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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的外围】
朱温迫近凤翔，江河日下的关西集团无力与之正面硬刚，只能利用手中的政治牌——昭宗，“挟天子以令诸侯”，矫诏天下群雄起兵勤王。
河东李克用欣然响应，却被“三围太原”，打到怀疑人生，再也不敢造次；西川王建，以勤王之名，行侵吞山南之实；江淮双雄被内忧（徐许之乱）掣肘……
在此期间，另有一位小同志积极帮朱温进一步扫清了外围，他就是金州昭信节度使冯行袭。
冯行袭，原为均州下级军官，黄巢之乱时，智勇双全，擒杀匪首孙喜，使均州免遭匪患，继而逐刺史而自居，被时任山南节度使刘巨容表奏为均州刺史，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辉煌人生。
当时，僖宗避乱幸蜀，均州作为襄、汉、蜀的重要交通枢纽，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同时又有崇山峻岭，地形复杂，而天下的贡赋都要经过此处运往蜀地，于是就在均州以西滋生了大量土匪强盗，专门劫皇纲，他们啸聚山林，活动猖獗。冯行袭到任后时间不长，就把他们全部消灭。
同样的，史书上并无剿匪过程的具体描述。我们可以试着展开：这些盗匪十分胆大，并不像小土匪那样打家劫舍，而是专门劫皇纲，打劫运往朝廷的贡赋，胃口大、胆量大、实力大，很难说他们的背后没有保护伞。或者说，这些强盗很有可能就是某些军阀扮演的，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但多见于暗杀政治人物如宰相王铎、国舅王瑰、准宰相王柷等。
这样的强盗集团看似无法撼动，但只要揪出背后的保护伞，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显然，冯行袭没有与之同流合污，将其一一铲除，或者是和平招安，总之，他选择了为朝廷铺平道路。
此举换来了朝廷的欣赏，给他升官厚赏。
再后来，凤翔李茂贞染指山南地区，派养子李继臻攻占均州以西的金州。当时的李茂贞也是刚出道不久，实力和威名很有限。冯行袭立即出兵赶走了李继臻，将金州抢到自己手中，从而被委任为昭信防御使，总部设在金州。
随后，“倒杨运动”中，冯行袭又押对了宝，在金州、商州一带击败杨守亮的部队，从而被升格为昭信节度使。
如果冯行袭不是刻意为之的话，那就只能说他运气爆棚，每次朝廷看谁不顺眼，他都能上去踩两脚。
而这一次选择站队朱温，则是他的苦心经营了。
同样是因地利之便，宦官韩全诲派到华东地区的使节，都要途径金州，并打算把金州作为勤王之师的集结地。如此一来，就会把冯行袭卷入这场纷争，而且还是被关西、宦官集团裹挟。
面对阉党的强行捆绑，冯行袭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置身事外了，虽然这是他多年来的行事准则和安身立命之秘诀。事到如今，冯行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要抱紧朱温的大腿，与朝不保夕的阉党划清界限。
冯行袭将关西集团派来的二十多位宦官全部扣留、诛杀，然后把他们的人头和随身携带的“诏书”、“敕令”悉数送与朱温，并派节度副使亲自晋见朱温，表示归附。从此坚定不移地站在朱温的羽翼之下。
实际上，这批使节即便到了江淮地区，也是无功而返。江淮双雄无力抽身，而其他小角色既无力也无心千里迢迢远征朱温。
然而冯行袭截杀使团的动作依然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这是冯行袭主动纳上的投名状，虽然冯行袭地盘狭小、实力有限，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是襄、汉、蜀的交通咽喉，更是长安的南大门。
此后，随着朱温的日益崛起，冯行袭知道自己押对了宝，于是更加竭忠尽智地辅佐朱温，也教导自己的儿子要全心全意忠于朱温。
朱温也非常喜欢这位识时务的俊杰，累功封爵至长乐郡王，死后追赠太傅，谥号“忠敬”。
低调而犀利的冯行袭，帮朱温进一步肃清了外围，换来了一生荣光。
西川王建名为勤王，实则侵吞关西集团的地盘；河东李克用心有余而力不足；江淮双雄掣肘于内患；家门口的冯行袭又成了朱温的看门恶犬……
凤翔阉党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车驾在凤翔】
宦官韩全诲把昭宗挟持到凤翔之后，回鹘部落派来使者，表示愿意出兵帮大唐削平内乱。昭宗饥不择食，打算同意引进外援。
韩偓极力反对，说戎狄都是人面兽心，不可信任！这些外籍雇佣兵历来垂涎于中原的繁华富庶，当他们见到我们城池凋敝、军备废弛、内乱频频之后，一定会蠢蠢欲动，为祸中原。
昭宗这才幡然醒悟，急忙回复说“只不过是几个小小的盗匪而已，不劳大汗费心，谢谢”。
韩偓虽是被崔胤提拔，又跟崔胤一起谋诛宦官刘季述、平息“少阳院政变”、迎接昭宗反正，但他并没有成为崔胤同党，而是一心忠于昭宗。在崔胤谋诛宦官的时候，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在阉党迫帝西迁的时候，也没有跟崔胤一起留在长安，而是连夜西追圣驾，主动投往凤翔，坚定不移地跟昭宗站在一起，生死与共。
昭宗的“凤翔流亡政府”急需组建一套文官班底，但韩偓等现成的扈从官员却被排除在了核心权力圈之外。因为阉党们需要的是一个服务于宦官而不是昭宗的文官集团。
宦官韩全诲不出意外地在凤翔进行了大清洗运动。
一是打击政敌。
例如韩偓，虽然他反对崔胤诛杀宦官，但他的出发点是巩固皇权，而不是维护宦官，所以韩偓也在宦官的打击之列。韩偓的本职工作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翰林承旨），宦官韩全诲在翰林院安排了两个宦官，负责监视翰林学士们，防止其讨论国事，更负责审查他们起草的诏书，防止他们“胡说八道”。
再如卢光启，昭宗初到凤翔，刚刚得到大力提拔（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就被免除了一切实权，给了个太子太保的空头衔，靠边儿站。
二是提拔亲信。
在为数不多的主动投奔凤翔的扈从官员中，也存在个别的投机倒把分子，例如韦贻范。
韦贻范非常聪明地把宝押在了阉党和关西集团身上，积极向韩全诲、李茂贞等行贿，而韩全诲和李茂贞也急于寻找文官集团的代理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韦贻范被火箭提拔为宰相。
一日，昭宗跟群臣宴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茂贞与韩全诲等人悄悄溜走。昭宗忽然问韦贻范，“朕为何巡幸至此啊？”
韦贻范仓皇失措，支吾道：“臣在外，不知道。”
昭宗很生气，继续追问。
韦贻范索性装聋作哑，直接无视。
昭宗怒不可遏，“你怎敢当着朕的面瞪眼说瞎话？”酒桌上鸦雀无声，昭宗又厉声说道：“你既然已经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了宰相，就该秉公执政，如果胆敢乱来，朕一定依法办你！”
随后，昭宗回过头来，对韩偓小声（但所有人都能听到）说道：“真该狠狠揍他二十大板，这种人怎么也配当宰相呢？”
韦贻范则举起酒杯，向昭宗敬酒以缓解尴尬。
昭宗同样选择了无视，没有举杯回应。
韦贻范接下来的做法永载史册，他直接把酒杯杵到昭宗嘴上，真正的“灌酒”，“喝酒吧您呐！”
韦贻范仗恃背后的韩全诲、李茂贞，狐假虎威，欺君之甚，遗臭万年！
韦贻范是通过行贿当上的宰相，他自然要把变本加厉，把钱赚回来。在任期间，韦贻范肆无忌惮地受贿、索贿，这也是昭宗厌恶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不凑巧，韦贻范刚当宰相四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按照惯例，韦贻范是要丁母忧的，为母亲守孝三年，这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官职。
三年，韦贻范等不起，他的“投资者”们更等不起。这些行贿者们每天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堵门维权，要求韦贻范返还贿赂款。鼓噪喧哗，不胜其烦。
韦贻范急于复出，于是在阉党和李茂贞那里上蹿下跳，要求重新出任宰相，以兑现“投资承诺”。
迫于阉党和李茂贞的压力，昭宗不得不让韩偓起草征召韦贻范复出拜相的诏书。
韩偓果断拒绝，“我宁可断腕，也绝不起草这份诏书！”并且上疏，指出韦贻范丁母忧不过才两个月，命他复出，实在是骇人听闻，有伤国体！
这不是韩偓的小题大做，在封建礼制之下，“丁忧居丧”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有法可依的，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唐朝的法律就有明文规定，据《唐律疏议》：居丧期间提前换下丧服的，“徒三年”。
也不要单纯的理解为现在的“三年有期徒刑”，虽然意思比较接近，但这个“徒三年”的惩罚程度要比“三年有期徒刑”严厉的多。
隋朝以后，逐渐形成了新的“五刑体系”，分笞、杖、徒、流、死。视其情节严重程度来施加。
而“徒刑”之下，分五等，分别是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徒三年”是“徒刑”中的顶格罚。罪过再大一点，就要用“流刑”了，即流放；再大了，死刑，不解释。
在“徒刑”服刑期间，需要在服刑地点进行劳作，比如矿场，而且对每日的劳作成果也有着明确要求。
所以说，仅仅是提前脱下丧服，就要吃顶格处罚的“徒刑”，可见古人对丁忧居丧的重视程度，绝不仅仅是舆论谴责这么简单。
另外，再看两条法律规定：如果居丧期间“忘哀作乐”，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同样是“徒三年”；哪怕是“遇乐而听”，驻足观望别人蹦迪，也要“杖八十”，“杖刑”，大竹板敲后背、臀、大腿，起步价是六十，每次加十，共五档，顶格至一百。
对于国家公务员，相关要求更是繁琐而严格。而丁母忧的韦贻范居然要重回相位，简直就是天理不容。所以韩偓拒绝起草这份诏书。
翰林院的两位监视宦官勃然大怒，对韩偓发出死亡威胁，“你想死吗？”
韩偓根本不吃这套，懒得跟着俩阉人废话，直接把衣服一脱，倒头睡觉。
两位宦官气得浑身发抖，又无可奈何。
死亡，只能对畏惧它的人产生威力，对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