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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先生的1961感慨良多。那个年代己经变成了一段尘封的岁月悄无声息地留在了新中国的历史档案中,而且从不被官方在公开场合所提起,但做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则是终生都不会忘怀的。如若和当代的年轻人提起,他们恍若听天方夜谭,虽然官方一直讳莫如深,但那却是不容抹刹的事实。国外媒体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官方暗传是几百万、参考消息援引外电报道是二十万,准确的数字怕是永远也不会弄清了。前些年报上发过一篇辽宁一位女作者写那个岁月的一篇小小说并在日本获了大奖。文章大意是半块大饼子传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主人的手中。描写了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人们善良的心灵。但是我知道那个年代我和父亲在顶风冒雪拉爬犁的砍柴归途看到地上别人掉的一小块饼子渣,我那在饥饿驱驶下变得异常犀利的眼睛老远就发现了那在雪野上的一小点金黄。我奋力奔去捡起来讳心地把它送到爸爸跟前让给爸爸吃,待爸爸让我吃时,我一张咀不用牙齿咀嚼便直接将那小小的黄色冰块呑进了肚子里。所以我想那时如果别人给我一块饼子怕是不等人家转身我便会将饼子装进肚子里收藏完毕了。每人一个月27。5斤湿乎乎地玉米面,妈妈要饨饨用秤称粮做饭,我和妹妹一饨分一个比我们的小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小饼子,我三两口就呑下肚子再看着母亲手里那尚未吃完的一份,母亲只好把自己的饼子再掰一半给我。吃完母亲的一半后没什么昐头了,我上学去了,把更多的饥饿留给了母亲。现在一想起那情景、想到己过世的母亲鼻子便一阵酸楚。
一想到挨饿的年代死去的那些人,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一生大公无私的德顺老爹。那是个村里出了名的公道人,不怕得罪人,对党的一宿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全力以赴。这孤老头在入社时把自家的所有家私都送进了队里包括自己的住房也当了生产队的仓庫。当后来这大锅饭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了粮食而且也没了立身之所,在一个严寒的冬夜他冻馁交加死在了公社食堂的灶坑里。他一生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每念及此我总会泪水盁眶无语问苍天,这一切是誰之罪过!
前些年去东北冰城哈尔滨和朋友在饭店闲聊,朋友说苏联人每每谈起我们的60年总会佩服地伸出大姆指说:“中国人真了不起,生存能力真顽强。我们最困难的卫国战争时期最差也就是黑面包到头了。而中国人什么都能吃,从野草树皮、玉米芯、玉米莴、滑石粉、到糠皮、庄稼杆茎。”同桌的人都笑了还有几分得意,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不知道那位苏联人是在夸我们还是在贬损我们。我知道中国人那奋力活下去的欲望里透着更多的是辛酸和无耐,他们不是怕死而是死不起。人们要顽强地活下去,因为他要为老人养老送终、他要把孩子抚养成人,那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是人生的责任。可谁又为这死去的几千万中国人承担责任呢?记得有位外国学者在评价第三帝国的时候说“大人物头脑发烧那将是场灾难。”中国人为这场灾难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神仙皇帝敢为那场灾难承担责任。虽然刘少奇的小片荒政策被后来的“四人帮”鼓噪的红卫兵(我当年也是红卫兵)批过来斗过去,但我知道小片荒救了无数中国人的命,中国人民从心里感谢刘少奇,虽然他们在咀上也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功过是非早己在人们心中有了定论,岂是某些人想打倒就能从人们心中抹去的吗?!
那场灾难给每个中国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至于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无论老幼到死都不会忘记节约粮食,绝不浪费一粒粮食。看到浪费的食物便会不由自主地骂上几句“欺天。”老家的张大爷不顾儿孙的反对,年年都会留下一囤红薯以备荒年,并一直坚持到去世。我知道那份执着骨子里是对那场灾难刻骨铭心的惧怕,没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是永远无法体会个中滋味的。同样那场灾难在中央领导的心中也留下了沉甸甸的记忆,毛泽东在以后的最高指示中有一句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搞左的对外援助时,也要讲“手中没把米,唤鸡鸡不来。”但他老人家到死也没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左倾路线的死胡通。吃饱了、穿暖了开始有心思拉开架势指天骂地者大有人在。我想那些人在骂累的时候也能扪心自问“你的生活是否也在改善?”当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也深恶痛绝。
200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