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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专著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在此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指挥了打开进军西藏门户的昌都战役。
是毛泽东有意而为，还是历史的巧合？就在毛泽东于十月五日上午约见彭德怀，获悉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之后，并在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出兵援朝的决定的翌日十月六日，进军西藏的第一大战昌都战役打响了！更为有意思的是，于昌都战役十月二十四日结束后的第二天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并歼敌五百余人。与此同时，军史专家们都清楚：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出兵朝鲜，是在极其秘密而又激烈的讨论中进行的；但是，毛泽东在指挥进军西藏，发起昌都战役，却是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展开的。
无论是毛泽东有意而为，还是历史的巧合，昌都战役的确是很好地掩护了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的行动。因为，就是在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完全布好了歼灭北犯之敌的大阵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还在一边狂妄地高叫中国人不敢出兵，一边公开反对我军进军西藏。更为有意思的是，印度外交部长梅农还于十月二十六日召见我驻印度的政务参赞申健，谈所谓西藏问题，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
申健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严肃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把这一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阅后作了指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但是，毛泽东自十月十九日晨送走彭德怀之后，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指挥朝鲜战争上了！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一向是遵照战争规律办事的。他送走彭德怀回到菊香书屋之后，考虑到入朝作战的特殊性，遂向各大区负责同志发去急电，要求“志愿军参战目前只做不说”。接着，他又在思考初战必胜也就是要求“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大事。他明确指示：集中优胜兵力，寻机“歼灭伪军三五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认为这是“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德怀）邓（华）精心计划实施之”。他甚至在战前都预作了如下设想：“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为此，他又想到战机的捕捉，并明令示谕彭德怀等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后再谈攻击问题。”
我们从上述这些战略、战术的运用可知：毛泽东依然是把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于朝鲜战争。
自打十月十九日起始，毛泽东除去思索有关入朝作战的战略全局外，他一直关注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否秘密渡江。所以，他在那张朝鲜作战地图上作出三种标记，天天移动着我志愿军分从三个方向秘密渡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的作战符号：“第四十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三十九军从安东、长甸河地区渡江，一部至枇岘、南市涧地区布防，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第四十二军从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三十八军尾第四十二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为了保证部队顺利开进，预防美军炸桥，我“工兵第四团、第六团分别于辑安、临江和朔州至昌城间担负架桥、修路任务”。迨至我三路大军秘密完成渡江任务之后，毛泽东又把战略视点投向美李伪军的战略意图。
这时，美李伪军继续分兵冒进，前进速度很快。毛泽东几乎每天数次在作战地图上改变代表美李伪军的军事符号：截至“十月二十日，西线伪第二军团之第六、第七、第八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九十至一百三十公里；东线伪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先等地，达到了我预定防御地区”。而这时，我军在二十日刚刚渡过“五个师，仅进至鸭绿江南岸之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镇以南地区，距离预定预防地区尚有一百二十至二百七十公里”。我军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我预定地区。自然，预先假定的战略方案也就只好随之放弃。
敌变我亦变。毛泽东根据前线指挥员的战情报告，获悉“敌人仍未发现我军入朝，还在放胆分路前进，兵力分散，而且中路伪军三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两线之间又敞开着八十余公里的大缺口”。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我军可以利用敌人在战略上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从运动中对敌实施突然攻击，各个歼灭分兵冒进之敌。遂又在战役部署上作出变动：“我军第一仗如果不准备打东线的伪首都师、伪第三师，则以第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第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军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第六、第七、第八等三个师。并注意控制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毛泽东认为：“此时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在此之后，由于敌我双方军情不断出现变化，毛泽东都及时地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是，力争歼敌两三师，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略原则始终没有变。唯有如此，不仅做到初战必胜，而且还能以此改变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的战局。为此，他把关于朝鲜战局的整体思考电告彭德怀等同志。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如何，能否在敌人大量飞机威胁下进行有利的作战；三是，美国是否再增兵朝鲜（五至十师），或在美国增兵之前，我军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
毛泽东在讲述了决定朝鲜战局的三种因素之后，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毛泽东的上述三点，不仅为即将开始的入朝第一次战役所证明，而且在其后五次战役乃至贯穿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也得到了完全证明。另外，战争的实践还证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战役方针，对于最终取得朝鲜战争的完全胜利，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再天才的军事家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战役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入朝作战的第一仗也正是如此。
十月二十五日，西线的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向着北方冒进，并逼近我第四十军部队。是日凌晨，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向北镇前进的伪第六师后续部队；进至云山以北地区我之第一二○师亦奉命以第三六○团占领云山东北之间洞、朝阳洞、玉女峰一线阵地，准备阻击由云山北进的伪第一师。七时许，伪第一师先头部队遭我第三六○团迎头痛击。十时许，伪第六师第二团之先头第三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在第三五三团配合下先敌开火，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敌全部歼灭。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而这一天，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纪念日。
有鉴于敌人分路冒进，并由坦克、汽车等组成的支队到处乱窜的战场态势，按照毛泽东要求第一仗聚歼敌两三个师甚是困难。为了适时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冒进之敌，彭德怀决意改变作战方案，并于当晚请示毛泽东：“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个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在第一战役的数个战斗中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
毛泽东当即回电：“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对友党政策方面所指各点及采取逐步诱导说服的方针，也是正确的。”
随着敌我双方态势的变化，毛泽东又明确指示我入朝第一战役分为东西两大战场：以东线四十二军两个师，作为钳制东线贸然北犯的美李伪军，以西线三个军的优势兵力迎头痛击北犯之敌。为了确保西线战役的全胜，他还明令指示：“目前全战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之伪七团，不使逃脱，如此则伪一、六、八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制定入朝作战战略方针的时候，完全是建立在战场变化的基础上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术方面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电示，又依据随时都在变化的战场，全面组织实施了第一次战役，历经十三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彭德怀于十一月五日下令结束西线战役；十一月七日下令结束东线战役。共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所谓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到清川江以南，打破了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吹下的牛皮：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稳定了朝鲜战局，我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站住了脚跟。这样，志愿军实现了毛泽东“初战必胜”的战略目的。
对此，毛泽东也是满意的。由于美李伪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全力组织大规模的反扑，毛泽东又带着胜利的喜悦召开有关的军事会议。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告了第一战役的全过程后，毛泽东兴奋地说道：“入朝仅仅两个多星期，就取得了初战告捷，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的胜利，了不起！”
朱德从军事的角度谈了入朝第一战役的经验与教训，他不无骄傲地指出：“一方面说明，我军在几十年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战略、战术是行之有效的；另一方面，也等于用实证说明了主席提出的‘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理论是正确的。”
“我赞成老总的意见，”刘少奇又补充道，“这也等于给那些害了恐美症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们知道美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非常严肃地接着说，“让美国人，让一切侵略过我国的西方人都知道，重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在议论过入朝作战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又扼要地介绍了敌人的动向：麦克阿瑟面对失败仍作出错误的判断，那就是不相信我志愿军大部队已经入朝，继续他的既定方针大踏步向北推进。最后，他又说道：“据我方破译的敌人的情报称，美李伪军不甘心失败，准备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起总攻势，扬言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全面结束所谓朝鲜战争！”
“吹牛是不上税的！”朱德说罢，又讲了毛泽东关于实施第二次战役的战略方针，那就是“中国军队再次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一退再退，等侵略军兵力分散、侧翼暴露时发起反击”，同时，再切断他们的退路。最后，他又以肯定的口气说道，“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就等于给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个请君入瓮的迷魂阵。”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彭总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因此，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说罢又指出，麦克阿瑟利用美国的所谓空军优势，已经命令空军“全部出动，以最大的力量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沿江一带北朝鲜的城镇和村庄”。每天，出动各种飞机上千架次，把鸭绿江南岸炸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所有城镇都化为废墟。为此，他又不无担心地说：“我是了解彭总的，他打起仗来不要命。所以，一定要电告前线的同志，确保各级指挥机关尤其是志愿军司令部和彭总的安全。”
对此，周恩来是完全同意的。接着，他又向与会同志介绍：根据可靠的情报，美国正在根据志愿军司令部与北京进行电报联系的信号电波，时时都在侦寻我志愿军指挥机关的位置，然后再派飞机投掷重磅炸弹和汽油凝固弹，摧毁和消灭我志愿军的首脑机构。另外，周恩来也清楚彭德怀的个性，从不被敌人的气势吓倒，相反要以自己临危不惧的形象坚定部属必胜的决心。为此，他十分策略地说道：“为了确保志愿军司令部和彭总的安全，我认为主席有必要给他亲自发报，讲明我们没有制空权，要经常变换司令部的地点，要谨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毛泽东当然知道首脑机关和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他在我军入朝作战不久，即电示彭德怀：“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速筑可靠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在这次军委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迭次发报彭德怀，对司令部和他的安全提出正告。自然，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大家，他所关注的是第二次战役的组织实施。他最想知道的是彭德怀将如何完成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役部署。
彭德怀的确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他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当他接到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有关第二次战役的战略方针之后，立即在大榆洞召开了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议，他在会上十分形象地讲：“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兵力还不清楚，所以，肯定还要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我军可以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以分散敌人，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这是我军的拿手战术。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
会后，彭德怀采取类似我国古代“孙庞斗智”等用兵之法，有意示弱于麦克阿瑟。他悄然下令各军，“把清川江、大同江以北的德川、戛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敌人，诱敌上钩。同时，我军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在后撤时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似已溃不成军。而志愿军主力则转移到敌人侧翼，进入山林，严密伪装。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消除各种可疑痕迹”。对此，连朝鲜领导人都蒙在鼓里，他们“对彭德怀后撤几十公里诱敌深入的战役部署十分不解，询问彭德怀为什么不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
这时的彭德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清川江畔钓大鱼”，在第二战役中围歼更多的敌人。他一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九个军共三十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而以西线为主”；一边下令各军在继续北撤中，一律停止向前进之敌进行反击，诱敌向着我预设的战场前进，快些成为我早已布好的“口袋阵”中的俘虏。
由毛泽东亲自制定、彭德怀组织实施的诱敌深入计果真奏效。麦克阿瑟认为志愿军后撤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低劣而怯战败退”。他又吹嘘：“联合国军对鸭绿江沿岸实施的空军突击，已迫使中共后续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并坚持认定入朝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命令东西两路敌军加快北进速度。同时，麦克阿瑟又命令近千架飞机对北朝鲜的城镇村庄以及我军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另外，他们通过空中电波测向寻找我军指挥机关所在地，妄图一举把入朝的志愿军炸成失去统帅部的散兵游勇，进而达到不战或小战而胜的所谓理想的局面。
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通过各种渠道，完全掌握了麦克阿瑟的这一动向，又迭告彭德怀千万注意司令部的安全。就说在第二次战役打响的头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发去的《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的电报中，又作了明确的指示：“（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然而，就在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这封电报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就被美军投下的汽油凝固弹烧死在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大榆洞旁边。对此，《彭德怀传》作了如下简述：
十一月二十五日，即麦克阿瑟发表公报（即狂妄地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的第二天，西线“联合国军”各路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翼侧暴露，完全中了彭德怀之计。西线志愿军各军则按彭德怀的命令完成攻击准备，定于当晚对敌发起大规模的反击。当此紧急时刻，却“祸从天降”。驻在大榆洞南山坡上的志愿军司令部，突遭美国飞机的轰炸。这是由于几天来志愿军司令部收发电报甚多，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测向，发现了志愿军总部的位置。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四架美国轰炸机突然飞临司令部上空，投下大量汽油凝固弹。作战室的木板房和周围的山林、小屋，顿时浓烟滚滚，烈火腾空而起，翻译毛岸英、参谋高瑞欣二人正在木屋内值班，来不及逃出，不幸牺牲。大家围着遗体痛哭，彭德怀脸色苍白，眼含热泪，悲愤交加，默不做声。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几次来电督促他：“你们的指挥所应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等等，辞意急切。而他每天只忙着指挥打仗，没想到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不幸，使他既内疚又追悔莫及。
时至中午了，朝鲜的天依然是灰蒙蒙的，搞不清是美帝国主义投掷的炸弹掀起的尘埃和硝烟，还是老天爷发怒生成的那低飞的乱云，把阳光紧紧地锁在了天上。彭德怀和他的部属们谁也无心吃午饭，默默地驻步在大榆洞前，似在悄然地等着什么……这时，彭德怀终于从无限悲痛之中缓缓地解脱出来，他就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召开了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议，一致同意把这次不幸的事件报告中央军委。接着，彭德怀含泪起草了电文：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
二十五日十六时
这封电报写得十分冷静，丝毫没有一点感情se彩。但是，在这冷静的背后却涌动着巨大的情感潮流。因为，彭德怀不仅是一位爱兵如子的三军统帅，而且他还是一位十分理解父母妻子送亲人上战场的心情！就在他入朝之后指挥第一次战役期间，他曾对属下说过：“我一辈子打仗，没有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就少流一滴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时，那痛苦和悲伤是难以忍受的。”
时下牺牲的毛岸英是毛泽东最心爱的长子，也是彭德怀十分熟稔且又很是喜欢的侄儿辈的有为青年。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还非常清楚不久以前那场有关入朝作战的争论，他明白毛泽东送毛岸英上战场也有以示决心的成分。因此，他的悲痛或曰内心中的复杂情感是一般指挥员所难以承受的。就说越年彭德怀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过朝鲜战情之后，他还十分内疚地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们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虽然对待儿子的牺牲是无比伤情的，然而当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却是理智的。他听了彭德怀讲了上述话后，沉默一阵遂慢慢地抬起头来，反而宽慰彭德怀：“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已使用在朝鲜战场上的各型飞机约一千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发出上述电报不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把译出的电文交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可以想见，周恩来阅罢电文后的心情是相当难过的。但是，更令他为难的是，要不要把这封电报交给毛泽东？如何交到毛泽东的手里？或在什么时候交到毛泽东的手里等等。他清楚自入朝作战以来，毛泽东经常彻夜不眠，有时战情紧张，还要连着几天几夜工作不息；另外，由于初冬的北京闹流感，毛泽东一家又都染上了感冒，大夫曾多次“下令”要毛泽东休息，可他都以第二次战役刚刚打响为由，继续坚持带病关注朝鲜的战事。他想了许久，决定暂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然而，无论怎么说毛岸英的牺牲不是寻常事，几经思忖，决定把这封电报批给刘少奇和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周恩来如此处理这件事情是慎重的。但是，从长远看又等于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他知道毛岸英牺牲了，可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儿子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另外，周恩来不仅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而且还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因此，为了朝鲜的战事自然还要为国内的经济等事，需要经常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每每他们二人单独会面、商谈国事，尤其是谈到一些令他触景生情之处的时候，他会在情感深处掀起不为他人，尤其是不能为毛泽东所知的波澜。所以，他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要在心里自问：“什么时候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毛主席呢？……”
很快，朝鲜战场传来了第二次战役大捷的喜讯：在这次战役中，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共歼灭侵略军三万六千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二万四千多人。十二月三日，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被迫下令实行总退却；十二月六日，朝中军队乘胜追击，光复平壤，把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连续两次失利，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国各界利用各种舆论阵地，猛烈地抨击麦克阿瑟，强烈要求解除其“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说他发动的“圣诞节总攻势”几乎把美国引向灾难的深渊。杜鲁门为了挽回败局，一度暗示要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为此，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忙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决不自动撤出朝鲜，但也不同意扩大战争的范围。”
针对英、美对朝鲜战局的态度，金日成飞来北京，与毛泽东等举行会谈，双方商定组成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推彭德怀担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由金雄担任副司令，朴一禹担任副政治委员。针对朝鲜的战局，毛泽东在部署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就明确地指出：“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并决定：利用一九五一年新年敌军度假疏忽之际，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对敌人发起猝不及防的攻击。从此，也就揭开了第三次战役的大幕。
正当我中朝联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在北京送走了不平凡的一九五○年。这时，周恩来认为应当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了，遂提笔写信：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
一二
周恩来非常沉重地写罢这封信，又看了几遍，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潮再次翻滚在心湖中。然而，当他把这封信装入信封，决定送交毛泽东的时候，他又禁不住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主席看后，能经得住这意外的打击吗？……”
九
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中华大地完全沉浸在欢庆我志愿军健儿连续取得两次胜利的喜悦中！对毛泽东而言，他亲自运筹的第三次战役又在昨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打响了，并取得了重创敌人的重大胜利。因此，他内心的高兴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然而，这庆祝胜利的喜悦刚刚过了一天，毛泽东就在一月二日收到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得知他心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消息。因此，他内心的悲痛也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结晶。早年，当他获悉杨开慧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很快就把对妻子的爱和情移到毛岸英他们弟兄三人的身上了。但是，那时他正在中央苏区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忙于创建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三人的下落，作为父亲的毛泽东除去思念自己的骨肉外，内心一定还有着对儿子们的歉疚之情。实事求是地说，在那样残酷的革命环境中，他不可能过多地分心于父子之情。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唯有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或曰为中华民族的新生而奋斗，才是对杨开慧以及毛岸英兄弟三人最大的慰藉！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已经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人民领袖了！可以设想，他仍然思念远在莫斯科学习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不久，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们终于回到了延安，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一种最大的精神补偿。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为了孩子的前途自然也是为了毛泽东自己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又把毛岸英送到陕北的农村当农民，让自己的儿子通过了解中国的农民，进而了解中国这个农民大国的真正国情；进城以后，毛泽东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知道中国工业的底子，又让毛岸英去工厂当工人。虽说他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可是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知道新中国是从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或曰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他还是毅然地把毛岸英送到了朝鲜战场，当一名普通的翻译和战士！……
时下，中南海外还不时传来几响欢庆新年的爆竹声，可这时的毛泽东却获悉了精心培养的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就常理而言，他一定会想起儿子小时牙牙学语和嗷嗷待哺的样子；自然，他更会想起自己送毛岸英去朝鲜前线的时候，他们父子之间所进行的那番看来很是平常的对话：
“打仗是要有人上战场的，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
“好！我去朝鲜，和美国大兵较量一番。”
“像我的儿子！”
“放心，我会像斯大林的儿子一样，绝不给你、给我们的祖国丢脸！”
“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些什么了！记住，共产党人平常吃苦在先，战时牺牲在前。你是共产党员，你又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儿子，到朝鲜战场上，就要吃苦在先，牺牲在前！”
“父亲！您的话我记下了，我绝不会丢共产党人的脸，也不会给你脸上抹黑！”……
毛泽东沉思着、沉思着，突然哽咽着叫了一声：“岸英！我的儿子……”小声啜泣了。
就在这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相继走进菊香书屋，看着毛泽东那过分伤情的样子，听着毛泽东那哽咽的自语，都忍不住地落下泪来……
毛泽东闻声擦去脸上的泪痕，缓缓地转过身来，看见这些老战友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他的房间，内心再次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潮。他极力控制着这种特殊的感情，低沉地说道：“都请坐吧！”
刘少奇首先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为了打破这情感造成的僵局，主动地讲：“岸英牺牲一个多月以来，我经常听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到朝鲜后，工作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
刘少奇讲的是一番善意的宽解话语，但是，在毛泽东那难以平息的心湖中，却又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毛泽东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主席，”朱德讲话了，“为岸英等同志的牺牲，老彭不仅感到悲痛，而且还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听了朱德讲的这番话后，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当即郑重地讲了与事后和彭德怀说的那番话：“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大家听后无一不为之动容。接着，刘少奇以商量的口气说道：“主席，有的同志建议，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不行！”毛泽东猝然发火，以质问的口气说道，“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呢？他们要不要也运回国内安葬？还是那句老话：哪里的黄土都埋人！我看，就把岸英埋在朝鲜的土地上”。
“那就按主席的意见办！”一直没有讲话的周恩来表态了，他知道时下讲什么样的话语，也无法慰藉毛泽东失去儿子的心情。为此，他取出一份电文，说道，“这是我来之前收到的，三天以前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估计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占领汉城”。
毛泽东立即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当时就从周恩来的手里接过那份电报，迅速阅罢，猝然兴奋起来，一边抖动手中的电报，一边激动地说道：“这就是新年最好的献礼！老总，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我们有这样好的指战员，凯旋之日，当举杯相庆！”
毛泽东在获悉毛岸英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忍着极大的悲恸关注着朝鲜战场进行的第三次战役。幸喜的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七天七夜的连续进攻，突破了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向前推进了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歼敌一万九千余人，解放了汉城，将敌驱逐至三十七度线南北地区，粉碎了敌人妄图拒守三八线既设阵地，整顿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完全胜利。
毛泽东看到我军经过三次战役的胜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异常高涨。与此同时，他也看到由于我军入朝仓促，减员甚大，兵员未能及时得到补充，所以第三次战役一结束，就下令我军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
毛泽东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军事战略家，虽然我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然而从敌人整体的战力上考察并未遭到重创。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敌人在其主力未被击破之前，是不会自动撤出朝鲜的。这是因为美国侵略者要维持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并且还相信靠着装备上的优势，不仅有能力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而且还可以打败我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所以，我志愿军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准备打几次更为惨烈的大的战役，才能达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有鉴于此，他要求我军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反扑，并指出未来美军的动向：
“（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作充分准备才能再战。”
同时，毛泽东指出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为此，他又为我志愿军制定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样式的作战方针。听话的敌人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指挥，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向我志愿军阵地发起反攻。自然，我志愿军也就等于打响了第四次战役的枪声。
中共中央以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看到毛泽东自决策入朝四个多月以来，身体明显地消瘦下来；另外，他们更清楚毛泽东在获悉爱子毛岸英牺牲之后，其精神上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为此，一致同意：毛泽东离开北京到石家庄进行短暂的休息。由于石家庄离北京较近，有关内政外交等重大决策还可以商请毛泽东甚至由毛泽东作出决定。
对此，毛泽东同意了中央的决定，经过简单的准备，于二月三日深夜，迎着凛冽的寒风和纷飞的大雪，离开北京的“新六所”驻地，由清华园火车站上车，来到石家庄宽敞而幽静的休养地石家庄保育院。
石家庄保育院位于当时的石家庄近郊，地僻人稀，“它的西侧是胜利公园（今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北侧是庄稼地，靠南面矗立着一座灰白色的小楼，靠北面有一幢青砖红瓦的小平房，毛主席的办公室和卧室就设在这小平房里。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中间摆放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左侧安放着一张可坐可躺的沙发床，在写字台和沙发一侧堆满了书籍和文件”。时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很不会休息或曰不知休息的人民领袖。他来到这“环境静谧，苍松翠柏，绿树成荫，不时传来小鸟的鸣叫声”的休息之地，名曰进行短期休息，实际上做了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的工作。首先，他着手开始编审《毛泽东选集》。
公开出版《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由斯大林当面向他建议的。他访苏归来之后，于一九五○年五月在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接受斯大林的建议，立即编辑《毛泽东选集》。一是由于毛泽东慎于出版自己的著作，再是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他没有可能集中时间从浩瀚的手稿中编选、审改、校对自己过去的著述。如今，他来到这间极普通的平房里，利用这短期的休息时间，对《毛泽东选集》所收编的文稿进行精心的筛选和修改。重新翻看毛泽东当年选入文集中的稿子特别是第一卷收录的文章，他都“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修改和润色，对其中重要文章都亲自写了题解和注释，还对全卷文章进行了最后的定稿和编目”。请看毛泽东对《矛盾论》一文的修订过程：
《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之作。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内战从哲学层面的思索，或曰是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内战从哲学上进行的总结。无论是对教育、统一全党的思想，还是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都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确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地位的代表作。因此，他对这两篇著作的修订是非常严肃的。其中，尤以《矛盾论》一文花费他的精力最多。请看三月八日毛泽东关于修改《矛盾论》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需修改。其他有些部分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十天之后，毛泽东于三月十五日，又给田家英写了一封关于校对《矛盾论》的亲笔信：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四月一日到了，毛泽东又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另外，他在校阅清样稿的过程中一看再看，仍对《矛盾论》不满意，于是下决心从选集中抽下来。结果，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矛盾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要求是何等的严格啊！
相对而言，毛泽东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他不仅同意公开出版，而且还对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写的《〈实践论〉解说》给予颇高的评价。事有巧合，就在他校阅《矛盾论》不满意的时候，于三月二十七日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毛泽东在石家庄进行所谓短期休息的时候，除去继续指挥朝鲜战场打得十分激烈的第四次战役、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以外，他还领导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残留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与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遥相呼应，从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反革命案件。大的到炮轰天安门，小的到无端杀害革命干部，真是大有翻天之势。为此，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但是，随着镇反与剿匪在全国各地顺利的展开，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产生了和平麻痹的思想，认为革命完全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掀不起大浪”，因而出现了过于宽大无边的倾向。举例说，南京一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人员，执法机关竟按“初犯”从轻发落。对此，群众极为不满，称这是“宽大无边”。不久，党中央进入决策入朝作战阶段，各地的反革命又利用美李伪军大举向北朝鲜推进的机会，再次掀起一股实力很大的反革命暗流，搞得国无宁日。为此，中共中央又于十月十日向党、政、军各级党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及时地揭发和纠正了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右倾情绪，并为在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打下了基础。
随着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连续三次与美李伪军进行较量，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也公然喊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与此同时，残留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猖獗作案。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反革命条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为什么必须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等社论。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相反，他们又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革命报复，各种恶性案件有增无减。待到三月十三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遭到敌人枪杀，在全国、全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给那些具有和平麻痹思想的同志敲响了警钟。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当即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接着，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了长篇通报，务请全党注意：
（一）严防反革命的反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郑重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的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须及时清理。”
也许是政治见解所同，抑或是应了“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句古语，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号召的同时，他就收到了邓小平发来的《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不纯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当即批到全党、全军各部门，明确指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又亲自批给邓小平：“三月十三日报告收到，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仿行。”
由此，全国各地掀起了揭发、检举和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潮。据史记载：“一九五一年春，北京市召开过大小群众性会议二万九千多次，参加群众三百三十多万人次。至七月初，逮捕反革命分子达一万零三百二十六人，处决八百二十七人；四月二十七日深夜，上海市统一部署，统一行动，一举逮捕了各类反革命分子九千余名，二十九日召开全市大会，对有血案的九名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审处决……”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切反革命分子气焰！
随着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泽东又及时地指出：“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接着，他又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作出一系列正确的指示，确保了全国镇反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虽然在领导全国的镇反运动，但他从未参加过一次群众大会。说实在的，他真想到会上看一看，听一听。但就因为他是主席，连参加群众大会的机会都没有了。事有凑巧，就在他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写出几十份有关镇反运动指示的时候，他却从工作人员的口中获悉：石家庄市要在人民体育场（今中山路体育场）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他郑重地提出“要看看公判会，看看是怎样镇压反革命的”。市委领导经过研究，“考虑到主席的安全，连夜赶到主席住地进行了说明和劝阻”。无奈，他只好服从市委领导的决定，留在住处继续“休养”。但是，他的心依然记挂着镇反运动，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国镇反，我们警卫连的战士恨不恨反革命呀？”
“恨，非常恨。”接着，工作人员又向毛泽东全面地介绍了警卫连进行镇反教育的情况。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说道：“噢，这很好啊！”
毛泽东在石家庄休养期间，依然关注着朝鲜战场上的战事。在这期间，由于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苦且又有持久对峙下去的苗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提出“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设想。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几番入朝作战的兵力，轮番参加朝鲜的战役，经受与美李伪军作战的洗礼。这样，既可提高我军的作战实力，也可以在实战中完成军事现代化。对此，毛泽东是同意的，并对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同时，他还亲自给斯大林发去长电，解释《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首先，毛泽东认为：“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其次，毛泽东指出，“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接着，他又电告斯大林：“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在说明三番志愿军轮流入朝作战的构成之后，又进一步电告：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最后，毛泽东又对第四次战役的进展作了如下预测：“在今后的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军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结论：“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作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不仅说服了斯大林，而且也为今后朝鲜战争的实际所验证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有两个棋子需要他来调度：一个是在东南沿海对付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残匪；再一个是还要在云南等地支援胡志明对付法国侵略军。为此，他在休养期间都作出了相应的部署。毛泽东来自人民，热爱人民，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人民。他自从进驻北平尤其是搬进中南海丰泽园以后，最感痛苦的是不能与人民在一起，不能经常倾听人民的呼声。时下，他来到了石家庄，怎能不想起朝夕相处一年的西柏坡的人民呢！虽说毛泽东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但是他行动方面的自由却又是最少的。未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他不能离开休养地一步，更没有一丝去看望西柏坡人民的可能性。他或许是太想到农村走一走了，抑或是初春那明媚的天气分外的诱人，他终于说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悄悄地坐着汽车沿石（家庄）获（鹿）公路向西驶去。对主席这次私自出行，有关著述作了记载：
这天，主席心情非常好，不时从车内向路旁麦田眺望。车子开近山脚下的一处地方，他看到路旁麦田里有老乡在干活，便让车子停了下来，他下车走到麦田，一边弯腰俯看小麦长势，一边与农民交谈起来。
主席问他们：“前面那座山叫什么山？”
老乡们回答说：“叫抱犊寨。”
“为什么叫抱犊寨呢？”主席又问。
老乡们介绍说：传说过去老百姓上山干活，因为山高坡陡，老牛上去了，跟在后面的小牛犊上不去，急得乱蹦乱跳；老牛见小牛没上来也不安生干活，最后只好由人把小牛犊抱上去，老牛才安生干活，小牛也不乱蹦乱跳了。
听了老乡的介绍，主席爽朗地笑了起来。接着，又关切地询问了麦子如何看长势？一亩能打多少斤？现在农民生活怎样？附近的农民见到主席，都围拢过来，主席同他们谈了好一会儿才返回了住所。……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一天过得是最愉快的了！但是，他私自出巡的事很快被有关部门知道了，同志们都在为他的安全感到有些后怕，因为现在毕竟是在进行你死我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啊！为此，市委的领导通过有关人员转达了对毛泽东的意见：未经批准，不得私自外出。对此，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笑着说：“好，尊重他们的意见，以后不出去了。”
就在这前后，由于美国与英、法诸国在对待朝鲜战争的战略上发生了分歧，所以对如何结束朝鲜战争各执一词。但是，多数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政客，公开主张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战争狂人麦克阿瑟坚决主张打下去，甚至不惜为此把战火扩大到中国。三月二十四日，他发表了一个极端狂妄的声明：“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声明，在敌人的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杜鲁门认为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在其他所谓盟国的质问下，杜鲁门被迫于四月十一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美国远东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
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当然是高兴的。但是，他却从美国中途换帅的行为中感到，朝鲜战争很有可能朝着又打又谈的方向转化。这样一来，又需调整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和战术。
麦克阿瑟下台不久的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以歼敌七万八千余人的战果胜利结束。我军不仅完成了预定的防御任务，而且还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恰在这时，毛泽东编审《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他带着各种胜利的喜悦告别了石家庄，驱车回到北京，又集中全力去解决西藏、土改等重大问题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