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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遂下了相应的作战命令。接着，他为贺国光入川饯行，当谈到乌江防堵战时说道：
“就看这位王家烈主席如何走这步棋了！”
王家烈的这步棋很不好走！这是因为他走出的这步棋牵动着与此有关的三个方面：进入黔境的中央红军，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蒋记中央军，以及黔境各自为政的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四大派系。
王家烈对于进入黔境的中央红军是很怕的。一方面，他们曾与贺龙的红三军、萧克的红六军团交过手，不仅被打得一败涂地，而且连贵州的各族百姓都站在红军一边，起劲地反对黔军；另一方面，他深切知道桂、粤、湘三省的军事实力都比黔军强许多倍，他们集三省军力之合，外加薛岳负责“追剿”的中央军九个师，都未能遏制中央红军长驱西进，他仅仅靠一个四分五裂的第二十五军与中央红军对垒，真是好比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当时，王家烈的真实想法是：
“红军主力到贵州来了，共产党要占据我的地盘，要阻挡他们，我无力办到。”
王家烈对于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蒋记中央军也是很怕的。诚如前文所述，王家烈因参与陈济棠、李宗仁三省联防，暗中反蒋，被蒋视为“眼中钉”，蒋氏久存欲去王而后快的念头——自然是为了通过“攫取贵州，从而控制西南各省”。再者，薛岳所部有九个装备精良的师，若想消灭黔境各霸一方的第二十五军，那真是易如反掌！王家烈的真实想法是：
“中央军乘追击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想拒绝他，也不可能。前思后想，心绪非常烦乱。在当前形势下，我只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狙击红军，使其早日离开黔境。”
与此同时，王家烈还有一个想法：“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早已洞悉其奸，分电制止。因此，王家烈联系的结果是：“广西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同意派其第七军率覃联芳、周祖晃两个师开到贵州都匀、榕江策应；广东第一集团军陈济棠同意派其第二军推进到广西浔州，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他们说，若再远离其各自的省境，就感觉自己后防空虚，无法办到了。”怎么办？他思之良久，遂初步做了如下防堵中央红军的计划：
将黔北（乌江由回龙场折向西，故在北岸）的防务交与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我和犹国才负责。我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到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
王家烈深知遵义地理位置的重要，他赶到遵义与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会晤，传达蒋介石对此次防堵中央红军入黔后的指示。为在黔境统一军令起见，遂与侯之担商定，在遵义设立一个临时机构——第二十五军军部行营，并委派江国潘为遵义行营主任。接着，王家烈又匆匆赶回贵阳，静观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的进军动向。
但是，当王家烈稍许平静之后，他又开始揣摩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目的：是借道还是久留？所谓借道，即红军进入黔境之后直出黔北，一是继续向北涉过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是中途突然挥师东去，与湘黔交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所谓久住，即在贵州地盘上建立根据地；王认为后者可能性有，但不如借道的可能性大。即使在贵州创建根据地，也以黔北的可能性为大。按照他的这一思路继续推演下去，无论是借道还是久留，薛岳的中央军都会尾随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对他所控制的黔南一带构不成太大的威胁。这样一想，他的精神压力似乎又小了许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开始思索如何借中央红军入黔之机，削弱或消灭他在黔境的另外三大对手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待他的这一腹案成熟之后，遂向有关人士发出电告，大意谓：“大祸已迫在眉睫，目前几万红军快到黔边，后有十多万国民党中央军跟踪而来，大家都应放弃前嫌，共谋应付……”或许是都认识到了倾巢之下没有完卵的原因，分裂有年的实力派表面上又有了共识，同意在贵阳、镇远间的一个公路交叉点小镇马场坪召集“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会议。
王家烈赴会之前，“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和红军进迫黔省的紧急情况”，为其自身利益着想，遂做如下部署：
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十五两团，并指挥都（匀）、独（山）、荔（波）、平（塘）民团和榕（江）、下（江）、黎（平）、永（从）民团，开赴永从、黎平、老锦屏之线，严密防堵；
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率第五、六两团进驻天柱，协同湘黔边区“围剿”司令部参谋长王伯勋，并指挥黎、锦民团，于瓮洞、远口、天柱、锦屏之线，严密布防，清江河“围剿”指挥部陈叔武、民团指挥王道帜，负责清江河防务；
第一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各团由思南、印江开赴施秉集中待命。
王家烈在马场坪开会的地点是一家院落的厢房。有意思的是，前来开会的军长、师长下榻的床上都摆有鸦片烟具。出席会议的有王家烈、犹国才、蒋在珍、何知重、柏辉章等驻守黔境的军师两级长官，以及一些列席人员。王家烈在讲完所谓套话之后，遂又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共军突围西进，已到湘黔边线，很可能就在日内侵入黔境。我守土有责，应尽力消除这场灾祸。军委会电令本军要竭力拒堵和围击，不让共军西进或北上。我军有一部分已胶着在沿河、松桃方面防堵萧（克）、贺（龙）部。现在只有团结对敌，共同保护桑梓。特邀各位来此共同商量，制定良策。”
黔军的四大派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贵州抢地盘、争霸主，—个比一个在行；但是他们一听要和红军作战，都心惊胆战；再一听后边跟踪而来的，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军九个师的兵力，他们又都暗自念起了小九九，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各自为政的大兵长官们前来出席会议，与其说是商定对付红军与中央军的对策，还不如说是来摸王家烈的底牌，以便回到防地好安排自己的出路。他们听了王家烈的开场白之后，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但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
“一切听王军长的！你就下达作战任务吧。”
王家烈当然清楚这句话的内涵是：快把你对付红军及中央军的底牌亮出来吧！于是，他很有分寸地说道：
“下边，请我军的参谋处长宋志坚汇报**行进的情况，以及薛岳总指挥所部的跟踪态势。”
宋志坚遵命“把当时收到的红军西进到达地区和薛岳兵团的尾追情况汇报后，继续说，黔军已动员的有第一师（何知重）、第二师（柏辉章）、教导师（侯之担），并略述三个师的活动状况”。这时，已被委任二十五军总指挥的犹国才感到没有讲到他的属下备战情况，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不客气地打断了参谋处长宋志坚的汇报，说：
“保护桑梓是应有的责任，会前大家已经交换过意见，一致表示绝对服从军部的统一计划，还是请宋（处长）先把军部作战计划方案说说。”
王家烈明白犹国才的这番讲话，是说出了其他派系想说的话，因此，他未等其他与会者发言，就又笑着说：
“宋处长，你就开宗明义地说吧！”
参谋处长只是军长的助手，在讨论战情或部署作战的军事会议上，他又变成了军长的传声筒。所以，这位宋志坚处长一听王家烈的口气，遂把话锋一转，讲了如下这段话：
红军号称十万，要北上抗日，江西、湖南、广西三省有雄厚的兵力和强固的封锁线，但是没有堵得了；贵州素无准备，人心异常恐慌，怎样才能招架得住，这是一方面。军委会和薛岳转来的电报，命令黔军要防堵，要追击，要围歼……势不能不妥谋应付。军部初步计划是：把全省区划为四个作战地区，任命四位指挥官，在军部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负责，执行坚壁清野，统筹使用该地区的一切力量。犹国才的部队远在盘江以西，建议速开到安顺集结，将来看情况使用；蒋在珍的部队迅速推进到绥阳、湄潭，策应侯（之担）师封锁乌江和守卫遵义；柏（辉章）师已开镇远，阻止红军西进；何（知重）师为总预备队，位于贵阳、马场坪间；其余部队就地准备待命。
与会者听完上述军事部署之后，都清楚王家烈的真实用心是：借追堵红军和防范薛岳的中央军之机，削弱与他平分贵州地盘的其他三派势力。但是，由于犹国才的部队远在盘江以西，无被红军消灭之虞，对此，他装出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既不获罪于王家烈，也不得罪蒋在珍；侯之担的教导师位于遵义至四川一线，属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地位，既然王家烈作出要蒋在珍师策应其部的决定，他就谢天谢地了；与会者中唯有蒋在珍心里有一堆意见，会后他曾对亲信说过如下这段话：
“军部划分作战地区，叫各路各行筹划补给，其目的是要犹（国才）我两部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我们抱的是隔岸观火的态度，以为一经明令划分作战地区，就把追堵的责任加在我们的头上了。我坚决反对这个诡计，你任命我当指挥我不推，以后不能打仗那是军部不补给的责任。薛岳部队一入黔，就不会轻易离开，那才是个心腹之患。”
蒋在珍虽然看出了王家烈的用心，但在这种会上，尤其是搞政治的人是不会直言上述意见的。他很巧妙地讲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一切悉听军部指挥，地方行、财政应即交还省府，今后一切补给，请军部、省府统筹配发。分区负责，统筹使用地方一切力量，已成过去，不应再行。……蒋介石对非嫡系统治下的部队，是采取“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的手段，我们今后应怎样应付？……
接着，其他的与会者有意避开蒋在珍的发言，大讲“对红军不要硬打，得让路就让路，保存实力为上”等等。王家烈一听这些犯忌的话语，遂宣布结束会议。会后，他因自己的目的未能达到而郁郁不欢。但是，当他回到省会贵阳不久，遂获悉中央红军出黎平攻占剑河之后，又分兵两路西进，一部业已进抵镇远，一部向黄平进发，令他惊得不知所以。但是，当他从内部获悉薛岳向镇远推进的目的，不是意在解围，而是有意奇袭省会贵阳的消息后，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禁不住地自问：
“这一切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呢？……”
八
就在蒋介石、王家烈上下密谋防堵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周恩来于黎平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九日，以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了《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
在此《行动部署》中明确指出：“野战军大致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在剑河一带我野战军兵分两路，以“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着清水江向上游前进”。以“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应迟滞之”。接着，“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其目的是向乌江南岸挺进，寻机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为完成上述战斗任务，军委对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明确提出策应的战斗任务：红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立向永顺西移动，以后则向黔境移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红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为了汲取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之前不进行政治鼓动工作的教训，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草拟了“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交由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签发。该训令对中央红军下一阶段的任务做了如下明确的指示：
党中央明确地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区，并号召全体战士以一切力量争取这一决定的实现而奋斗！我主力红军在“转移作战地区创立新苏区根据地”的总方针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从艰苦奋斗中突破了敌人重重的封锁与防御，打破了敌人在湘粤桂等地区一切堵击截击的企图，而达到了贵州，现在继续的向着已经逼近的目的地——川黔边广大地区——前进！
西出贵州，北渡乌江，攻占遵义，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总方针确定之后，实施这一计划的干部就成了决定的因素。因此，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与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刘伯承谈一次话，详细交代作战任务。但是，周恩来认为自己是最高“三人团”成员，由毛泽东与刘伯承谈话更合适。毛泽东笑着说：“一、名不正，言不顺。时下我只是一位向军委提建议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向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发号施令的权力；二、你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从南昌起义始，伯承同志就是你的参谋长嘛！总之，这话一定由你来谈。”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说的在理，但他转念一想，遂又提出由博古和刘伯承谈话为好的建议。
毛泽东自然知道周恩来的用意：借以缓解当年博古下令解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矛盾，便于未来指挥战争。因此，他微笑着摇了摇头，又补充说道：
“谁和伯承同志传达任命我不管，但必须由你向新上任的总参谋长交代北渡乌江、攻占遵义的作战任务！”
对此，周恩来没有再提出异议。
刘伯承是红军中有名的战将。陈毅同志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来赞誉颇具儒风的军事统帅刘伯承，这是知人论军的评价。刘伯承自苏联习军归国尤其是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无论是在制定红军规则，还是在培养红军中下级指挥员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接任红军总参谋长之职，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自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刘便成了这位红军太上皇的幕僚。不久，他因不肯苟同李德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那套“左”的战略与战术，遂发生了矛盾，并遭到李德的辱骂。刘操着俄语斥责李德：“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结果，刘伯承被免去总参谋长，调红五军团任参谋长。他无怨无悔，与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同志相配合，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殿后任务。
刘伯承作为一代儒将深知：在此时受任总参谋长一职，是含有临危受命之意。但是，当他听说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西出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并在川黔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之后，他认为红军又有了希望。因此，当博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赶到第五军团的驻地洪州司，向他传达黎平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和中革军委的任命时，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接着，他赶到周恩来处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周恩来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决定北渡乌江、西进遵义，为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此，刘伯承没有直接批评最高“三人团”的错误，而是向周坦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必须改变分散用兵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于乌江一线，才能确保北渡乌江的胜利。”接着，他又指出：“为了确保红军西进贵州，严令贺龙、萧克所部必须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真正起到钳制湘西敌军的作用；为使我中央红军在川黔广大地区重建新的根据地，也一定要明令红四方面军主动进攻，使川军难以分兵南下。”最后，他不无为难地说：
“当年，我曾在川黔一带参加过军阀征战，知道乌江水流湍急。当我接任总参谋长的同时就曾自问：靠什么把这数万名红军指战员渡过乌江去呢？”
周恩来明确指示：“红军现已袭占剑河，我已电令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驱乌江南岸，并决定由你统一指挥中路。”最后，他也有些为难地说道：
“你说靠什么把红军送过乌江北岸去，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过，毛主席和我很认真地说：伯承同志是四川的一条独眼龙，他一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刘伯承出任总参谋长之后，首先要求各军团在制定作战计划之前，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为此，我红军又像当年在中央苏区那样，充分发挥侦察员的作用。在红军进占剑河以前，“先派出便衣侦察队，打扮成‘生意人’，有刻图章的、照相的、卖鼎罐的，进入了剑河县城”。另外，这些非同一般的“生意人”，遇到贫穷的苗族同胞买鼎罐时，就十分客气地说道：“这鼎罐你们喜欢就买去，没有钱也不要紧，过两天我们再来取钱。”这样一来，红军侦察员就和当地的苗族同胞成了好朋友，自然将剑河县城中的一切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加之侦察员有意迎合百姓说红军是天兵天将下凡，如何如何地厉害，从而使得本就害怕红军的守敌及官员更是怕上加怕，因此，他们还没见着红军就弃城逃走。我红军也就未放一枪进入了剑河县城。
或许是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老话了。毛泽东在离开剑河县城的时候，感到从精神到体力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因此，他有担架不坐，有马也不骑，穿上贺子珍在黎平刚为他补好的毛线衣，和警卫员们又说又笑地朝着乌江的方向大步走去。太阳就要转到正南方了，前边有一个不大的苗家村寨，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大声说：
“咱们来一个竞走比赛，看谁先走到村寨边，后到的，罚他做午饭。”
警卫员们知道毛主席的身体不好，谁也不主动地应战。但是，大家前进的速度的确加快了许多。就要到村寨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红军战士簇拥在一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像是农村看戏法那样。毛泽东好奇地挤了进去一看，只见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妈妈和她的小孙子倒在路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冻得就要奄奄一息了。毛泽东忙问：
“这是怎么一回子事啊？”
一位战士忙答说，他们已经问过这位老妈妈，她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都被地主抢光了。她的儿子在前几天又被抓丁当了兵，一家人没法活下去。她和儿媳妇分两路四处讨饭。因为天气太冷，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一点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战士们也没有多余的衣服，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
毛泽东一听二话没说，立即从身上脱下那件刚由贺子珍补好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来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就要冻饿死的老妈妈。他一见那位老妈妈欲要站起，匆忙蹲下，紧紧抓住老妈妈那冰凉的双手，亲切地说：“老人家，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毛泽东说罢看了看老妈妈那激动不已的表情，又用贵州方言重复地说道：
“老妈妈，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这位老妈妈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兵，更没见过关心穷人死活的长官，因此她千恩万谢之后，一迭声说着“红军”，领着自己的小孙子蹒跚地走了。
或许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刺激太大了，也或许是他认为这是教育战士的最好教材，他当场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事有凑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纵队政委的陈云同志正好也在场，他目睹了全过程。或许这件事对他印象太深了，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
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笔者的描写与陈云的记述有一条被单之差。这是因为笔者依据的是毛泽东警卫员的回忆。
也就是在这前后，傅连暲同志骑着马行进在狭窄的山路上，突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跌到山下的河中，马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傅被摔在浅滩上喝了许多水，当时昏迷过去。傅得救了，但放在马上的毯子和被子连同马一道被水冲走了。毛泽东听说之后，忙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毯子拿出，请警卫员给傅送去。傅见到毯子如见毛泽东，他怎么也不肯收下。这时，前来慰问的张闻天同志说道：
“主席给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还客气什么！”
傅连暲无限感激地收下了毛泽东送来的毯子。
与此同时，王稼祥向毛泽东通报了如下情况：黎平会议之后，博古在李德的鼓动下仍想推翻黎平决议，坚持沿黔东向北进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另外，某些人听说黎平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心里不舒服，并在下边搞非毛活动。毛泽东听后显得十分平静，似乎是他所料中事。他沉吟片时，问道：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是凯丰同志。”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江西省萍乡市人。大革命时期，他赴苏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王明小宗派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一九三○年初冬回国，先于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评价，遂与王明等人发难，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在他们的苏联恩师米夫的支持下，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博古相继捧上台。不久，凯丰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并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前夕，他任团中央书记。就在黎平会议结束不久，他敏感地觉察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正在结成反最高“三人团”的小集体，而周恩来已经从“三人团”中分化出去，逐渐站在了毛泽东他们一边。为此，他主动找博古、李德研究对策。
说来也很有趣，红军在按照李德的军事路线打败仗的时候，无论在多么难走的山路上行军，李德与博古都不曾说过一个“难”字。而今，红军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李德就指着身旁的悬崖峭壁大发牢骚：
“这就是游击大王毛力主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第一个恶果，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送入这样的绝境！”
李德的牢骚在博古的心中引起了某种共鸣。他一听说第一个恶果就下意识地问道：
“那第二个恶果呢？”
“把三万余名红军置于乌江背水一战的绝境！”李德说罢冷笑了一下“到那时嘛……”
“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博古担心地问。
“那就要问问你们中国的上帝——老天爷会不会保佑红军了！”
博古似乎又失去了主张，他望着老同学凯丰，近似自语地说：
“那该怎么办呢？”
“你们利用‘三人团’在军事上的最高权力，否决黎平会议有关红军战略方向的决定！”凯丰说罢看了看李德的表情，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
“可黎平会议……”
“博古同志，”凯丰未等博古把话说完就断然地说，“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老毛演的项庄舞剑把戏！”
“这我清楚，”博古把头一昂，“老毛想否定我们执行的国际路线，那是办不到的！”
“博古同志你太书生气了！”接着，凯丰分析了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近来发生的变化后，又说道，“关键的棋子是周恩来，因此下一步棋成败得失，全在周的身上！”
博古与李德经过缜密的研究，遂决定在红军抢渡乌江之前和周恩来进行所谓摊牌式的谈话。
这天傍晚，博古把周恩来找来一本正经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和顾问李德同志的意见：必须召集紧急会议，重新审议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战略方向！”
“照这样说来，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了？”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是的！这不仅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三人团’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对此，周恩来肯定也想过了。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只是用反问的口气说道：
“你和李德顾问恐怕更担心的是后者吧？”
“你难道愿意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吗？”博古说罢看了看表情凝重的周恩来，又以近似威胁的口吻说道，“你应该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知道！”周恩来终于暴怒了，“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三万多名红军的生死，中国革命的存亡！”
博古一听愕然，再一对照自己的境界，甚感羞愧。他无言以对，匆忙告辞离去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了上述争议之后，陷入了沉思中。他知道产生问题的关键是：红军突围转移之前，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授给了最高“三人团”。换言之，如果要确保黎平会议决定以及今后与最高“三人团”相悖逆的军事计划的执行，中央必须收回授给最高“三人团”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但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不仅有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且还有威信很高并握有实权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他们三人万一追究解除最高“三人团”指挥权的理由，又该做何答复呢？如果提出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周恩来会赞成吗？中央政治局中又有多少成员会投赞成票呢？再者，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中央进行人事变动，都必须预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今，由于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随红军转移的党中央已经和共产国际失掉了联系，如果博古、李德以及凯丰等人借口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拒绝召开人事变动的中央会议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毛泽东实在是拿不准。
但是，火气正盛的王稼祥却没有毛泽东这样多的顾虑。他认为中央红军走到今天，责任完全是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事到如今，他们，尤其是博古和李德不仅不总结失败的教训，接受大家的批评，反而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威，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把红军引向更大的灾难中，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怎么办？他坚持召开中央会议，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然，他也想到了与此有关的其他人事变动。这就是他找毛泽东交谈的原因。
“老毛，”王稼祥严肃地说道，“我了解博古，他是一介书生，军事上又完全听命于李德，还把这位洋军事顾问捧上太上皇的宝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可在我们党中央还被奉若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毛泽东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顺着王稼祥的话题说道，“翻一翻中国的战史，有哪一个取胜的战役，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洋人指挥的呢？”
毛泽东这番话语在王稼祥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他终于失去了政治家那应有的忍耐性，遂断然地下了结论：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