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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很中国传统的家庭，家里教育孩子的重任几乎是责无旁贷地落在母亲一人的肩上，因此自始至终都觉得母亲才是离自己最近的人，也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而对于我的父亲，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说。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不轻易言笑的人，一个几乎一整天都没怎么与我们说过几句话的严肃人。小时候，父亲总是晚上出海捕捞，早上才归来睡大觉，当我们都在温柔乡时，他们却在大海中忙着生产。长大以后，父亲又背井离乡到外面谋生去了，而我小学一直到大学，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一个人独自在外求学，毅然一个“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傻书生形象。因此有时即使回家了，也难得与父亲一叙，而且从小因为自己的调皮，就经常被父亲修理，因此对父亲总是有着一份莫可名状的敬畏感和一丝丝的陌生感。
原来每次电话回家，总是母亲在接。每次母亲问父亲是否要说句话，父亲总是说没什么话好讲的，让我挂了。但这次非典时期，我却第一次听到了从电话那头传来的父亲那浑厚的男声，虽然只是简单朴素的一句“要注意身体”没有任何的修饰，也没有任何的造作，但却让我感激无比，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对于我的爱。朱自清因为感动而作背影，我不知道是否我也是，只是思绪纷飞之余、冥冥之中我也有了一种要在异地他乡写写父亲的冲动，写写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对父亲表露过的感动。
父亲出生在我们这个村子里的时候，这里是一个穷的地方，加上那时全国的人都在相应毛主席的“母亲英雄”号召，家里的孩子很多，因此父亲虽然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父亲并不能因此得到更多的优待。反而因为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学习很不错的父亲便过早地退学在家，没上完初一就已经跟爷爷一起出海捕捞了，承担起作为长子应该承担的更多的责任。后来成家后，又曾经出远门。在很多行业里滚打过，辛苦地支撑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
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很闹的孩子，只是一味的调皮，吃饭的时候经常挑吃。曾有一次，因为家里的饭菜不合我的胃口，我便闹着不吃，也阻止兄妹他们吃，母亲好言相劝，但我依然我行我素，大闹天宫。原来在一旁一言未发的父亲向我抡起了他那有力的大手，调皮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跟父亲玩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把戏来。被痛打后，还不忘喊着父亲的名字向父亲发出警告，威胁着以后长大了不尽养育之恩。虽然我无法知道当时父亲面对着他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子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但我现在却深深地为自己的童年的年幼无知而忏悔不已，为自己这样的亵渎这份感情而汗颜。但也正因为父亲总是一声不响地对我严格要求，经常给我上“修理”课，因此对于父亲，幼小的我是不可能开明地感激父亲的严格关怀，相反对于父亲就更是不敢轻易接近。
后来我到了省城上高中，每次从家里回学校都是父亲送我到车站，帮我看行李，给我买票，在默默地完成着这一系列简单而繁琐的杂活，一句话也没说。虽然南方的天气也会让略有发福的父亲汗流脊背、气喘吁吁，但每次透过清晰的玻璃窗我都依然能看到父亲那一脸的满足感，而后离去。但那时的我，对于父亲并没有多余的感激。
2002年的春节又一次回家。沥沥的寒风中自己才发现，岁月已经悄悄爬上了父亲的脸庞，父亲那宽大的脸庞上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几道沧海桑田，原来健壮的父亲显得老了许多，也单薄了许多，唯一不变的是父亲一贯的沉默寡言。由于时间的短促，加上不断的拜朋见友，与父亲的时间并不多了，只是有时会在茶前饭后，因为母亲的缘故也与父亲有了一点拉拉家常的时候。离开时，父亲依然坚持要送我到车站，虽然我一再说不要麻烦，但固执倔强的父亲还是坚持送我一程。虽然已经记不起这究竟是父亲第几次送我了，但这其实已经成了我与父亲之间的从上高中到大学间从未间断过的默契，而现在它依然还在这古老的乡村里持续着。
我的东西较多，但父亲不顾自己年事渐高，坚持要帮我拿最重的行李。一路上，我们之间没有多说一句话，父亲依然默默地走着，仔细地帮着照看行李，而我也略有所思。到了车站后，父亲依然是像往日一样，争着将他年迈的步子挤到售票窗口，操着他那特有的浑厚男声帮我买票，默默地陪我等待，帮我拿行李上车放好，直到车子开动了，我才发现依然是一声不哼的父亲并没有象往常一样转身离去，而是原地不动地目送着我远去车子。
放下了父亲的电话，我才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其实父亲是爱我的，虽然父亲对我的爱没有母亲那样的“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般的“润物细无声”细腻而绵长，父亲也不会母亲那样的一句话近似唠叨地百般叮嘱，但冷酷中依然掩盖不住那丝丝的朴素与真挚“欲说还休”、“按下不表”、“意犹未尽”正是父亲给我最大的挚爱。
现在，我又一次身在另外一个城市里，但对于这份曾经被自己遗忘了的父爱我却久久不能平静。父亲，现在家乡的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