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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叫陈可，八五后，出生于四川攀枝花，生长于单亲之家。但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原本叫陈可依，依靠的“依”，小鸟依人的“依”，我很不想喜欢这个字。
这事还得从我去北京说起。
我和所有北漂人一样，去北京，是追求让我为之向往且梦寐以求的一切，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种“用学历改变命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何况我妈妈原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为时代的变迁她留在了攀枝花，认识了我爸爸，生下了我，自此再没回过北京。
这件事便成了促使我“回到”北京的催化剂。
说起我妈，她也和大多数中国家长一样，虽然自己这辈子输了，却希望孩子能赢，希望我能“回”北京，这一点和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不谋而合，希望能在北京土生土长，有北京户口，有祖上留下的房产庇荫，还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记得高三那年，我高考失利，我妈说，要是我能有个北京户口，以我的分数，北京的大本是没问题的，可惜我是外地户口，要比北京孩子多努力二百分。这番话一直敲打着我，直到我挑战考研再度失利，我便知道自己只剩下一个选择——北漂。
做一名北漂，就意味着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不想受的罪，丢别人丢不起的脸。我有个长辈说，要是连这份苦都能吃，高考怎么会成不了？毕竟，奔波生计耗费的是心血，读书耗损的只是脑细胞。
我没有反驳那位长辈，尽管我心里觉得他说的没有一个字在点上，他自己早就认命了，还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庸庸碌碌。
“变成最好的女人，拥有大房子、好男子和起点就高于他人的小孩”，这是很多人眼里的海市蜃楼，也是打败无数北漂人的重击。可它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梦想。在梦想被打破之前，它是那么的吸引人，就像罂粟花。
我想，即便终有一天我被它打败了，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起码拥有过，并为之奋斗过。何况，全中国的年轻女人都渴望拥有，那些嘴上说不想，不屑，不惦记的人都是口是心非，而要验证这一点并不难——假使从天而降一亿元只能用来买房，而且不限购，呵，你看她们会把房买在哪里？。
好吧，事实上我妈也是众多口是心非的女人之一，但她和那位长辈略有不同，那位长辈是彻底认了，我妈还徘徊在临界点上。
而这个临界点，取决于我。
今天，是我们要去见赵局长的日子，为我的工作托关系。直到临出门之前，我还在网上投递简历，用人单位都是北京的。
我妈在卧室走来走去，她嘴里念叨着“别让赵局等”，手里也没停过。女人在出门之前要拾掇的太多了，她这一生都是这么劳碌过来的。
我心不在焉地合上笔记本，我妈已经走到房门口，问我：“还惦记着去北京呢？”
我随口应了一句：“不然呢？”
是啊，不然呢？我妈这半辈子都在我耳边念叨着北京的好，在北京落地生根才能改变命运，我现在这样全都怪她，她原本也是个金凤凰，怎么就落在攀枝花了？可整间房子里唯一能证明这一点的，只有放在客厅书柜上的一张合照，照片里是我妈、姥爷和姥姥，那时候他们还在北京，一家三口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等我打开衣柜有些意兴阑珊地找衣服时，刚好听到我妈这样说：“啥都没有去了喝西北风啊？”
这是她念叨无数遍的一句话，但她的很多话都得反过来听。
比如，假如啥都有呢？
我妈收拾完屋子，开始收拾自己，她穿着体面的套装，还特意戴上一块考究的手表，仔细梳整头发，但这并不妨碍她嘴上的功夫。
她正念叨着，留在家里有什么不好，起码还有她给使使劲儿，这个税务局的工作有多少人挤破脑袋，就我偏不识好歹。
这番话也不知道是在给我洗脑，还是给她自己。
你信不，假如我真的识这份好歹，她又要不甘了。
我别的没说，只问她：“一个月工资多少？”
我妈：“起码两千，逢年过节还有奖金。”
两千？我读了四年大学，为了考研拼死拼活，为的只是一个月两千？
我随口回她，等我去了北京一个月给她寄两千，第二年就翻倍。
在北京，就算当服务生都能省出这个钱，我还就不信，我的学历只能当个摆设。
结果，我妈看到我身上的衣服，又开始念叨：“要见领导，你好歹穿得正式点啊！”
她依然在担心这份工作，只怕如果去不成北京，连这条退路也没了。
直到我们到了约好的餐厅包间，见到了梳着背头的赵局长和一个梳着同款发型的年轻男子赵胜宾，我妈就热络的开始张罗。
赵局长和赵胜宾都说着本地话，寒暄时，话里话外说的都是前程，比如赵胜宾才用了两年就当上了主任，而我则将这些时间浪费在考研上。
我妈接话接得有些艰难，只有我听的出来她的懊悔，早知我不是那块料，还不如早点让我认命。
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找工作和找丈夫一起解决，经济实惠有效率。
接下来，在和赵胜宾的交谈中，我得知他和我一样都是铁中毕业的，我们班主任是他小姨。你看，小地方就是这样，低头抬头都能攀上关系。
赵胜宾说着还抽起烟，昨天晚上才打了通宵的麻将，还问我会不会，下回一起。
我轻轻笑着：“我不会。”
赵胜宾终于听出不对：“你平时都说普通话啊？”
我说：“我妈祖籍是北京的。”
我妈刚好起身给大家续茶，这时插了一句：“我十多岁跟父母支援建设来的，就再没回去过。”
字正腔圆，足以媲美女主播。
赵胜宾很不以为意：“我前两个月去过一趟，人太多了，还是这里好。”
是啊，人是多，可是除此以外他恐怕也找不出另一个“不好”了。如果不好，大家为什么还要往那里挤呢？
从这以后，我再没和赵胜宾说过一个字，我自然也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切，北京来的又怎么样，现在还不是在求人办事？
而我，却只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惨淡无光的未来——如果留下，我将会有一个像他一样的丈夫，说不准就是他，闻着烟味儿，陪着打通宵麻将，在所谓的工作岗位上喝茶看报纸，一眼就望到了几十年后生命的尽头，不会有大波折，自然也不会有惊喜。出门应酬时，人家再问起我的“普通话”，我还会夫唱妇随地说一句：“哎，还是这里好。”
饭局过后，我和我妈坐着晚班的公交车回家，车里稀稀落落坐着几名乘客，一个个无精打采。
我们坐在最后排，我看着窗外，窗户上透出灰暗、落后的街道，没有电视里那种五光十色的夜景，更没有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只有我妈歪着头打瞌睡的倒影。
我回过头来看着她，原本整齐梳着的头发已经有些散乱，一缕发梢垂下来在额前晃悠，外表光鲜的套装里是一件红色的针织衫，外人自然看不到，但我知道，那件衣服早就开线破洞了，穿了太多年，我妈也舍不得换。
这全是因为，贫穷。
等我快到和李晓芸约好的婚纱店时，我先一步下了车，临下车前还小声跟售票员说了一声，等到了北门桥记得叫醒我妈。
要不然，她会一直睡到总站。
李晓芸是我的好闺蜜，她要结婚了，今天我要陪她挑婚纱。
但其实也没什么可挑的，这家婚纱店简陋土气，婚纱都随随便便挂在架子上，有的泛黄，有的开线，有的还落了灰，恐怕打从生产出来的那天起，这些婚纱就没有洗过，也不知道沾过多少陌生女人的体味。
但李晓芸试穿得很开心，她也说着一口本地话：“你妈可真行，明知道你都有杨大赫了，还要给你介绍男朋友。”
和她在一起，我通常是不说普通话的：“她就是想方设法的要把我摁在这儿，三天两头的介绍。”
然后，我们又提到了北京，李晓芸还说：“待会儿王佳佳也过来。”
王佳佳高中时比我大一届，读书的成绩不如我们，却在北京一所民办大学念书，而后留下，关于她的故事都是“听说”，比如她如何大方，有门路，仗义，却在工作上毫无建树等等。
李晓芸说，王佳佳从北京给她带了项链和耳环，不像这里的款式太老气，她还说如果我想去北京，王佳佳是一块不错的敲门砖。
可我却觉得，王佳佳念书时就不努力，去了北京恐怕也是底层。
我们正说着，门外传来两个中年女人的吵闹声，家长里短。
李晓芸有些感慨，说她老公田子家里没钱买新房，她爸妈想把份子钱都拿出来，再贴补点，争取让她和田子搬出去住，可田子妈却老大不乐意。李晓芸却不管这些，认准了只要生了娃，横竖都是她和田子的。
说真的，我都替她累。
直到这时从门口传来一个女人清脆的声音：“晓芸！”
沉重的话题才被打岔过去。
是王佳佳，她穿着叠领的大毛衣、皮短裙和一双流苏卡其色长靴，随手挎着一个大背包，偏巧不巧正是我前阵子从杂志上剪下来的LV的neverfull，更不要说她耳朵上那对长耳环，手上的戒指，上面的碎钻在昏暗的小房间里仿佛能放光。
王佳佳也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开始展示她给李晓芸带回来的首饰。
她们的话我其实没怎么听清，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些亮晶晶的东西上，仿佛李晓芸穿着那件陈旧的婚纱，也被那些首饰衬托得焕然一新。
可事实上，我的目光更多时候是落在王佳佳身上，脑海中只浮现出两个字——洋气。
再看向像是很久没有擦拭过的镜子，上面沾着污渍，污渍下映出三个女人，一眼就能望到人生尽头的李晓芸，全身都在放光的王佳佳，以及前途未卜，正站在岔路口上的我。
毫无疑问，只要我稍稍向李晓芸迈进一步，我将会有一个和她差不多的婚礼，住上差不多的房子，过着差不多的人生，将来老了还会和她一起站在某个简陋的婚纱店门口叽叽喳喳念叨家里的琐事。
而走向王佳佳……则意味着“不可预测”，无论是好的，不好的，将得到的，将失去的，一切皆有可能。
连王佳佳都能做到光鲜亮丽，一进门就仿佛给整间屋子照进来阳光，难道我还不如她吗？
那些平日里被我小心隐藏在角落里的不甘心和嫉妒，似乎在这一刻齐刷刷地跑了出来，规模之大很快就填满了我的大脑，容不得我忽视。
我知道，我要的，我所追求的生活，我的将来，我的喜怒哀乐，一定、必须是在北京，绝不能是这里。
只要去了北京，那些五光十色的生活便不再只是想象。
清晨，我会穿着洋气时尚的套装，踩着高跟鞋，走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上，出入写字楼。
傍晚，我会拎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穿梭在豪华的商场里。
夜晚，华灯初上，我还会约上几个和我差不多的女生，一起坐在高级餐厅里，谈笑风生地聊着准备入手下一季的新款，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们从杂志上剪下来。
还有每个月，我会寄回家两千块钱，哪怕她再像今天这样劳累，起码还可以打个车，起码可以换一件新的针织衫，不用再将旧的藏藏掖掖地穿在套装下。
起码，逢年过节从北京回来时，所有大学和高中同学都会围着我转，羡慕且嫉妒地看着我。
起码，再遇到像赵胜宾那样的男人时，他不会再用那样轻描淡写的语气说，“还是这里好”。
起码，等我将来人到中年，不会跑到人家婚纱店的门口家长里短碎碎念……
生存和生活，到底是有天渊之别的。
2
王佳佳无疑成为了我成为北漂的一个催化剂，或者说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那天见过王佳佳，我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收拾杂物，我妈见了，问我是不是发神经，还是那天在饭局上受什么刺激了，如果实在不喜欢赵局长介绍的那个赵胜宾也没关系，没有人要求我一定要和他好，只是在攀枝花这样的小地方，女人们都早婚早育，她只是怕我被落下了。
我听着我妈那些念叨，没有反驳她一个字，只是在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向她保证，我对自己的前途绝对认真负责，我更不是个轻易受别人刺激影响的人，就算真的刺激到了，那也是因为那种难以压抑的渴望早就存在了。
那天之后，我妈又和我聊了很久，她也终于明白了我的决心，或者说我的企图心，眼瞅着自家的闺女就要远行，当妈的哪有不担心的？
我妈嘱咐了我很多，又试图挽留，直到我终于踏上北上的火车，火车内外轰轰闹闹，我妈在车窗外扯着嗓子对我说，不要等春节再回来，但凡有点假期都要记得回来看看，平时要多给家里打电话。
直到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来抑制不住的兴奋和难过，兴奋的是，我终于离开这个小地方了，第一次去那么远的首都；难过的是，这次不是为了上大学住校，而是为了生计而奔波。以前从学校回到家里，从没想过吃穿的问题，现在这些却成了我的奔头。
是不是人长大了，烦恼就会变多？为什么越是想求什么，越是求而不得？人这一辈子到底应该怎么折腾才精彩？无数个问题，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伴随着我一路北上。
我闲得无聊，翻开手机刷微博，刚好看到这样一句话：“千万别在最好的年龄里，吃得最胖，用得最差，活得最便宜。”
这句话就像一根插进指尖的小刺，让我不上不下愣了好一会儿。
这样的人生恐怕任何一个女孩子都不愿意拥有，可是当我抬眼一看四周，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才发现除了第一条有待商榷外，整节车厢里有多少人不是这样？
我不禁在心里打了个激灵，突然脑补出一副画面，自己已经年逾中年，一辈子庸庸碌碌，连一个自己想要达成的愿望都没有满足过，到了那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该是什么样的感受？
恐怕这便是万箭穿心吧？
就这样，我带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一路北上，车窗外的景色渐渐从绿色变成白色、灰色，时间似乎发生了逆转，从春天过渡到了冬天。
火车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给远在东北的男朋友杨大赫打了通电话，电话里的他语气轻松，有着浓浓的东北乡音，透着忠厚老实。
杨大赫是我在大学校园里认识的男孩，他长得人高马大，一脸憨厚相，在他面前我总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撒娇耍赖。
也是在我告诉杨大赫，我已经坐上火车，第二天下午就要到北京的这一天，杨大赫的妈妈正在老家的医院做手术。
杨大赫问我去了北京住哪儿？
我说：“住我一个老同学家。顶多住一个礼拜，找到工作了我就在单位附近自己租一个房子。”
这样的安排听上去再合理不过，但前提是我要尽快找到工作。
杨大赫很快说：“好，我知道了，我争取下周去北京，咱们一起找房子，你好好的啊，我马上给你打一千块钱，不够你跟我说。”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着急：“你不用给我打钱啊，你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对了，你妈妈手术怎么样了？”
杨大赫说：“还在手术，我正在手术室外等着呢。”
接着，我们又聊了两句，我祝他顺顺利利，我会在北京等他，杨大赫则依然用在大学时那种哄我的语气，让我乖乖的，有事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初到北京，我对一切都处于发懵的状态。
似乎在下火车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化身为刘姥姥，误入了大观园，可我一点都体会不到刘姥姥那种喜悦的心情，我只觉得彷徨无措。
北京真的很大，北京西站的人真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一分都有几十个人从我身边经过，去奔前程。
我穿着白色的羽绒服和崭新的白球鞋走出西站，脚上已经不知被人踩了多少下，身上的羽绒服也被四周各式各样的深色羽绒服蹭脏了，抬头一看，天高地阔，这就是北京。
我好不容易叫上一辆出租车，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去挤地铁，北京的出租车也比我们老家的干净许多，车内空间也大，连那个计价器也显得很忙碌。
我望着车窗外出了神，沿途的景色很快从繁华的西二环渐渐过渡到有些光秃秃的北五环清河，到了北五环，沿街还能看到捆着好几米高纸箱的板车和卖苹果的小商贩卡车，以及懒洋洋趴活儿的人力三轮车……
等我醒过神来，又看了一次计价器，心里一惊——八十七元。
我连忙问开车的师傅：“师傅，请问还有多远啊？”
司机师傅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土话，说，不堵的话，还有十来分钟。
我又问：“那请问，从我去的清河，到世贸天阶远吗？”
司机师傅琢磨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也就穿了大半个北京城吧。
我听得越发得懵，想不到第一次感受到北京的寸土寸金，是在距离和出租车的收费上。
等出租车抵达了目的地，我有些心疼地交了车费，下了车就在小区门口见到等候许久的王涛。
王涛是我初中和高中时期的同桌，我们有同窗情谊，小时候干过的糗事彼此都知道，还知道对方偷偷喜欢暗恋过哪个同学，而且因为他名列学校前茅的学习成绩，连带我也多考了几十分。
那时候，王涛不负众望地考上了清华，全校老师都以他为荣，他大学毕业后就留教科学院，光明正大地留在了北京，现如今住在清河某小区。但是这些年，王涛在攀枝花的父母和我们家一直保持着友好互动，可以说，王涛是除了我爸妈和闺蜜李晓芸之外，我最亲密的人。
我刚来北京，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他。
一照面，王涛就迎上来，接走我的行李，满嘴都是道歉：“哎呀太对不住你了，还让你自己来找我，下午这个会实在请不下假来，要不然就去火车站接你了！”
我一边说着“没事，没耽误你吧”，一边打量他，随口笑道：“你怎么胖了？”
王涛只说：“没耽误，对了，晚上想吃什么？”
我朝他一乐：“都行！”
这时王涛眉眼一耷，扫了一眼我的装束：“就你这一身白，我跟你说，没几天就全是灰，北京的灰尘特别大！”
我转而又想到在火车站看到四周都是深色的羽绒服，很多上面都沾着灰：“哎没事，洗洗就白回来了！”
王涛又问：“杨大赫呢，不是说要一起过来住吗？”
我简单交代了一下：“本来是要一起来的，但是他家里突然有点事，所以他要等一段时间再来。”
我俩边说边往小区里走，一路经过错落有致的居民楼，只听他问：“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我笑嘻嘻的，满满都是信心：“来之前投了很多简历，也接到了很多面试的电话，到时候挑挑看哪个更合适。”
王涛随口应道：“那就好，好好挑一挑。”
不知怎的，他的语气似乎并不乐观。
自然，这时候的我还不明白投递简历和面试的那一套规则，人事部负责招聘的人，着急用人的时候每天都要打上百个电话，他们也不会仔仔细细看每一份简历，只要根据条件筛选出来都差不多，就会给对方打个电话，他们还要合算接到电话的人里有多少比例是来不了的，有多少是找到工作的，有多少是不符合要求的，都是广撒网捕鱼，专门捕我这种广撒网投递简历的鱼。
而我，恰好接到了这样的一批电话，就自己以为是个炙手可热的人才。
王涛住的是八十年代落成的老小区，到处都是砖红色的老楼，一共六层，没有电梯。
我们俩一前一后的上楼时，刚到一层，迎面就下来一个理工科气质的男生。
王涛和对方打招呼：“出去吃饭啊？”
那男生语气很轻快：“噢，导师请我们小组吃饭。”
然后，他斜着眼用鼻孔看了我一眼，趾高气昂地问王涛：“老家来亲戚了？”
我一下子就皱起眉，仅仅是因为他那个眼神和那句话，感觉心里有个地方被人重重戳了一下。
王涛平和地对他解释：“不是，这是可依，我们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班同学，铁磁！”
我这才礼貌的地回了个微笑，却没说话。
那男生很快走了，我和王涛接着往楼上走，王涛边走边介绍说，这一片原来是科研所的家属楼，后来盖了有电梯的新公寓，大家都搬过去了，就把这片老楼留给刚毕业分配过来的学生住。
我应了一声，又听他说：“这楼里现在住着的，都是当年各地的高考状元。”
我这才想起来，王涛也是我们那里的状元，一下子对这栋楼肃然起敬，忍不住抬头又观望了一下，刚好见到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从楼上走下来。
那女生穿着和我一样的白色长款羽绒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色的毛围脖，五官标致且秀丽，下楼时脚步很轻，有种翩然而至的美感。
嗯，想必这位仙女也是状元。
王涛和那女生搭话：“文卿，你要的资料我放所里了，明天给你吧？”
连名字听上去也是状元会起的。
被称作文卿的仙女说：“好，你这是？”
她用眼神示意我。
王涛笑着回：“我朋友，来我这看看。”
文卿笑容温柔地朝我招招手：“你好，再见啊。”
那仙女一走远，王涛就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个，山东的高考状元，上高中就发明了专利，剑桥要她，人家没去。”
听上去可真牛逼。
但女人看女人，看的都是长相，谁管你学历呢？
我说：“她长得像个演员。”
也不知道为什么王涛开始老王卖瓜：“学校贴吧上投票选出来的校花！钢琴十级呢。”
我忍不住笑王涛：“那你怎么不追她呀！”
我就不信王涛没想法。
王涛立刻自惭形秽得暴露了短板：“我？人家男朋友是哈佛的！我连号都挂不上！”
我“哦”了一声，不再接话，只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而帮我打开新世界大门的人赫然就是我的发小王涛，用这样一种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使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只井底之蛙。
在攀枝花，我还能骄傲一下，到了北京，我算什么？连这栋不起眼的旧楼里都是人才济济。
我边想着边抬眼，看向在前面抬着箱子很是吃力的王涛，不知为什么，心里受到了一点震动。
王涛那踉跄的背影，也在我心里留下一抹影子。
3
面试对我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体验，也是一条自我衡量的水平线。
早在来京之前，我的自我感觉始终不错，毕竟有那么多家大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请我来面试。
可是当我真的来到一个又一个面试考官的面前，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知。
第一份面试的用人单位坐落在北京的CBD，最繁华的商业区，楼层很高，坐在走廊上等待面试官叫我之前，我一直从旁边的窗户往下看，看北京的早高峰，看那些老家见都没见过的车水马龙。
只要微微一抬眼皮，似乎就能将整个北京尽收眼底。
居高临下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直到面试官叫了一声“陈可依”，我缓缓吸了口气，整理了一下颜色鲜艳的套装，挂上笑容，推门而入。
屋里有两位面试官，一个比较严肃，一个比较和善。
我刚一坐下，就听严肃的面试官不苟言笑地问：“专业是市场营销，你有相关方面的工作经验吗？”
我飞快地回答：“我今年刚毕业，这是我找的第一份工作，不过我之前在火锅店实习的时候，帮他们设计过促销的海报。”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说了“刚毕业”还是“火锅店”，严肃的面试官很快皱着眉，抬眼瞅了我一眼。
这时，就听和善的面试官问：“你大学也没在北京上，家离得也远，为什么考虑来北京发展呢？”
我非常坦白地说：“嗯……为了梦想吧。”
和善的面试官差点笑出声，我一时没明白，难道我说了什么好笑的事？
那面试官连忙说：“没事没事，很好。说说你对薪酬的想法。”
我不假思索道：“月薪六千。”
这回，两位面试官都沉默了。
直到几秒种后，严肃的面试官站起来，和我握了一下手：“回去等通知吧。”
我虽然一时搞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但是看他们两人的面部表情和“送客”的肢体语言，多少还能明白到，这次面试失败了。
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毕竟天真单纯的毕业生有的是，一口价三、四千月薪的抢着来，自然这件事我也是到后来才明白的。
至于“梦想”的话题，几年后我刚好看了一部美国的小妞电影《Morning Glory》，里面的女主角在二十八岁这一年失业了，当她和妈妈谈话还提到了梦想时，妈妈对她说：“你有梦想，这是好事啊！当你八岁时有梦想，大家会觉得你很可爱；十八岁时，还算鼓舞人心；二十八岁时谈梦想，丢不丢人啊？”
事实上，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刚好卡在十八岁和二十八岁之间，我不知道那算不算鼓舞人心，但大约可以认定为，它正在朝“丢人”的路上前进。
而那两位面试官，八成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天真的毕业生了吧？
直到回到王涛的家里，我心里仍是出奇得闷，一闷就想干点活，总比躺着装死强，于是就走到厕所里，随手捡起脏衣篮里的衬衫洗起来。
王涛很快被流水声吸引过来，一照面就惊了：“你怎么给我洗衣服啊？我自己来就行。”
我头也没抬：“顺手就洗啦，你肯定没我洗的干净。”
王涛半晌没说话，我侧了下头，刚好对上他的笑。
奇怪，笑什么？
我随口问：“对了，你这边房租多少啊？我跟你分一下。”
王涛又一次惊讶：“不是吧你，跟我这么见外？”
我嘿嘿一乐：“总要跟你假装客气下。”
由于我站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大门口的动静，这时就见一张水电单子从门缝下塞了进来。
我放下衬衫，擦了两下手，越过王涛捡起单子。
王涛反应过来：“水费单吧，给我。”
我没理他，直接塞进自己的兜里：“行啦，我顺手就交啦！”
王涛果然不再坚持。
而我，也没有对他提起面试受打击的事。
王涛来的比我早，像是今天这种小打击，恐怕他早就见怪不怪了，我要是连这点事都搬上日程，未免显得矫情。
可是后来我转念又一想，以王涛的学历，这种打击恐怕会对他绕道而行吧？如果是他开口要六千的月薪，用人单位岂不是高兴坏了？
很快的，我又迎来第二次面试，更糟糕。
我不再像第一次那么有自信，也不再像第一次那么莽撞，不食人间烟火。
那个面试官的问题也和第一次遇到的不一样：“你是四川人，又在成都上的大学，为什么不留成都要来北京？”
我犹豫了一下，才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因为……北京的大公司多，机会也多，我相信自己有希望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主要是如果不这样说，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梦想”二字更是不会再提。
面试官很快就问到关键问题：“待遇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了一下，却不是很肯定：“……五千？”
可是那面试官似乎对我的“自动降价”并不感冒，他一声不吭的低头又翻了翻我的简历，脸上只挂着四个字——“乏善可陈”。
值得庆幸的是，这第二次打击远没有第一次来得那么强烈，当我的期望值降低了，似乎心里也有些麻木。
我没耽搁，很快朝下一个面试点奔去。
但是即便手里拿着北京地图，我还是迷了路，而脚上那双高跟鞋，更在此时发出抗议，凑热闹的将我的脚后跟磨得火辣辣的疼。
北京的冬天真的很冷，风刮在脸上像是划刀子，而我居然穿着高跟鞋走在大街上，也真的很有病。
我顶着风，再一次提醒自己，这里不是攀枝花，来这里追求的不是安全感，而是往上爬的机会。
人活着，就要居安思危。
然后，我眼疾手快地拦下一个路人：“您好，我想去当代 moma，请问要怎么走啊？远吗？”
那位路人显然是北京人，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指路都是用东南西北：“moma 啊，不远！从这儿奔西南，到了桥上看见楼梯下去，往南走一站地就到了。”
我跟对方道了谢，刚抬起脚，在原地转了一圈，又回过头来问：“请问，哪边是西南？”
那路人哪还有影子。
当我赶到moma后，前脚刚坐下，就见面试官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抬眼一扫，喊道：“下一个，陈……”
我心里一惊，下意识站起身，这时就见旁边快步走上来一个女人，像是这里的员工，她只在面试官耳边嘀咕了几句，顺手塞了一张纸条给他。
那面试官低头只看了一眼，就转身进屋。
再看女员工，她已经将坐在我身边的女孩带进了屋。
我看得一愣一愣的，那女孩我开始也瞄过一眼，她一直都很淡定，坐在椅子上等候时还拿出手机玩了会儿游戏，似乎面试这种事对她来说驾轻就熟。
呵，如今再一想，那哪里是驾轻就熟呢，分明是胸有成竹。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来北京之前和赵局长的那顿饭。
也许，这个女孩也曾在家长的陪伴下和这家公司的某位领导吃过饭，关系疏通了，人情说开了，差的只是走个过场。
在攀枝花尚且如此，何况是在就业人挤人的北京？
试想一下，如果我当初接受了赵局长的职位安排，恐怕今天被塞纸条领进去的女孩就是我。
呵……
可我知道，我没有太多时间自怨自艾，那是晚上盖上棉被睡觉前的事，眼下我必须尽快赶到下一家面试公司。
这一回，我问路问得更有技巧，还顺便把手机上的指南针软件调出来，很快就来到第四家。
再没有颜色鲜艳的套装，有的只是简单干净的白衬衣，素面朝天，一点点口红。
第四家公司的面试官似乎人还不错，他照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说你为什么想来北京呢？”
我这次回答得更加诚实：“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我妈其实是北京人，年轻时跟我爸结婚又离婚，从小我就跟我妈相依为命，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事实上，我也突然有点明白这个问题存在的必要性了，北京的外地人口流动量大，我们拿的又不是北京居民身份证，如果用外地户口的人来上班，用人单位势必要担负这个人突然消失不见还要急忙找人接手的风险。
面试官又问：“你希望的月薪是多少呢？”
我顿了一秒，这样回答：“就按你们的标准吧。”
这回，面试官再没有像前面那几个一样低头看简历，挑三拣四，他沉默着，似乎正在考虑我的可用性。
我见有点眉目，忍不住问：“请问……什么时候能给我消息呢？”
面试官说：“有结果会和你邮件联系的。”
我又追问：“今天可以知道吗？”
面试官说：“你也不是只投了我们一家嘛，可以再等等。”
我吸了口气，决定来个痛快的：“老师，您可以直接告诉我吗？还有没有希望？”
面试官突然笑了：“小姑娘不要急，这个简历还是不错的！花钱了吧？”
我老实回答：“花了三十六。”
这两天光是递出去的简历，就够我从北京西站到清河的那次打车费了。
面试官点了下头：“不便宜，拿回去吧，下次还能用。”
下次……
我微微一愣，却还是说：“谢谢您。”
面试官站起身，双手拿着那份彩打简历递向我。
这一次，我接受得分外平静，起码这次没有损失那三十六元。
这就是我放弃攀枝花的一切，执意要来北京，所必须要承受的代价。
这天晚上，我赶着晚高峰坐地铁回王涛家，四周都是人，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摇摆，别说摔倒，连动一下胳膊都困难。
可我早已累得晃了神，额头上全是汗，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倒影，什么想法都没了。
累，只有累，身心俱疲。
晚饭是王涛叫的外卖，他吃的热火朝天，我却有点食欲不振。
王涛又一次问我：“真的不吃啊？”
我有气无力地摇了下头：“不吃，减肥！哎，你说怎么在北京找个工作就这么难啊？”
王涛却顾左右而言他：“你一个女孩子，干吗非要来奋斗呢，我觉得老家也挺好，你这学历，在北京不太够，但在老家，足够啦。”
我笑了一下，赌气似地说：“我不回去，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北京！”
回去，固然平稳，可那个脸，我丢不起，我妈更丢不起！
王涛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脑海中登时跳出王佳佳的模样：“我又不是最差的，就这么回去了，我不甘心。”
恐怕当初王佳佳来的时候，比我遭受过更多更大的打击，她都能挺过来，都能笑嘻嘻的站在我们面前，我为什么不行？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光阴似箭，度日如年。
我每天翻看着简历，都会换一身面试需要的衣服，箱子里的服装早就穿了个遍，已经开始换花样混搭了。
而每天早上出现在镜子里那个女孩的脸，似乎也在日渐憔悴，有点耐受不住寒冬的皮肤和眼里的麻木、疲倦。
包里的小本子上，都是我在来之前记录的用人单位的名字、地址和联系电话，字体秀丽，是我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写上去的。
如今，被我一一潦草地划掉。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的冬天，这是我承受打击最大的一年，就像北京喜怒无常的天气。
自然，我也忘不了那天。
天早就黑了，北京的夜景美丽绚烂。
我站在一条不知名的马路上，仰着头，看向对面的“全北京向上看”的大屏幕，钻进鼻子里的除了冷空气，还有阵阵的煎饼香。
我抵御不了那样的香气，很快买了个加蛋的大煎饼，一边吃一边又看向那座大楼，灯火通明，似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加班。
而我第一家面试的公司，也在那上面，窗户里的光又耀眼，又温暖，又遥不可及。
我消化完一整个大煎饼，慢吞吞地坐地铁回王涛家。
高跟鞋“咔咔咔”得响在小区的石砖路上，老小区的路不平，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差点崴脚，现在却摸着黑都能驾驭了。
只是很奇怪，今天的小区似乎额外的安静，额外的黑。
我抬头向四周一看，似乎停电了。
我有点懵，只能摸着黑走进王涛住的单元门，一手摸上墙，正准备往楼上走。
谁知就在这时，一个热乎乎的手一把抓住了我。
我登时一惊，叫出声。
下一秒，手电筒刺眼的灯光照了过来。
我避着光一看，原来是王涛，他一定是在等我。
王涛一照面就数落道：“你还晓得回来，打电话怎么不接啊？”
我一愣，这才想起来：“哦，面试关静音了，忘调回来了。”
王涛叹了口气，拉起我的手：“走吧。”
从一层到五层，我们一路都没有松开，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在楼梯上，幸好有他拉着我。
王涛在前面问：“今天面试的怎么样啊？”
我笑嘻嘻的：“夸我简历做得好……”
故意顿了一秒，又说：“然后也没要我，呵呵。”
那“呵呵”两字，我故意咬的重一点。
王涛也是一笑，突然说：“那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太感动了以身相许啊！”
我问：“什么？”
王涛一股脑地交代了：“嗨，我找人帮你安排了个工作，这周末你好好休息，最近也太辛苦了，下周一就可以去上班啦，一个创业公司的前台，我朋友的公司，特靠谱！”
我脚下登时一顿，仿佛被一个巨大的馅饼砸中了：“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早说了，我就不用这么奔波了！
王涛却道：“早说了还能叫惊喜吗？”
嗯，真是够惊喜的！
看来找工作这种事，还是得有自己人！
那后来的一路上，我都在想，也许下一回等着人家塞纸条给面试官，然后气定神闲的被“自己人”引进办公室的女孩，就是我了。
4
就这样，我和王涛一起摸黑进了家门，进屋的瞬间，我就感觉到一室的热腾腾，也不知道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惊喜，还是王涛在寒冬的夜晚到楼口等我，总之今天这间屋子，额外的温暖。
我心里正在雀跃，同时还在想，明天天亮了，我应该怎么报答王涛，要不要去附近的菜市场买点菜，亲自下厨做顿好吃的慰劳他？
哦对了，王涛都喜欢吃什么来着？我得好好想想。
只是我这些想法还没逐一成型，就在我下意识要松开王涛的手的同时，却感觉到手上一紧，他攥着我的力道似乎越发得紧了。
而且他的手心，特别热。
我不禁一愣，笑道：“行了行了，都到家了，摔不死。”
我边说边又要抽手，却没成功，下一秒，我就感觉到一副混合着寒气和热气的怀抱迎了上来，将我牢牢地罩住。
我登时傻了，努力睁大眼，眼前却是漆黑一片，耳边传来的羽绒服摩擦声和耳边男人的喘息声十分清晰。
只是一秒，我就飞快地反应过来，用力推开王涛，却又是一顿。
毕竟我和王涛是高中就认识的好同学，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如今又收留了我……
正是碍于这层关系，我才放低了音量：“你干吗啊！”
我只希望，王涛能回答我一句“不好意思，脚下没站稳，差点摔着”，别的无需多说，我就都能当没事发生过。
可王涛只是在反应过来后，松开了手，一个字没吭。
我吸了口气，接着找台阶下：“咱们是老同学，是兄弟啊。”
王涛终于开了口，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便越发显得他那理所应当的口吻，十分刺耳：“谁要跟你当兄弟？我觉得你好，你觉得我好，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试？试什么？怎么试？
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他是想趁机把我办了，还是要干吗？如果真是有意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非要动手动脚？
我的脑子一下子变得很乱，心里又凉又慌，直到杨大赫的模样跳入脑海。
然而就在这时，王涛又一次伸出了手，许是见我半晌没反应，他又重振旗鼓了。
我一下子就被王涛拉近了，黑暗中我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动，我们身上的羽绒服来回摩擦，窸窸窣窣。
我立刻急了，比刚才更加害怕，用尽全力挣脱开，同时劝他：“你别闹，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也知道我有男朋友啊！”
我多么希望，王涛能回我一句“哈哈，那好吧，不闹你了”。
但他却这样说：“你那男朋友从来就没出现过！再说了，他为什么同意你住我这儿？你都住我这了，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还真当小时候玩过家家？”
言下之意，杨大赫同意我住在王涛这里，就说明他早有心理准备我们会发生点什么，而他默许了？
我一下子气涌如山，浑身都在发抖，声音卡在喉咙里，发不出一个字。
接下来那十几分钟，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想法都没了，我更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摸黑收拾东西的，黑漆漆的屋子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要离开的决心。
我只知道，当我醒过神来时，是因为“铛”的那一下摔门声。
脆弱的大门一开一合，被我用力带上，吱嘎作响。
我却像是全身都充满了力气，拖着来时我自己根本提不动的行李箱，闷着头往楼下冲。
楼道里依然黑压压一片，我被大箱子带偏了重心，这一路上竟然一次都没有摔倒过，只是艰难的一层一层往下走。
明明不高的楼，我却像是走了很久很久，一身的汗，一腔的气。
直到我凭着自己的固执，终于把它拖下最后一层楼，磕磕绊绊的来到楼下，脚下一顿，居然在单元门的门口地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影子周围是晕黄的光。
我一愣，回头一看，来电了。
呵，连“停电”也一起欺负我，连“停电”也要做王涛的助攻，更像是为了将我驱逐。
我瞪着那片光明，深深地吸了口气，鼻腔里灌入北京干冷的空气，吐出来的是白色的雾。
然后，我将死沉死沉的大箱子往旁边一放，二话不说就冲进单元门里，一路往上爬，连口气都不带喘的。
那一路上，很多画面从我脑海中略过，有上高中时和王涛一起上下学的片段，有他帮我看功课的画面，还有后来我帮他庆祝考上北京重点大学吃饭时碰杯的样子，甚至是逢年过节，他回到攀枝花，我们一起和同学们聚会，那些欢声笑语……
想着想着，原本那股憋在胸口的闷气，一下子汹涌而出，连带还带出了一点凉意。
我抹了一把眼角，有点湿，我便闭上眼多吸了几口气，将那些委屈憋回去。
有什么可委屈的？我只是活该而已。
王涛说得对，我们是成年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是一分钟，也不是一小时，更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星期。
王涛没有女朋友，他又是个男人，大概很难忍。
而我呢，我错就错在对人没有防备之心，还以为我们认识多年的情分，足以和他的自制力划上等号。
说到底，我们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我特么的吃饱了撑的考验人性干什么，我就该去小旅店住一礼拜！
就特么的为了省一点钱，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边想边往楼上冲，很快就来到王涛住的楼层，他的门还没有关，我直接走进去，正见到王涛坐在沙发上，一脸郁闷的低着头。
听到我的脚步声，王涛的身体顿时一震，抬起头时，脸上堆满了不知所措，赶紧站起了身。
那一瞬间，我其实有很多话可以说。
比如，找他要个道歉，这件事就当翻篇了。
比如，跟他正式下个通牒，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我有我的骨气。
然而，我却只是死死地盯着王涛，一声没坑。
王涛大概是被我看毛了，也出于本能的要保护自己，便当着我的面，下意识的护住裆部。
说真的，要不是我正在气头上，还真的会忍不住笑场。
接着下一秒，我便开了口：“你给我介绍的工作，我还能去吧？”
反正这段友情要撕破了，横竖也不能白吃亏，就当是用来交换他的负罪感好了，我也不算赔。
一个星期，重新认识了一个人，还给自己上了一课。
一个星期，我有了工作。
就这样，很好。
这天晚上，我突然长大了几岁，又像是重获了新生。
没有王涛的帮忙，我和他敲定工作的事之后，就拖着大箱子一路找到一家房产中介，初来北京时的忐忑不安，手足无措，在这一刻全都不见了。
我脸上很木然，快速在中介门口看了一遍广告，这附近的一居室租金一个月最少要两千块，合租的要八百块。
我皱了下眉，转身就要走。
这时，在屋里的一个房产中介看到了我，立刻堆满了笑脸，开门迎上来。
房产中介：“美女，找房子啊？是买还是租啊？”
我的语气很淡：“我就看看。”
话落，我拖着箱子离开，那中介也没挽留，收起笑进屋了。
此时此刻，我心里最想念的就是杨大赫，我的耳朵最想听到的也是他的声音，哪怕他只说一句话，也胜过别人一万句。
再说，王涛的事我不能打电话回家跟我妈说，更不能告诉闺蜜李小芸，我只有找杨大赫，告诉他，我离开王涛家了。
结果我刚拿起手机，就看到杨大赫打来的一通未接来电。
我立刻回了过去。
但杨大赫的电话我打了十几遍，他都没有接。
我越打心里越烦，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台阶一屁股坐下去，手上机械性的按着重播键。
直到电话接通，我不禁一愣。
我本以为杨大赫看到这么多未接来电，又是晚上，一定会关心的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然而，他第一句话却是：“打这么多电话干啥呀？跟你说了，没回就是有事。”
他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冷漠，还有点不耐烦，仿佛我们不熟，仿佛我打搅了他的休息。
我张了张嘴，说：“什么事啊，刚刚是你给我打的电话，然后又不接，发短信也不回。”
杨大赫的声音依然不冷不淡：“哦……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我吸了口气，决定先听他说什么事，再聊王涛的事：“嗯？什么事啊？”
手机那头，杨大赫似乎一顿，再开口时，声音略带沙哑：“我们，分手吧。”
什么……
我心里一凉，下意识喊出声：“……你没事吧，你干什么呀！”
杨大赫，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差点被王涛欺负了！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和我提分手？！
我脑海中晃过这句话，然而我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耳边也是嗡嗡的，只听到杨大赫说：“没什么事。我在这边……我喜欢别人了，对不起。”
喜欢……别人了……
我握紧了手机，立刻要追问，是谁，为什么，这太突然了等等……
然而，我根本来不及开口，耳边就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杨大赫已经切断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愣了半响，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立刻打回去。
那头却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想，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的晚上。
2008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失去了男朋友，失去了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好同学，拖着我的行李箱在街头流浪。
这天的我，恐怕已经不能用“狼狈”来形容了。
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大学时的美好时光，那些浪漫，那些不食人间烟火，那些小岁月……
记得大三那年的一个晚上，我正提着暖壶去外面接水，穿过校园放宿舍返时，接到了李小芸的电话。
她说，可依，你从操场穿过来吧，我在操场这头呢，田子说平安夜，给我们准备了大苹果！
我二话不说，就往那边去。
可就在我横穿操场的路上，却相继遇到好几拨笑容古怪的同班同学，他们两两一对，每一对都递给我一支鲜嫩的玫瑰花。
我有些发愣，一时搞不清这是平安夜班上搞的即兴节目还是什么……
我甚至来不及数到底来了多少同学，我又接到了多少支玫瑰。
当我走到操场的另一端，回到女生宿舍门口时那里早已堆满了人，很多女生围着一个男生。
居然是杨大赫。
杨大赫抱着吉他，坐在那儿，那些女生全都举着手机，用光亮围绕着他，他们还一起唱着《爱你不是两三天》……
我想，那一刻的我，恐怕是一脸的呆萌吧？
虽然当时我心里已经明白了一点。
然后，我就看到了李小芸，她正依偎着田子，笑得花枝乱颤。
李小芸更带头吆喝起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其他女生们立刻跟着一起起哄。
直到杨大赫走到我面前，他有些腼腆地开口：“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
哦，我说的是：“我要考研，以后要去北京的。”
呵，还是用普通话说的。
杨大赫微微一怔，立刻改口：“好！那我不问问题了，我陈述。从此以后，我杨大赫就是陈可依的人了，跟着她，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陪她做她想做的任何事！”
四周很快响起掌声。
杨大赫转身将吉他塞给田子，一回头，就弯腰将我抱起来。
我是真的吓了一跳，手里还拎着暖水瓶，吓得不敢松手，更感动得一塌糊涂。
杨大赫抱着我转圈圈，我的眼泪好像也在跟着旋转……
如今想来，还真的是……
呵呵，假的，都是假的。
只有寒冷是真的，饿肚子是真的，什么情啊，爱啊，背叛啊，友谊的小船啊，都是说翻就翻。
我一路想着过去那些傻逼的岁月，一路拖着箱子走在陌生的街头，直到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脚下一顿，循着最近的香味走向旁边的一家报刊亭，果然看到一锅香喷喷的煮玉米，旁边的纸板上写着“两元一根”。
我摸了摸兜，除了一百元的整钱，我只有一元硬币。
我不想破钱，破了就刹不住车了，我怕我会冲进一家小馆子，花光余下的九十九元。
于是，我对那报刊亭的老板说：“老板，我只有一块钱零钱了，能一块钱卖给我吗？”
那老板大概觉得我很好笑，一块钱都要砍价：“姑娘，你少一块钱，地铁让你上吗？”
我登时一愣，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摸出那一元硬币，递给老板。
然后，我厚着脸皮再次开口：“那您卖我半根吧？”
那老板震惊极了，恐怕我这么不要脸的要求他是头一次听吧，看了我片刻，才终于妥协：“哎，行吧！”
老板收走了那一块硬币，用塑料袋罩着手，将一根热腾腾的玉米掰开两半，一半递给我。
我接过半根玉米，一点不客气地吃起来。
再一抬眼，见那老板正在啃另外半根，我竟然也觉得有点好笑。
这个冬天，夜风凛凛，我和这位老板都是外来的，他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他，我们没有一句交谈，却面对面的分享同一根玉米。
直到这一刻，那些仿佛被冷风冻住了的悲伤情绪，终于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那天晚上，我蹲在一个路灯下哭了很久，我也不管旁边经过的路人怎么看我，事实上他们也不会围观和宽慰一个陌生人，最多不过是经过时扫一眼，有的懂的，心照不宣，不懂的，最多以为我是失恋了。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哪怕我的哭声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嚎啕大哭的地步，也没什么。
都会过去的，只要等我排除掉多余的泪水和委屈，填进来的便只是坚强。
也正是那天晚上，我被这个诺大的城市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那些原以为踮着脚尖就能够着的美好希望，像漫天飘散的斑斓泡泡，一不留神就变成泡沫。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北京，这座闪光的城市即将改变我，也改变着所有投入它怀抱的人。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的是——
就在我的眼泪快要流干的时候，我那个快要没电的手机里，突然插进来一条信息。
来自李小芸：“这是王佳佳的电话： 13xxxxxxxxx，你没事和她联系联系嘛。”
不愧是我的闺蜜，她知道我自己是抹不开面问的，就主动发过来了。
我自然也不矫情，抹了两把脸，将眼泪擦干，然后木着脑子复制了那串号码，拨通。
王佳佳，竟然成了我的救命稻草，这个我一度看不上，觉得处处不如我的女孩。
呵，你说有趣不？
但无论如何，那一刻，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
至于杨大赫，附带一提，我也是后来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和我提分手的那天晚上，他正在老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
他的妈妈徘徊在生死一线，而杨大赫正面临人生中的重大选择。
直到负责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出来通知他，让他过去陪床，他妈妈要住院一个月，一个月后再看情况。
而且，他妈妈很严重，再站起来的几率非常小，很有可能要终身瘫痪。
别说陪床一个月，杨大赫不可能离开，就说瘫痪两个字，就足够将他绊在老家半辈子。
杨大赫的爸爸也在劝他，说北京就别去了，咱家这个情况，他也得想想那个对象该怎么办，可别把人家耽误了。
杨大赫只能答应。
自然，这都是后话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