、经济和军事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国势也有着明显上升。
一个是王安石变法，一个是张居正改革！
然而，好景都不长！
变法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是人亡政息！
更关键的在于，因为推行变法，而有了党争的出现。
北宋从神宗赵顼开始，围绕着变法开始了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宋徽宗重用了蔡京、童贯这些人党争才基本结束。而无论是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其内部也都有不同的派党，内部也是互相倾轧严重，比如旧党之中就分作了三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以二程（历史典故程门立雪当中的那两哥们儿，程朱理学的开创与奠基者）为代表的洛学，以三苏父子（苏洵、苏辙和被后世称为大吃货的词圣苏东坡）为代表的蜀学。
大明朝的文官老爷们经过了洪武和永乐两朝的雄主高压，仁宣时期的蓄势发展，然后在土木堡之变迎来了属于文官集团的春天，除了偶尔有那么几次宦官跳出领着厂卫给他们捣乱之外，这个春天基本上是一直延续着的。
到了神宗朝，因为要变法，经过张居正的一顿敲打，许多的因为反对变法而被打击的官员们开始抱团在了一起，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朱翊钧真正的掌管朝政，兢兢业业的干了四年，然后就因为“国本之争”而不上朝了。
于是，大明的党争就此形成，大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林党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然后为了制衡东林党，其后浙党、楚党、齐党以及宣党、昆党相继被建立起来。基本上都是东林党单挑浙、楚、齐、宣、昆，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悍。
党争的序幕一旦拉开，可就再也刹不住车了，百官们在朝堂之上大多都忙着争权夺利，互相拉帮结派，将心思和精力也都用到了搬倒政敌、消除异己上面，如此一来要如何治国施政，利国利民也就思考的少了，投入到实际的政务当中的心思和精力也就降低了。
直到大明朝的京师被李自成和螨清轮流坐庄了，大明变成了南明在螨清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已经朝不保夕的时候，弘光朝、隆武朝和永历朝的文官们依旧还在忙着党争、打压异己......实力作死有木有？
还有一点，这两位神宗皇帝都对外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都是先期获得了不小的武功成就，再然后便是一场大败直接差点儿把自己的底 裤都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宋神宗有五路伐夏，结果是惨败！
明神宗有四路伐金，同样是惨败！
朱由楫甚至有些恶意趣味的在心里边儿琢磨着，这到了下边，大明的神宗和大宋的神宗这俩人要是碰面了，这一聊天儿、一介绍自己，会不会:
咦？原来你的庙号也是神宗啊！
怎么的，你的庙号也是神宗？
是啊，好巧！
然后一聊起自己在皇位上的经历，会不会有种相逢恨晚的感觉，彼此成为一对好基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