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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八月，经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推荐，我到新华书店储运公司做临时工。同来的男女青年十几号人，有返京的知青，也有应届的高中生，比如我；年龄十八到三十不等，每个人的脸上充满着期待和疑惑。
负责招工的部门是政治部，主任崔邱明，副主任付文亮，另外还有马敬芝和李惠堂。记得那天清早，我们聚在礼士路的公司门口，看着一辆辆载满图书的大车进进出出。传达室边的收书组有人排队等待验书。
李惠堂出来招呼，把我们带进公司的办公楼里。政治部在二层，阴面，房间窄小，我们一堆人只好立在门边。付文亮面脸堆笑，介绍说：公司是文化企业，党的宣传机构，历史光荣，责任重大，工作艰苦，眼下需要人手；大家好好干，这个单位很有前途。他语速迟缓，结巴，蛮和蔼的。
不一会儿，各部门争吵着来抢人。我被分配到运输科托运组。组长宋瑞途手里捏着厚厚一打运单，矮个，驼背，走路像赶三关；匆忙把我带到八库，说工作是分包，把我交给这里的两位师傅刘森和李友仁，又匆忙离开。还有一位师傅叫郭连富，负责调台。库内一派繁忙，打包机霹雳巴拉的响，到处堆满了书。
刘森好像是这儿的头，放下手中的分包车，解下围裙，引我到休息室。里面简陋不堪，两个书台搭成的床，上面垫满包装纸；一张旧方桌，身材特别矮小的柳桂琴正在那里写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票上填写重量。刘森介绍完，我俩彼此对视，点头，算相识。“给”刘森取出一副手套递给我“你先跟着李友仁师傅一起干吧。”
分包，看似就是分拣货物，严格说，是将捆成运输包件的图书，按照标签（贴头）写明的收货人分拣，存放，待运。当时，四号库、七号库、八号库、九号库和十号库同时承担发货任务，那个库都有分包的活儿。八库负责安徽、浙江、江苏和山东四个大省的发货，收货人多达六七百家，有些还要经过中转，甚至邮寄。场地异常紧张，院外也堆满了待运的图书。公司发货的“解放”和装订厂送书的车时常拥堵在一起。
分包场地几乎占去半拉库房。货位狭窄，也就一人宽吧，多的数不清楚；有的存放一二十件，有的三四百件，山一样高。跟着友仁师傅，推着满车的包件库房里奔跑，他把货放哪儿我就学着放哪儿，用心记住货位。包件不停地产出，我们一车车分拣下去，好像除了午饭时能够喘气，几乎不得消停。李友仁概括：咱这活这一天下来，走路颐和园来回不成问题，过手的书少说也有十吨！也许是工作新鲜，也许是年轻力壮，也许大家都这样累，那时我并不感觉辛苦。
这活听着简单，出彩并不容易。先是不能压货。分包车就那么几辆，手头稍有停顿，车就轮转不开。影响到包捆用车，打包的师父们难惹，不是起哄，就是喊娘，猴急。那会儿的情景就是这样：每个工序都在赶活儿，我们当然不能示弱。
其次，分包讲求质量。分拣的包件要准确，码放要整齐、牢固，贴头一律朝外，为下道工序创造条件。我说的下道工序是指对货贴签，干这活的人有大张俊荣、张桂芬、吴霞、何文敏、段淑梅、施丽娜和“活地图”刘福贵；活多忙不过来，科长、组长一齐上阵。每人拎着一个浆桶，怀里捧着运输标签，把标签贴在对应的包件上。货物准确自然皆大欢喜，若是遇到多件、少件和混件，那就糟糕，件件核对不说，还要满世界寻找，大海里捞针一样难。遭遇这样的倒霉，女士们立马没了笑声，脸色一沉，拐弯抹角的批评，嘴上不说你差劲，当面赞美别人给你听。
没人愿意落后！友仁师傅提议，工作加码，核查货位。逢结货，他总是拿着手电，钻进黑暗、窄小的货躲里，撅着屁股检查，修正错误，用粉笔画上标记；完活，浑身沾满浆糊，他的围裙硬的像铁皮。效果当然显著，至少贴签的上帝总是面露喜色。这些人当中还有个叫小张俊荣的，年轻、漂亮，走起路充满活力，长辫子跟着摆；她负责分票，手里抱着票框，每天两次到各库房去取票，来我们这里是和柳桂琴交接；然后回到办公楼里，再把这些票按铁路到站进行分拣。
分包做到极致，需要精通业务，最好能够掌握每家收货人的发运路线，各环节出现差错，可以做出判断。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本领！全国三千多家书店，谁能都记得住？据说“活地图”刘福贵可以，业务科的付宗仁、李云春两位前辈也是出了名的。就八库而言，六七百家书店的发运线路，刘森全部熟悉，碰到疑难，大伙都乐意向他请教。我最敬佩刘森本领，也是暗自决心学习他的地方。
最难的还是场地问题。每家书店货位仅有一个，赶上结货、走货的关口，生产的包件没有地方分拣，只好临时堆在书台上，我们管这叫“砸台”；每次少说千八百件，待地上的货物走光，再做二次分拣。由于各省走货的周期不同，这样的重复劳动周而复始。一边分拣新的包件，一边还要解决积压的问题，放屁的功夫也没有。有时真的掰不开镊子，科室的干部常过来帮忙。王栋石就是其中之一，这人是个像样的劳力，通业务，分包用不着别人指点。“他是公司的副经理，才四十岁！配书出身，能干，班子的培养对象。”刘森这样称赞。
说到那时的干部，几乎没有脱产一说，白天身在生产一线，下班动脑子探讨业务。就拿我们的三位科长王兵山，司祥，马付义来说，这个素有“兵马司”之称的领导班子，在我的眼里好像他们的职务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似得，不是帮着大伙儿一起贴签，就是分包，要么就是码货、装车，到铁路去送货，满身臭汗，见天如此！可偶然听到他们谈起工作，科里那个环节有问题，那位职工生活有困难，甚至包括全国书店的管理，他们又似乎无所不晓。
当时八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我们；再就是是包装科的包装组，承担收书、配书、写贴、调台和打包的工作。渐渐地，我和包装的师傅们也熟悉起来。组长是权德成，党员，大高的个，四十来岁，也许是性格执着吧，大伙都骂他“老杠”重点为打包工供货；上调台是“怪才”李志英，一个出身沾点毛病的人；收书是不言不语的老朱，写贴是张广桥、张淑清和她俩的徒弟赵品均；要说还是配书的人多，有闫桂玲、王玉霞、韩文桂、王蕊、蔡蕊、任丽英、李淑华、王慧兰、张凤萍、张玉萍、刘峰，还有配年画的尚德贵和专管盲文的邢麻子。
接触最多的要算打包那帮人了。打包机横在库房中央，有五台，俩人一台，一包一捆；由西向东数，有张德祥、胡光，马永春、毛喜文，张洪义、张旭光，栾月、高连颖、邓建军，好像还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青年，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张洪义和蔡蕊当时正在热恋。论质量，当属张德祥和胡光，不仅包捆数量多，包件、平整、牢固、漂亮，标准的“井”字型。也有活操蛋的人，这里就不说了，没劲。让人开心的，莫非马永春师傅，这个外号“马大姐”的男人，一脸麻子，嘴巴整天响个不停，像失控的电台，尽是小道消息。好多公司的“绯闻”我都是在他哪儿听到的。不过，马师傅唠叨归唠叨，手上的活计从不耽搁。
打包机是个挺新鲜的玩意，电源一合，凹槽里就蹦出塑料带来，把包件牢牢捆住，据说这机械竟是公司技术科发明的！我尝试过使用，始终不得要领。一个偶然机会，我却意外学会了手工包装：记得包捆使用打包机后，原来手工包装的绳子积压在库里，为减少浪费，公司号召各库消化。八库那台扔在角落的脚踏包装机重新启用，毛喜文操作。一天的晌午，我学着老毛的样子比划，包件出来松松垮垮，没样。这时，程刚风突然站在我身后，高大的身影。我心里一惊：他可是公司的一把手呀！“来，我教你。咱不用这机械。”老人一团和气。说着，扥出绳子，预留出绳头，只在书台上把包件转了几圈，一个完整的包件就捆好了。“你来试试。”他说。我照着他的样子。“不对，这样转。”他一旁指点：“这就对啦，很好。小伙子，慢慢来，这方法学好了，比这脚踏的机械要块。书店在延安时候就这样干。”老人说完，向着四库的方向走去。
另外，和分包接触较多的还有装卸。可别小看这帮干“粗活”的爷们儿，实在令人敬佩！带头的有王正荣、贾国恩、白宝奇、武请修这样的老师傅；还有少壮派，像孙立俭、邸强、刘书欣、方浩这样的骨干；二三十号人马，外加七八辆“大解放”仨人一车，每天火车站送货，三趟活玩儿是的；赶上发教材，酷暑难当，发货增加到五车，没人怵过。清早五六点钟就有人开始码货、装车，没等上班的铃响，他们已经行驶在路上。手快的，下午三点完活，跟着又要组织第二天的货物，干劲冲天！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尽快请走库内的包件，分包才有场地，多好！
后来，我转为正式工，单位培养我上大学，当干部，对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公司作为专业的图书发行机构，承担着京版图书的验货、仓储、配发、包装、和运输；经过我们的劳动把图书发往全国的书店，再由他们送到读者的手中；在货运紧张的时候，公司克服艰难险阻，新建了厂房，创造了“图书二级分发”和“铁路集转”业务；年发货量高达二十亿码洋，成为国家百强企业的一份子。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业！是的，现代的青年也许并不通晓这些，英雄不言往日的辉煌，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转眼三十年过去，逝者如斯，英雄西下。上面讲述过的这些人，许多早已因病离我们而去，包括我尊敬的领导和友仁师傅；活着的同事大多也在暮年，不知安好？
昨天终于遇见刘森，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心脏不好，来单位报销药费。“刘师傅，您多注意，身体可是我们唯一的财富。”我这样叮嘱。谈起往事，再次引起我心中的记忆，写出来，权作对故人的缅怀，对生者的祝福，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