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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与迫害。他在三年多的逆境中认识到：真理被当作谬误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真理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暂时被谬误所战胜。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觉悟。如果操之过急，他个人被谬误打倒事小，三万多红军——还有未来中国的革命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了！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急于和博古、李德交锋的真正原因。今天，他听了王稼祥的结论之后，又试探性地问道：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想了很久了，”王稼祥大有破釜沉舟之慨，“只有把他们轰下台，由老毛你来指挥红军。”
毛泽东知道王稼祥说的是肺腑之言，但他并没有附和着王说下去。他沉吟片时，又不无担心地问道：
“会有多少人赞成你这种意见呢？”
王稼祥自然也清楚毛泽东这句话的内涵，他想了想，遂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在人为嘛！”
毛泽东赞成王稼祥说的“事在人为”，这是因为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军事路线，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军事路线这件可为又必须为的大事靠什么呢？靠人为。但是，毛泽东深知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不能出面。因此，他仅仅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而已。
王稼祥理解毛泽东的处境，在政治斗争中，投鼠忌器也是必要的。他想过许久了，这件做“人为”的人的工作，已经责无旁贷，或说是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另外，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深知，欲要改变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单靠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不行，必须发动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现身说法，才能给博古、李德以致命的一击。为此，他首先找了聂荣臻同志。
聂荣臻由于脚化脓了，坐担架行军，有时还跟着中央纵队行动。诚如他自己事后所说：“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他通过痛苦的思索，逐步形成了坚定的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可“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见，王稼祥和聂荣臻越谈越投机，大有一拍即合之意。很快，他们二人得出如下的共识：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说到必须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的事情，王稼祥清楚：那一定是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单靠他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行的，还必须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会商。
王稼祥与张闻天进行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交谈，是在黄平附近的一片橘林中。两副担架一字儿摆好，王稼祥和张闻天头靠着头，望着满树金黄的熟透的橘子，进行着深入的交谈。但是当说到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二人又陷入了长时间的凝思中。突然，一阵寒风吹来，一个硕大的橘子脱枝落下，刚好砸在了张闻天的头上。王稼祥惊得抬起头，关切地问道：
“洛甫，砸疼了吧？”
“刚好起到清醒的作用。”张闻天顺手拿起这个橘子剥开，把橘瓣递给王稼祥，“吃吧！”接着，他把橘皮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品着。
“你怎么吃橘皮？”王稼祥惊诧地问。
“橘皮入药，可以治病。”
“你有什么病？”
“害了苦中思甜的大病！”
王稼祥恍然大悟，遂又把话题扯回到“怎么办”上来。他怅然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到了苦中思甜的时候了！你是常委，是有权向政治局建议的，我们总不能像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吧？”
“我想过了，仗这样打不行，我看还是要老毛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强。”
“我也同意。”
“你和老毛谈过了吗？”
“谈过了。他担心：他们会交权吗？”
“这由我来做。找个适当的时机开会，由中央来决定。”
王稼祥和张闻天谈过话后，立即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打了电话，转达了张闻天同志的意见。令王稼祥高兴的是，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正当此时，他们突然接到通知，大意谓：请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赶到猴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愕然问道：
“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笑了笑，似成竹在胸地说道：
“我看他们还是要否决黎平会议的决议！”
……
九
猴场是贵州瓮安县一个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的城镇。
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攻陷瓮安县城。中央野战军司令部于是日下午三时进抵猴场。
中央红军自打井冈山开始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逢年过节都要召开军民联欢会、官兵同乐会。时下，虽说是非常时期，不可能搞得像在中央苏区那样红火，但总政治部仍然要求各单位开展各种样的庆祝活动，并把这一活动变成强渡乌江的战斗动员大会。再者，由于红军是奇袭瓮安，有钱人准备好的“年货”尚未来得及开吃，一闻枪声就弃之而逃，这些战利品大部分给了瓮安城中的“干人”，一小部分也就成了红军会餐的佳肴，“每个伙食单位杀了两头大猪，还有羊肉、鸡肉，会餐，吃了六大盘”。因此，红军指战员一扫连日行军打仗的疲劳，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新年。自然，大家在大块吃肉的同时，也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和写决心书，要求当强渡乌江的先锋。
然而，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却没有这样好的兴致，即使是在元月一日，他们仍然在猴场正襟危坐，召开史家所称的“猴场会议”。
周恩来宣布开会之后，博古即代表李德发言，他们的主要观点依旧：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再次要求红军杀一个回马枪，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对此，毛泽东重申在黎平会议上阐述的正确立场，严肃地批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接着，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与会者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并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最后，周恩来集多数政治局委员之意见，形成并通过了有名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
一、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二、必须在“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的作战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三、不论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向我迅速追击或相当推迟时日，应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四、同样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地与有步骤地来开始我们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部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材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为达到这些目的，应适当地使用我们的部队，我军以不违背基本作战方针为原则。
……
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十分清楚：为了杜绝再次出现博古、李德打着“三人团”的旗号否决中央政治局决议的事发生，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会议作出明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实际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定权。自然，也就等于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与此同时，该决议还“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不仅对全国红军恢复了领导权，而且也明确了书记处与军委——实际上是最高“三人团”是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为确保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获得成功取得了组织保障。
“猴场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因此，《猴场决议》是对《黎平决议》的重申与发展，并决定了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如果说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反映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领导与最高“三人团”的斗争经过，并且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三次会议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为以后纠正“左”倾军事路线并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经过审时度势，其思考重心已经转移——如何在遵义会议上顺利清算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他懂得要想把真理变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行动，必须让更多的领导人认识并掌握真理，赞成并拥护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这就是任何政治家都必须懂得的策略——团结大多数。为此，他决定与朱德、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交换意见。
朱德一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从名义上讲，谁也不曾想过拿掉他的总司令。但是，自打博古，尤其是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实质上被李德架空，有名无实。历经一年多的五次反“围剿”战争，失掉了他和毛泽东等创建的中央根据地，他内心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亲历血战湘江之后，红军锐减至三万多人，他这位名不副实的总司令除去心痛之外，也不能不问个“为什么”。当他回想起与毛泽东等自井冈山到创建中央苏区，尤其是粉碎敌人的前三次“围剿”的经过之后，他越发地感到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是瞎指挥。经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之后，他也逐渐地认识到：是到了请毛泽东出山的时候了！但是，他作为总司令，主要时间是在战场指挥，很难有机会和有关人员讨论有关军事路线问题。与他的老搭档毛泽东就更少有晤谈的机会了！
猴场会议之后，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尤其是瓦解敌军的工作。为此，起草并由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正当朱德准备赶往乌江前线指挥抢渡乌江的战役的时候，毛泽东主动前来为他送行。两人相见，有千言万语要说，有意思的是，他们相视良久，可谁也不知该从何说起，这静静的屋中唯有唏嘘喟叹声……最后，毛泽东提议道：
“老总啊，我今晚就陪着你去看看指战员们吧！”
毛泽东与朱德信步走到郊外山坡上，看着那些不顾寒风侵袭，紧紧裹着薄军毯枕戈入睡的指战员，心中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阵阵隐痛。可是，他们这两位曾被蒋介石骂为朱毛红军的统帅，时下所能做到的也只有为指战员盖好被寒风吹开的军毯。这时，在对面的山坡上传来如泣如诉的“哎呀来”的歌声，尽管听不清唱的是什么内容，可毛泽东与朱德闻声都禁不住地打了个寒噤，遂又身不由己地驻步原地听了起来。毛泽东知道朱德非常喜欢这支江西民歌，每逢开庆功会的时候，他还要亲自吹着笛子伴奏，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为此，他小声地问道：
“老总，带着笛子了吗？”
朱德微微地摇了摇头。
“你要是带来该有多好啊！”毛泽东说罢挥拳击向夜空，愤慨地说，“当年，张子房靠一支箫，吹散了项羽的三千子弟兵；今天，老总只要弄笛高奏，我相信这些红军指战员也都会觉醒起来的！”
朱德自然明白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那就是希望他做一位真正的总司令，赶走布满红军心中失败的阴霾，从失败中走向胜利。他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啊！于是，他微微地点了点头，低沉地说道：
“还是让我们坐下用心地听听这歌声吧！”
毛泽东与朱德席地而坐，任凭寒风扑面抽打，谁也不愿打破这静静的夜时。很快，他们二人又随着这揪心的歌声陷入了沉远的凝思。不知夜时流逝了多少，那百转低回的“哎呀来”的歌声都消失了，他们二人依然未从那沉远的凝思中醒来。突然，吹来一阵冰冷的旋风，冻得毛泽东打了一个寒噤，他的思路很快回到了现实中。但是，当他再一看朱德仍在沉思的样子，使他又想起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遂小声地问道：
“总司令啊，你是不是又在思念自己的母亲？”
朱德终于被毛泽东的问话唤回，他有些怆然地点了点头。
“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你最思念的是母亲。”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朱德再次怆然点头的样子，又十分动感情地接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母亲那无形的精神力量在激励着你，使你没有低下头。”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朱德又想起了自己那劳作一生却永远不愿向生活低头的母亲。自然，他也想起了在失败面前与毛泽东共话母亲的往事，故也感慨系之地说道：
“我记得那时你也说过，大革命失败之后，是母亲那正义的力量，使你放弃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这一高官厚禄，毅然率领泥脚腿子上了井冈山，当了红色的山大王！”
说到这件往事，毛泽东真可谓是感慨万千啊！他再次想起了自己那慈祥的母亲……最后，他有些哽咽地说道：
“这是因为母亲不仅给了我们血肉之躯，而且还对自己的孩子寄托着最为美好的憧憬。作为孩子，他应当践行母亲这最为美好的憧憬，才是真正的孝道啊！”
“你我就是靠着这点良知，一步一步地成了马克思的信徒，又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一起。”朱德说到此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二人真可谓是披荆斩棘，历尽千难万险，前后花了近六年的时间，才创建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朱毛红军。”
提到朱毛红军的创建，等于打开了毛泽东的话匣子。说到蒋介石惧怕朱毛红军，他和朱德的心中都有着一种他人难以理解的自豪感。因此，他接着朱德的话题加以引申：
“蒋介石为什么把朱毛红军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呢？那是因为他预感了未来的中国，一定是朱毛红军和他争天下。所以，他骂你是猪（朱），骂我是猫（毛），还口吐狂言，要杀猪宰猫。可中国的老百姓呢？却骂他蒋介石是当代闹南京的一只老鼠！”
“我记得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未来能战胜蒋介石这只老鼠者，非你这只老猫莫属！”
“对，对！”毛泽东坦然地笑了起来，“那时，我还补充说，我这只老猫离开你这位猪司令，将一事无成！”
说到此处，朱德有些激动了，他霍然起身，郑重地说：
“那时，你我就约定：猪（朱）猫（毛）不分家！”
“对，对！”毛泽东突然又借题发挥，“一分家就倒霉，红军就打败仗！”
朱德听后豁然开朗，明白了毛泽东和自己交谈的真正用意。他沉吟片时，复又有些怆然地说道：
“蒋介石前后出动了上百万的军队，没有把你我分开，可他们却办到了！结果呢……”
毛泽东没有再接着话茬往下说，他只是看着朱德那一动不动的形象，等着朱德自己作结论。
朱德继续沉吟不语。突然他大步走到不远处的悬崖峭壁前，指着下面黑洞洞的深渊，愤然地说道：
“老毛，你我一手创建的朱毛红军，再向前走一步，就跌到万丈深渊中去了！”
毛泽东走上一步，紧紧握住朱德的双手，掷地有声地说道：
“你我必须结合起来，向他们猛击一掌，使他们清醒！”
毛泽东与朱德交谈的目的达到了。直言之，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朱德这位政治局委员理所当然地会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这时，夜空中飘起了雪花，朱德与毛泽东相偕回到了住地。
恰在这时，周恩来通过不同的渠道，收到了有关敌人调动的情报，急需与朱德、毛泽东洽商，并制定可行的抢渡乌江的战役计划。因此，他们三人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由情报获悉：就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的同时，薛岳率部直趋通往贵阳的要地马场坪，与王家烈会晤。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战略家的敏感看到：薛岳此举意在黔省。换言之，薛岳暂时把所谓“追剿”的重点由红军转移到黔军，完成蒋介石收复贵州省的目的。因此，他提出借此良机抢渡乌江，进占遵义。
说到抢渡乌江，周恩来指着作战地图说：就在中央红军向乌江前进的时候，王家烈已“命令东自思南县的塘头，西到遵义的老君关，这一百多公里长的十几个渡口，加紧修筑防御工事。侯之担也将林秀生旅的两个团调到乌江以北”。薛岳在与王家烈会晤之前，已命“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已经占领镇雄关，向新老黄平续进。周浑元纵队四个师经施洞向老黄平续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欲要摆脱强敌的尾追，必须打破黔军对乌江的封锁，以突袭的方式渡过乌江，进占遵义。接着，他又指出：侯之担一方面严令“教导师奉命防守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另一方面他还怀有侥幸心理，认为“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敢来攻乌江，可能走其他路线”。为此，周恩来提出负责实施抢渡乌江的红一军团必须想出个偷渡的方案来。
说到偷渡乌江，首先要了解乌江。由于朱德早年在川滇黔一带多次征战，知道乌江又叫黔江，是长江在贵州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由西南流向东北，横贯贵州全境，把贵州劈为南北两部。由于乌江江面宽阔，且水流湍急，不但难以涉渡，而且也不易架桥。再者，偷渡乌江的单位应不小于一个团的兵力，才会有助于全体红军的涉渡。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偷渡的困难。最后，他提出如下原则：“按乌江以北为侯之担部约三团，决无法扼守沿江百余里的渡口，望分令各先头部队在规定的渡河点附近，必须找到另一渡河点设法偷渡。同时在原渡河点仍留部队伪装架桥，以迷惑敌人，以便能绕道从下侧后驱逐该敌，然后开始架桥。”“偷渡部队不应小过一个团，在偷渡的渡河点应派兵扼守，防敌偷袭，并防其焚毁渡船。”
对此，毛泽东与周恩来完全同意，并由朱德以总司令的名义发电通知有关部队。同时，为确保抢渡乌江大获成功，责成总司令加强第一线的领导。接着，朱德总司令离去，具体实施抢渡乌江的战役计划去了。
虽说在这之前，周恩来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红一军团下达了抢渡乌江的命令，并明确指示红二师由军委直接领导，红一师由林彪、聂荣臻等军团领导率领，分别从江界河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但这时的周恩来，哪怕是古今中外最天才的军事家，在未顺利实施并获得成功之前，他的心中都会像是悬了一块千斤重石那样不安！时下，又指示抢渡乌江的部队改以偷渡的形式且不小于一个团的兵力，这不仅对抢渡乌江的指战员增大了难度，而且也对周恩来加大了心理压力。因此，他一直沉默不语，在等待抢渡乌江的消息。
天公似乎有意为难红军，铅似的浓云重压着山川大地，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更为奇特的是浓云与密雾相连，把天地变成忽而是灰色的、忽而又是银色的世界。结果，完全遮住了人们的视线，用望远镜都看不清乌江对岸的情况，给实施偷渡乌江的计划增添了困难。为此，周恩来不停地电问前线的战况，但得到的消息却令他失望：红四团的八名勇士拉着缆绳勇猛地向乌江对岸游去，刚过江心，敌人的炮弹打断了缆绳，一位勇士负伤，被咆哮的江水吞噬，其他七名勇士幸免于难，试渡就这样失败了。待到他获悉毛振华连长亲率三只竹筏抢渡失败且毛连长下落不明之后，他再也坐不住了，拿起大衣，准备赶往乌江岸边，亲自指挥偷渡。
也就是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李德赶来向周恩来发难，幸灾乐祸地指出：这条难以驯服的乌江就是第二条湘江，试渡的失败，就是对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与此同时，博古也向他提出质疑：
“为什么一定要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让更多的同志帮助我们检查失败的原因！”周恩来郑重地答说。
“我看他们是醉翁之意……”
“不要再说了！”周恩来打断了李德的话，“我要立即赶往前线，等渡过乌江之后再说这些事情吧。”
周恩来骑马赶到乌江岸边。令他震惊的是，毛泽东迎着风雪驻步江岸，望着恶浪排空的乌江大口地吸着纸烟，似在思索着什么。周恩来策马飞奔到近前，纵身跳下马来，客气地说道：
“主席，你一定知道试渡乌江失败的事了吧？”
毛泽东掸了掸身上的雪，似胸有成竹地答说：
“准确地说：第一次试渡乌江失败了。但我坚信刘伯承这条独眼龙，会带领红军指战员游过乌江去的！”
“那主席在此……”
“等候你的大驾来临。”
“等我？”
“对！我算准了你会从指挥部赶来的。”
“有什么事吗？”
“趁着战斗的间歇，和你说说心里话。”
“可现在是抢渡乌江……”
“失败了，由我毛泽东负责！”毛泽东说罢看了看风渐息、雪已停的天气，不无幽默地说，“看，天公作美，也希望你我进行这次谈话。”
对于这次谈话，毛泽东是有备而谈，或曰是有的放矢的。他作为一位旷世人才，不仅知道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而且他还清楚周恩来自长征以来的思想变化。对此，周恩来事后曾说：“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另外，毛泽东作为战略大家懂得：遵义会议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是不行的。相反，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如果坚定地杀一个回马枪，必将确保遵义会议的成功。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还想到了在改变最高“三人团”的错误军事路线之后，红军依然离不开周恩来。因此，他在猴场会议之后，不失时机地与周恩来进行一次谈话，向周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对于这次谈话，周恩来也是想到了的。因为他清楚：“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当然他也知道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军事路线是含有他的失误的。尽管他“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并在他的支持下，“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但对遵义会议要解决哪些问题，自己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依然是不甚了了。这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又将开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会议，他不但没有底数，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为未来红军的命运担着一份心。因此，他很想和毛泽东交心式地谈一次话。
毛泽东不仅善解人意，而且还能准确把握人心。他针对周恩来焦急关注抢渡乌江的心理，主动提出与周骑马并行，在赶往渡江指挥部的路途中边走边谈。恰好这时，风住雪止，夕阳在西天露出了一张红彤彤的笑脸，给一派银装素裹的苍茫关山又抹上了一层金辉，似给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谈话增添了一点喜庆的气氛。
“恩来啊，抢渡乌江固然重要，但是……”毛泽东侧首看了看有些被动的周恩来，遂又开门见山地说道，“我认为时下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遵义开会的内容。”
对此，周恩来认为自己是没有太多的发言权的。加之，他从通道、黎平，尤其是猴场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知道不仅是毛泽东成竹在胸，而且张闻天、王稼祥也已腹案在心了。他沉吟片时，依然是有些被动地答说：“我想，主席与稼祥、洛甫等同志一定是有了比较成形的方案了。”
毛泽东听后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因为他从周恩来的话音中感到了周的心思——或曰是心病，需要他来解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找周恩来晤谈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此，故感慨地摇了摇头，深沉地说道：
“看来，恩来同志也受到了某种干扰，需要我来予以排除。”
周恩来自然明白毛泽东说的干扰的内容，他依据从不文过饰非或诿过于人的原则，未等毛泽东把话说明，遂主动地说道：
“我愿承担红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但是，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
“不赞成同错误的军事路线执行者进行那种残酷的打击、无情的斗争，对吧？”
周恩来十分沉重地点了点头。
“你我都很清楚嘛，残酷打击与无情斗争这两条大棒，恰好是他们压制正确意见，实行独断专行的法宝嘛！”
周恩来一听毛泽东的语气，真担心在遵义会议上演出一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悲剧，他在阐述了对党内斗争的看法之后，又声调低沉地说道：
“或许主席也会给我戴上一顶斗争不坚决的帽子。”
“不！”毛泽东认为自己到了亮明旗帜，解除周恩来思想中的一切顾虑的时候了，故提高声调说道，“我不希望我毛泽东的手中有这样的帽子，同时，我还真诚地希望我们党内永远抛弃这样的帽子！”
周恩来一听为之一震，他似乎感到了毛泽东这位长期受错误路线迫害者的博大胸襟。同时，他从毛泽东的语气中还感到了某种与自己相通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位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大政治家，很动感情地说道：
“恩来，到时候不仅需要你出面为双方消气灭火，而且还需要你主持公道。”
“可我……”
“我说句公道话，你受了不少夹板气，还愿承担红军失败的责任。”
周恩来听后深为毛泽东的知人知心所感动。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过错给红军带来的损失，遂又禁不住地喟然长叹。
“这就是我们的恩来同志！一句话，谁不看到恩来同志的劳苦，谁就不公道！”
恰在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枪炮声。毛泽东看着驻马辨听的周恩来，笑着说：
“抢渡乌江的战斗打响了！你我的谈话到此结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