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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黑红点，点没了鬼子的抢秋粮
中国，有个古代的傻子，坐船的时候，剑，掉在了水里。
那时候，人们出门，都带一把剑，就像现在，人人手里，朱攥着个手机一样，在于方便，那时候的路，不是柏油、沥青、水泥路，而是土路，还长着草，需要用剑，把路砍巴一下，方便走路。
现在，手里拿着一把剑，想坐船，门儿都没有，那是非法持有刀具，是违法，最起码，要关十五天的拘留，还要把剑给没收了。
傻子的剑，掉在水里，傻子，赶紧地在船上刻个记号。同船上的人，好奇地问，你的剑掉在水里，你不去捞，干嘛在船上刻记号？
那傻子，先笑人家傻，然后，气昂昂地聪明，“剑，从这里掉下去的，我刻个记号，是想以后，从这个记号，下到水里，把剑捞上来。”
这，就是有名的《刻舟求剑》。
高桥、鬼子和李连璧，虽然各耍各的聪明，但是，他们都认为，湖西还是他们以前认为的湖西，八路军，还是他们以前遭遇过的国民党的军队。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长。
这样的傻子，还想着在湖西武运长久？
还是快洗洗睡觉吧。
他们鬼子和汉奸，这时候了，还坐井观天，要想当然认为，眼下的湖西，还是他们刚来的时候的湖西，醒醒，“舟已走也”。
这时候的湖西的老百姓，已经知道了袄里和袄面，即使是汉奸，也已经在他们的意识里，把八路军当成了抗战的军人，当成了自己国家的队伍了，已经在心理上、意识上，认同了八路军。
也在心里，再也不惧怕他们了。
心理的改变，才是抗战以来的最大的胜利。
湖西人，已经不怕鬼子和汉奸了。
公安队三年的“鱼水情”，任鬼子、汉奸，再怎么样百般折腾，已是很难破解了。
高桥换了李连璧让城里汉奸带路的新法子，八路军，公安队，自然的不算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马上也拿出来新法子，进行对抗和瓦解。
“生死簿”、“黑红点”，一下子亮出来了。
“生死簿”、“黑红点”，虽然是纸面上、口头上的事情，是虚的，但是，在中国的湖西，在湖西的中国人中间，尤其在汉奸中间，立即起了大作用。
这个大作用，直接的威胁了高桥和李连璧的新法子，马上让鬼子的下乡强征秋粮的计划破产。
这个法子的核心，就是震慑。
这中间的震慑力，即使顽固的、铁杆的伪军、伪事儿，在这个面前，吓得，也再不敢公开露面地帮衬鬼子兵了。
对伪军、伪事儿，既斗争又拉拢，是公安队的一个鲜明特点。
这法子，简单。
彭琦辉的公安队，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开展了“黑红点”活动。
——谁帮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
反过来，谁干了坏事，破坏了抗日，帮衬了鬼子，就记上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
那总账，可真是大帐，老百姓称这个帐，为“生死簿”是活着活着死了的事情。
公安队悄悄进了金乡城，瞅时机，鸡窝里逮鸡，在被窝里，抓了几个给鬼子带路的皇协军。
这回是张华杰亲自出马的，张华杰对着几个浑身打着哆嗦的混伪事的，拿起几张纸片，给他们挨个看清楚了后，在空中一扬，厉声厉气的熊，“你们给鬼子带路，给李连璧那个大汉奸卖命，祸害咱中国人，良心叫狗吃了？你们的罪行，都记在这上面啦，想死想活，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握着呢，到时候，别怪八路军不认人！”
那几个伪乡保长们，看清楚了自己名字下面的黑点儿，顿时身上筛了糠，像泥一样瘫在了地上，而后的，才明白八路军的意思，还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于是，个个捶胸顿足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赎罪。
这一下，“生死簿”，使得越来越多的伪军、伪保长、干伪事的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了，马上的同公安队，建立了秘密关系。
解放后，在青岛八大关，温柔的海波声里，彭琦辉这样的对采访他的公安民警，诙谐地说，“在湖西，如果没有伪军的暗中相助，中央首长过湖西，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这里面，说明的是，他们政策运用的好，方法使用的对。
“为了与伪军搞好关系，公安队情报战线发挥了大作用，王雪山放手发动群众，用亲戚连亲戚，朋友找朋友等好多法子，专做伪军、伪保长、干伪事的们的家属工作，做特务的家属工作，以及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家属工作。”
“那叫做私下里打招呼，大名上说，是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一直划到鬼子和铁杆汉奸的脚底下。”
彭琦辉说，“王雪山，不愧为大情报专家，不愧为李克农部长的高徒，他想的这个办法，非常管用，在湖西，所有的和鬼子沾上边的人，也同样怕被点上“黑红点”。
彭琦辉仍然的兴高采烈，对过去的战事，记忆清晰，如数家珍。
——有一次，我带着警卫班，掩护过湖的干部到湖西，过封锁沟的时候，突然地，遇上了巡逻的鬼子、伪军的队伍。
老将军两个手比划着说，“就那样的，一下子，走个对脸。
自然地，我们的人少，他们的人多，又是在鬼子的地盘上。
“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我，”彭琦辉神采飞扬，好像已经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这个时候，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胆子大，谁就能把对方欺负住，来的是心理上的较量。”
彭琦辉站起来，满院子里走，“我把枪，放在衣袖里，先对视前面的汉奸，把他们个个看得，低下了脑袋，然后，越过他们，我不慌不忙，慢调撕柳地，直接地，向着鬼子迎面走。”
“当场当时候，迎面来的巡逻的敌人里面，有三四个日军和一名翻译。”
“骑着马的鬼子，见我直接的过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但是，见我是中国人，脸一沉，问：‘你的，什么地干活？’，我呢，冷静地回答说：‘我的，买卖地干活。’鬼子的反应慢，又迷惑，我趁着他的不清楚，又随机应变地说，‘太君，你们的辛苦，是大大的，回头，到我的小店‘米西米西的’干活。”
日本鬼子的中国话，说的不利落，也没多听懂我的话，但是，知道了我不是敌人，就让翻译官，接着问我。”
站在海边的院子里，彭琦辉对着我们，讲解着他的故事，“我一见翻译官要上场，我的态度，就大转变，不等对方开口，我就笑嘻嘻地，对着那个翻译官，“我的小店是粮食行，在金乡城里，专卖红豆和黑豆，就不知道了，你是喜欢红点的，还是黑点的。”
说着红点和黑点，我还朝着翻译官眨巴眼儿。
那翻译官一听，知道遇上八路军了，对我的态度，立马大转变，把腰弓成九十度，连连点头，一叠声地说，要红豆要红豆，再抬起来腰身，对骑在马上的鬼子，又是一脸的堆笑，“太君，他们的，粮食行的干活，生意人的干活，没有疑点的干活。”
鬼子一听翻译官这么说，把马一勒，“你们的，走了走了的干活。”
说着话，鬼子，带着队伍，自个干起来了自己的巡逻的活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