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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夕阳西下，蒙塞特拉的几个外岛也暗了下来，变成了一块块深绿色，它们的周围环绕着波光粼粼的碧海，还有无休无止从海岸边珊瑚礁上喷溅而出的白色泡沫；一切都沐浴在加勒比海天际那片透明的橘红色之中。在宁静岛上，宁静酒店沙滩上最靠后的一排四座别墅渐次亮起了灯光，照出了里头的人影。他们大都慢悠悠地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有的则在外面的阳台上踱步，那儿还笼罩在落日的余晖之中。拂过热带植物绿叶的柔和微风送来了木槿花和黄蝴蝶灌木的芳香，孤零零的一艘渔船从珊瑚礁之间蜿蜒驶来，给酒店的厨房送来了傍晚的渔获。
布伦丹·帕特里克·皮埃尔·普里方丹端着一杯巴黎水走到了十七号别墅的阳台上，约翰·圣雅各正站在栏杆边，啜着一杯加汤力水的朗姆酒。“你觉得还要过多久才能重新开业？”波士顿法庭的前任法官在白色的锻铁桌子前坐下来，问了一句。
“建筑结构上的损坏几个星期就可以修好，”宁静酒店的老板答道，“但在这儿发生的事情的余波还得多花点时间才能平息，得很长一段时间。”
“你没回答我；到底要多长时间？”
“我得再等上四五个月，才会把第一批宣传小册子发出去——对于本季的预定高峰来说是有点晚，不过玛莉同意我这么干。假如我们在此之前就开始宣传，不仅会显得没有品味，而且匆忙开张还会再一次招来流言飞语……恐怖分子啦、毒品贩子啦、岛上的政府腐败不堪啦——我们可不需要那些流言，而且我们也不应该被别人那么说。”
“对了，我以前提到过，我可以支付自己在这儿的费用。”一度深受尊重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说道，“亲爱的伙计，也许我出不起你这儿旺季的最高价，不过支付一座别墅的开销还是足够的，另外我还想给酒店凑一点儿钱。”
“我跟你说过，这事就别提了。我欠你的情永远也报答不了。只要你想留在这儿，宁静酒店就是你的家。”约翰·圣雅各从栏杆边转过身，眼光还逗留在下头的那艘渔船上。他坐到了普里方丹的对面。“我担心的是下头的那些人，船上和沙滩上的那些人。我以前会派三四艘船去捕捞最新鲜的鱼，出海的船员自然也少不了。现在，只有一艘船在为我们和剩下的职员捕鱼——他们全拿着半薪。”
“那你就用得着我的钱。”
“得了吧，法官，你的什么钱啊？我不想显得很好管闲事啊，可华盛顿那边把你的情况介绍得非常详细。你流落街头已经有好多年了。”
“啊，对，华盛顿，”普里方丹朗声说，对着泛出橘红色的蓝天一举杯，“和往常一样，碰到犯罪华府向来会落后十二步——如果事关政府自己的罪行，那它就得落在二十步开外了。”
“你在说什么啊？”
“伦道夫·盖茨，他就是我说的‘什么’——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人。”
“波士顿的那个混蛋？让‘胡狼’追踪到大卫的那个家伙？”
“约翰，这个伦道夫·盖茨已经改过自新了，很令人感动。我得补充一句，他在所有的方面都已经洗心革面，惟独在金钱补偿这一件事上依然保持着老习惯。不过，虽然如此，他干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满有头脑和良心的，这一点多年前我在哈佛法学院就发现了。他不算是顶聪明的，也不是最棒的学生，但靠着文字和口头技巧的掩饰，他呈现出了其实并不存在的过人才智。”
“见鬼，你现在说的又是些啥？”
“那天我去戒毒中心看他——那地方是在明尼苏达还是密歇根我都记不清了，因为我坐的是头等舱，一招手酒就送到。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见了面，也达成了协议。约翰，他要转换阵营了。现在他要去战斗了——在法律意义上——他要为普通人战斗，而不是为那些在纸面上买进卖出的联合大企业。他告诉我，他要去找那帮劫掠者和促成兼并的掮客算账，他们在市场上捞了数十亿美元，还害得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
“他怎么找他们算账啊？”
“因为以前他就在那一行。那些事他全都干过；所有的花招他都知道，而且他也愿意把自己颇为出众的才华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因为他又赢得了伊迪丝。”
“我的天，这个伊迪丝又是谁啊？”
“他老婆……说实话，到现在我还爱着她呢。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爱上她了，不过在当年，一个有老婆孩子的著名法官可不能去追求这样的渴望。那位‘高贵的’伦道夫从来都配不上她；如今他也许能为多年来虚掷的时光作出补偿。”
“这倒是挺有意思，可跟你们的协议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有没有提到过，在虽说虚掷却很有油水的许多年之中，盖茨‘勋爵’伦道夫挣到了一大笔钱？”
“你说过几次。那又怎么样？”
“唔，为了感谢我所提供的服务——毫无疑问，我帮着消除了一个来自巴黎、威胁到他本人性命的危险局面。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很有必要对我酬谢一番。尤其是考虑到我所掌握的情况……你知道，在经历了法庭上那种刺刀见红的厮杀之后，我觉得他现在想去当法官了。照我看，他的位置可比我当年要高得多。”
“那又怎么样？”
“这样一来，只要我能够为他保密、离开波士顿，并且能保证自己这张大嘴巴不多嘴，在我余生之中他的银行每年都会转给我五万美元。”
“耶稣基督啊！”
“他答应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我甚至去教堂做了弥撒，这可是三十多年来的头一遭。”
“不过，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家？”普里方丹轻声一笑，“那真是我的家吗？没关系，我也许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家。通过中情局一位名叫彼得·霍兰的绅士，我被介绍给了你在蒙塞特拉的朋友亨利·赛克斯，他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名叫乔纳森·莱缪尔的退休伦敦律师，他原来就是岛上的本地人。我们俩的日子过得都还凑合，但谁也没做好建立另一种‘家’的准备。我们也许会开一家咨询公司，提供有关美英两国法律的服务，以进出口许可方面的业务为专长。当然，我们还要临时抱佛脚啃一通法律书，不过应该能应付得来。我估计我会在这里呆上许多年。”
约翰·圣雅各赶忙从桌边站起身去添酒，两眼警觉地盯着这位被吊销了执照的前任法官。
莫里斯·帕诺夫迈着慢吞吞的步子，小心翼翼地出了卧室，走进了十八号别墅的起居室，坐着轮椅的亚历山大·康克林也在屋里。透过心理医生那件瓜亚贝拉白衬衫轻薄的布料，能看到缠在他胸口的绷带；它们向下延伸到他露在衣服外头的左臂，一直缠到了胳膊肘下面。“该死，我花了将近二十分钟才把这根毫无用处的胳膊从袖子里弄出来！”他抱怨的时候怒气冲冲，却没有丝毫自怜自艾之情。
“你应该叫我来帮忙，”康克林坐着轮椅转了个圈，离开了电话机，“现在我好歹还能把这破玩意推得很快。当然啦，在穿上那只跟卡西莫多一样丑的假肢之前，我也坐过几年轮椅。”
“谢谢你，不过我还是宁可自己穿衣服——我觉得你要是穿上了假肢，也是宁可自己走路的。”
“医生，这可是你的第一课。我估计你脑袋里的那些医书上也提到它了。”
“确实提到了。这叫做愚蠢；你要是愿意，也可以称之为顽固不化的愚蠢。”
“不对，才不是呢。”退休情报官反驳道。他注视着心理医生的双眼，看着他慢慢地坐到一把椅子上。
“不……确实不是，”帕诺夫回望了康克林一眼，“第一课是学会独立。只要是你能处理的事，你都得自己干，然后还得坚持去做更多的事。”
“这种状况也还是有光明的一面，”康克林调整了一下喉咙周围的绷带，微笑着说，“它只会越来越轻松，不会越来越费劲。每天你都能学到新的窍门；咱们那些小小的脑细胞总能想到新的花样，真叫人惊讶。”
“不会这么神吧？哪天我可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领域……刚才我听到你在打电话，是谁啊？”
“彼得·霍兰。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所有秘密沟通渠道都热得火烧火燎，双方的每一条秘密电话线都他妈快给打瘫了。双方都担心是自己这边的人泄露了情况。”
“梅杜莎？”
“这名字你从来都没听说过，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认识的所有人也都从没听说过。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本来就已经够血腥的了——更别说真的因杀人而流的鲜血——不禁让人怀疑两国政府的调控机构是否神志清醒。显然，双方的机构都是睁眼瞎，要不就是笨到家了。”
“说它们罪恶滔天怎么样？”帕诺夫问道。
“在最高层揪出来的人太少了，没法保证彻底摧毁整个机构——这就是兰利和捷尔任斯基广场得出的结论。咱们国务院和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里那帮穿条子衣服的老大也赞成这一点。彻底追查或揭露这些违法乱纪行为不会有任何好处——违法乱纪，你觉得这个称呼怎么样？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地方都在从事谋杀、行刺、绑架和敲诈的勾当，还通过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大搞腐败活动，这一切现在却被轻轻巧巧地称为‘违法乱纪’！他们说最好是尽量挽救我们所能挽救的一切，而且要尽可能做得隐蔽、迅速。”
“这简直叫人作呕。”
“这就是现实，医生。你很快就会看到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掩盖真相行动，这当然是在几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真正叫人作呕的地方是，他们说的很可能没错。假如梅杜莎被完全揭露出来——要是真的揭露了这个组织，就会揭得很彻底——人们在义愤填膺之下就会把那帮混蛋全赶出来——这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的混蛋，只不过是受到了牵连而已。这样的事情会在高层造成权力真空，但这时候不管哪个地方出现真空都不行。最好还是去和你了解的魔鬼打交道，这总比日后应付那些你一无所知的魔鬼要强。”
“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交换，”康克林若有所思地说，“梅杜莎活动的范围在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两方面都非常广大，想彻底搞清几乎是不可能的。莫斯科准备把奥格尔维送回美国，同时还会派来一帮经济分析专家，他们将和我们自己的专家一起开始条分缕析的工作。霍兰估计，最终会召开一次秘密的、不予宣布的小型经济峰会，把北约和东欧集团各国的经济部长召集起来。梅杜莎的那些公司是自行维持下去，还是由所在国的经济体来吸收，这都得由对与会各国均有约束力的协议来决定。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防止因工厂大规模关闭和大批公司垮台而产生的经济恐慌。”
“这么一来，梅杜莎就被埋葬起来了，”帕诺夫说，“它又一次成了历史，不见于文字，不被人承认——从一开始它就是这样。”
“确实如此，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康克林承认说，“有些事略去不提，再抽点回扣，这样大家都能从梅杜莎的龌龊行径中分到好处。”
“那参谋长联席会议里的伯顿，还有伦敦的阿特金森，这些人该怎么处置？”
“他们只不过是信使和装门面的角色；这种人将由于健康原因离职。相信我，他们对此会很理解。”
帕诺夫在椅子上坐得不舒服，动了动带伤的身子，疼得脸上一抽，“虽说这不足以补偿‘胡狼’的罪行，他还是起到了某种作用，对吧？你们要不是去追踪他，就不可能发现梅杜莎。”
“莫里斯，这是祸害的巧合，”康克林说，“我可不会建议追授他奖章。”
“要我说，这可不仅仅是巧合，”帕诺夫摇着头插了一句，“最后看来，大卫是对
的。刻意制造的也好，偶然抓住的也罢，关联毕竟还是存在的。梅杜莎里的某个人派出了一名或几名杀手，假借‘杰森·伯恩’之名在‘胡狼’自己的后院里刺杀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目标；策划此事的那个家伙很懂行。”
“你说的目标当然是蒂加登喽。”
“没错。伯恩既然上了梅杜莎的死亡名单，我们那个可悲的叛徒德索就肯定会告诉他们关于踏脚石行动的情况；他也许没提这个名字，但应该透露了基本的内容。后来他们发现杰森——大卫——在巴黎，就利用了我们最初设想的局面；伯恩较量‘胡狼’。他们用上述的方式杀死了蒂加登，算准了这么做能招来全世界最致命的杀手，让他去追踪并且干掉大卫。”
“这我们都知道。那又怎么样？”
“你还没看出来吗，亚历山大？你想想看，布鲁塞尔就是最后结局的开始；在最后，大卫利用那条无中生有的刺杀指控，告诉玛莉他还活着，告诉彼得·霍兰他还活着。地图上安德莱赫特周围的那个红圈。”
“他给了他们希望，仅此而已。莫里斯，我对希望这东西可是不太信任。”
“他不仅仅给了他们希望。这条信息促使霍兰命令欧洲的每一个情报站做好准备救援杀手杰森·伯恩，并且动用一切手段把他弄回来。”
“它起作用了。有时候这种信息起不了作用。”
“它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几个星期前一个名叫杰森·伯恩的人就知道，如果要抓到卡洛斯，就必须让他自己和‘胡狼’之间形成某种关联，必须让两人之间早已被遗忘的关联再次浮现出来。他成功了，你成功了！”
“我们可是兜了老大一个圈子，”康克林承认道，“我们只不过是在胡猜罢了。可能性、概率、空想——我们能依据的只有这些。”
“空想？”帕诺夫轻声问了一句，“这个词用得不对，太消极了。你知不知道，空想能在头脑里掀起怎样的雷鸣？”
“我都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那些脑细胞，亚历山大。它们会发疯一般地旋转起来，就像一个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乒乓球，它们在自身固有强迫力的吸引下，竭力寻找着可以突破的微小隧道。”
“你把我说晕了。”
“祸害的巧合——这是你自己说的。不过我建议你换个词——祸害的磁石。这就是你和大卫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处在磁场中的就是梅杜莎。”
轮椅上的康克林转了个圈，然后自己推着轮椅上了阳台，看着蒙塞特拉外岛一片深绿的尽处，天边那渐渐沉落的橘红色霞光。“莫里斯，我真希望一切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这句话他说得很快，“恐怕不会是这样。”
“你这话可得说清楚点。”
“克鲁普金死定了。”
“什么？！”
“我觉得很痛心，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个很难对付的敌手。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才有了可能；在这一切结束之后，他做了正确的事，而没有去执行命令。他让大卫活了下来，现在他要为此付出代价。”
“他会怎么样？”
“据霍兰说，五天之前他从莫斯科的那家医院里消失了——他拿上自己的衣服，就那么走出了大门。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在他离开一小时之后，克格勃的人到医院来逮捕他，要把他送往卢比扬卡监狱。”
“那他们就还没抓到他——”
“他们会抓到他的。克里姆林宫一旦发出黑色警报，所有的道路、火车站、机场和边境关卡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人们受到的激励是无可抗拒的：谁要是让他溜了，就得到劳改营里待上十年。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真他妈该死。”
前门上有人敲了一声，帕诺夫喊道：“门开着，这样省事一点！进来吧。”
穿着颜色鲜艳的上装、浑身上下无可挑剔的副经理普里查德先生闻声而入，在他前头进门的是一张客房服务桌，这张小桌子他推的时候身子可以站得笔直。他咧嘴一笑宣告自己隆重登场，并说明了他此行的任务。“两位先生，白金汉·普里查德前来服务。我特地带来了几样海中美味，供您两位同窗在晚餐前相聚时享用。至于晚餐嘛，是我站在大厨旁边亲自指点的，这个人如果没有专家的指导就老是会出错。当然，我非常乐意提供这种指导。”
“同窗？”康克林说，“我从学校毕业都他妈快三十五年了。”
“显然，一碰到英语的微妙之处就不行了，”莫里斯·帕诺夫嘟哝道，“告诉我，普里查德先生，你穿着那么些衣服是不是热得要命啊？要是我肯定会直冒臭汗，就像只猪一样。”
“这个问题可一点儿也不微妙，只不过是一种还没被公认的陈词滥调。”康克林嘟囔了一句。
“我不出汗的，先生。”副经理答道。
“我敢拿我的退休金打赌，约翰·圣雅各先生从华盛顿回来的时候你肯定‘出汗’了。”康克林说，“万能的基督啊，你竟然说约翰是个‘恐怖分子’！”
“这件小事已经揭过去了，先生，”普里查德隐忍地回答说，“圣雅各先生和亨利爵士都明白，我和我那位杰出的叔叔当时是一心为孩子们着想。”
“聪明，太聪明了。”康克林评价道。
“先生们，我这就把餐前开胃薄饼摆上来，然后看看冰块够不够。其他的几样一会儿就端上来了。”
“你可真周到。”帕诺夫说。
大卫·韦伯靠在阳台的拱门边，看着妻子把儿童书的最后几页念给儿子听。了不起的库珀太太坐在椅子上打盹；这位高贵的黑人女士长着灰白色的头发，大脑袋不停地朝着丰满的胸部一冲一冲，仿佛在随时注意着小宝宝艾莉森的动静。那孩子就躺在一扇半关着的门后面，离她只有几米。玛莉轻柔声音的起伏变化正配合着故事里的文字，这从杰米大睁的双眼和张开的嘴巴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心想，他妻子要不是长了颗善于分析的头脑，觉得数字和音乐一般美妙，说不定就会去当演员。那个不牢靠的行当所需的一切外在条件她都不缺——出众的容貌，引人注目的风度，还有那必不可少的一条：当她沿街走来或是进入一个房间的时候，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会安静下来，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她。
“爸爸，你明天再读给我听吧！”
他儿子从长沙发上往下一蹦，库珀太太刷地睁开了眼睛，这说明故事念完了。“这个故事我今晚就想念的。”韦伯离开了拱门，辩解地说道。
“嗯，可你身上还是有点臭。”小男孩说着皱起了眉头。
“杰米，你爸爸身上不臭，”玛莉微笑着解释说，“我跟你说过，那是他身上擦的药。他出事故的时候受了伤，医生说必须得擦药。”
“他就是臭嘛。”
“如果一个善于分析的小脑瓜说得没错，你是没法和他争辩的，对不对？”大卫问道。
“妈咪，现在上床睡觉太早啦！我可能会把艾莉森吵醒，她又该哭了。”
“我知道，亲爱的，但我和爸爸得过去见你的几个叔叔啊——”
“还有我的新爷爷！”小男孩兴高采烈地大喊，“布伦丹爷爷说，他要教我以后怎么当法官。”
“天哪，快救救这孩子，”库珀太太插嘴说，“那老头穿得花里胡哨，就像只准备交配的孔雀。”
“你可以到我们房里去看电视，”玛莉赶紧抢着说，“不过只许看半个小时——”
“那么短啊！”
“好吧，那就一个小时，不过频道得让库珀太太来选。”
“谢谢妈咪！”孩子大喊一声朝爸爸妈妈的卧室奔去，库珀太太马上从椅子上站起身，跟在他后面。
“哦，我去帮他开好了。”玛莉说着从长沙发上站起来。
“不用，玛莉小姐，”库珀太太不同意，“陪着你丈夫吧。他身上痛着呢，可他根本就不吱声。”她走进了卧室。
“真的吗，亲爱的？”玛莉走向大卫问道，“你痛吗？”
“我真不愿意打破这位了不起的太太洞察力无与伦比的神话，不过她说得不对。”
“这问题两个字就能回答，你干吗非要说上一大串？”
“因为按理说我就是一个学者。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从来不会照着笔直的路线走；要是这么干，一旦出了错就没有分岔可以迂回了。你怎么回事，跟知识分子有仇吗？”
“没有，”玛莉答道，“你瞧，这就是只用两个字的简单陈述句。”
“陈述句是啥东西？”韦伯问了一句就把妻子揽进怀中，亲吻着她。他们的唇紧紧贴在一起，这感觉对两个人都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撩人心魄。
“那是通往真理的捷径，”玛莉仰起头看着他，“没有分岔，没有拐弯抹角，只有事实。就好比五加五等于十：不是九也不是十一，就是十。”
“你就是十。”
“这话太老套了，不过我还是接受……你现在比以前要放松，我又能感觉到你了。杰森·伯恩要离开你了，对吗？”
“快了。刚才你和艾莉森在一起的时候，爱德华·麦卡利斯特从国家安全局给我打了个电话。本杰明的母亲很快就能回莫斯科了。”
“嗨，这可太好了，大卫！”
“麦卡利斯特和我都笑了；笑的时候我暗自琢磨，我以前可从来没听麦卡利斯特笑过。那感觉不错。”
“他总是流露出内疚之情——不，简直是满身满脸的内疚。他把我们俩都送到香港去了，因此一直都无法原谅自己。现在你回来了，还活着，而且自由了。我恐怕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不过最起码以后他再打电话过来，我不会直接就挂断。”
“他就是那样。实际上，我刚才跟他说有空就来个电话。我告诉他，哪天你说不定还会请他来吃晚餐。”
“我可不愿意费那个事。”
“你忘了本杰明母亲的事了？那小家伙可救了我一命。”
“说不定可以请他来吃个简单的早午餐。”
“小妞，快把你的手拿开。再过十五秒钟，我可要把杰米和库珀太太从咱们的卧室里轰出去，要求行使我的婚内权利了。”
“勇猛的匈奴王阿提拉，你说得我心里直痒痒，不过我觉得我老弟还在指望咱们呢。两个臭脾气的残疾人，外加一个被吊销了执照、想像力过于丰富的法官，咱们那个来自安大略牧场的小伙子可应付不来。”
“他们几个我都很喜欢。”
“我也是。咱们走吧。”
加勒比海的夕阳已不见踪影；只有一点橘红色的微光照亮了西方的天际。在十八号别墅带屋顶的阳台上，玻璃罩里的蜡烛燃起了尖尖的烛火，从排烟孔里送出缕缕轻烟，不摇不动的火焰向四周射出温暖的光芒，投下一片片惬意的暗影。谈话也同样温暖而惬意——大难不死的人们在回味着自己从噩梦中得到解救的经历。
“我非常强调地对‘好手’伦道夫解释说，如果时间已经改变了人们最初作出决定时的认识，就必须对‘遵循先例’这一原则提出质疑。”普里方丹阐述道，“变化，变化——这是光阴流转的必然结果。”
“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我看谁也不会有异议。”康克林说。
“哦，‘盖帽’盖茨老是在用这一招；他卖弄学问把陪审员说得稀里糊涂，再举出一大堆先例把对方律师搞晕。”
“镜子和烟雾，”玛莉笑着说，“我们在经济界也会搞这一套。忘记了吗，老弟？我跟你说过的。”
“我一个字儿也没听懂。现在还是不懂。”
“医学领域可没有什么镜子和烟雾，”帕诺夫说，“至少在实验室受到监督、药厂的有钱人禁止入内的情况下。医学的进展是否
有效，每天都得经过验证。”
“从很多方面而言，这个道理就是我国宪法故意不加界定的核心，”前任法官接着说道，“这就好比制宪元勋们曾经读过诺查丹马斯大预言，又不愿承认自己干过这种无聊的事情；说不定他们还研究过达·芬奇的绘画，他可是预见了飞机的发明。他们明白自己没办法给未来制定法律，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未来的社会将要求怎样的自由。于是，他们制定宪法时非常高明地略去了许多东西。”
“如果我没记错，杰出的伦道夫·盖茨不接受这种观点。”康克林说。
“哦，他很快就会改变主意，”普里方丹插了一句，哧哧地笑起来，“他向来都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他够精明，看到逆风肯定会调整风帆。”
“我老是在想，那个卡车司机的老婆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小餐馆里的那个，她嫁给了一个人称‘布朗克’的家伙。”心理医生说。
“你就想像他们住在一座小房子里头，周围竖着白色的尖桩栅栏，等等，”康克林说，“这样能好受一点。”
“什么卡车司机的老婆？”约翰·圣雅各说。
“你就别问了，老弟，我觉得还是不知道的好。”
“还有那个狗娘养的军医，他给我打了那么多阿米妥！”
“他现在到莱文沃斯堡指地处美国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的军人惩戒所（Ues Disary Barracks）。开诊所去了，”康克林答道，“我忘了告诉你……事儿太多了，太疯狂。还有克鲁普金。克鲁普金是个疯狂的老家伙，还那么讲究。我们欠着他的情，可是却帮不了他。”
桌旁沉默了片刻，大家心里都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想起了这样一个人：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违抗了一个要把大卫·韦伯置于死地的极端政府。韦伯正站在栏杆旁边，望着远方暗沉沉的海面；不知怎么，他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和其他人隔开了。得花些时间，这一点他明白。杰森·伯恩一定得消失；他必须离开他。在什么时候呢？
现在可不行！就在这傍晚时分，疯狂又一次开始了！天空中好几架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打破了沉寂，就像是伴着闪电渐渐逼近的雷鸣。三架军用直升机朝下方宁静岛的码头猛扑而去，一阵阵猛烈的射击把海滩打得一片狼藉；只见一艘形如子弹的大马力快艇绕过了珊瑚礁，正向着海滩驶来。圣雅各拿起了通话器。“海岸警报！”他大声喊道，“拿起武器！”
“天哪，‘胡狼’已经死了！”康克林大吼。
“他那帮该死的门徒可没死！”杰森·伯恩喊道——他的声音里听不到一丝大卫·韦伯的痕迹——他把玛莉推倒在地板上，从腰间抽出一把手枪——他妻子根本不知道他带着枪。“他们得到消息了，知道他来过这里！”
“这太疯狂了！”
“是卡洛斯，”伯恩说着朝阳台的栏杆冲去，“他是那帮人的主子！他们到死都效忠于他！”
“该死！”康克林疯狂地推动起轮椅，把帕诺夫从桌子和点亮的蜡烛旁边推开了。
突然，领头直升机上震耳欲聋的扬声器发出一阵噼噼啪啪的静电爆响，接着就传来了飞行员的喊话声：“先生们，你们看到我们把海滩打成什么样了！你们要是不马上关掉引擎，我们就把船打得稀烂！……这还差不多。让船往海滩上漂——是漂，不准开发动机。你们两个都到甲板上来，手放在船舷边，身子往前倾！赶快！”
两架盘旋的直升机射出的探照灯光集中在那艘船上，领头的直升机则在沙滩上降落了，飞旋的桨叶扬起了沙子，在降落点周围吹出一圈印子来。直升机里跳下来四个人，手中的枪瞄准了那艘漂浮而来的快艇；十八号别墅的住客站在阳台的栏杆边，震惊地看着楼下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普里查德！”圣雅各大喊，“给我把望远镜拿来！”
“就在我手上。圣雅各先生——哦，给您，”副经理拿着一只大倍率望远镜奔出来，把它交给了老板，“我连镜头都擦干净了，先生！”
“看到什么了？”伯恩厉声问道。
“我搞不明白。就两个人。”
“好一支军队啊！”康克林说。
“把望远镜给我，”伯恩命令道，一把将望远镜从内弟手里抓了过去。
“怎么回事，大卫？”看到丈夫一脸震惊，玛莉问道。
“是克鲁普金。”他说。
季米特里·克鲁普金坐在白色的锻铁桌旁，脸色苍白——可以说那是他完整的脸，因为下颌处留的胡子已经刮掉。在喝掉第三杯白兰地之前，他拒绝同任何人说话。和帕诺夫、康克林和大卫·韦伯一样，他显然也是个深受伤害、带着伤疤的人，身体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和其他几个人一样，这一点他也不愿多想，因为和他弃之不顾的生活相比，今后的日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他身上穿的衣服显然要比别人的差许多，每次他低头一看就会大感烦恼；不过他老是一声不吭地耸耸肩膀，这表明他很快就会恢复锦衣华服的老习惯。他吐出的头几个字是对年长的布伦丹·普里方丹说的，当时他评价了一番前任法官的穿着——深蓝色长裤，上配镶着精致花边的瓜亚贝拉沙滩衬衫。“这套衣服我喜欢，”他大为赞叹地说，“非常有热带风情，而且和天气很相配。”
“谢谢。”
几个人彼此做了介绍；刚介绍完，一大堆问题就纷纷抛向了苏联人。他像站在圣彼得广场阳台上的教皇那样举起双手，说道：
“我可不会念叨自己从祖国俄罗斯飞来时的琐碎小事，免得让各位心烦，或是搅了你们的雅兴。我只能说，贿赂代价之高昂让我目瞪口呆，而我也决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自己花了那么多钱，一路上竟然还得忍受龌龊不堪的旅行条件……说完这一句，我还得谢天谢地：多亏了瑞士信贷，以及他们印发的那些可爱的绿色钞票。”
“跟我们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吧。”玛莉说。
“你呀，可爱的女士，你比我想像中的样子还要可爱。在巴黎我们要是见了面，我肯定会从你称作丈夫的那个家伙手里把你抢过来——他就像是狄更斯笔下衣衫破烂的土包子。天哪，瞧瞧你的头发——太漂亮了！”
“他可能都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玛莉微笑着说，“我可就拿你来威胁那个乡巴佬了。”
“不过，就他这把年纪而言，乡巴佬还是非常能干的。”
“季米特里，那是因为我大把喂他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好了，快跟我们说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他们查出了我的底细，就是这个事！他们没收了我在日内瓦的那栋漂亮房子！现在它变成了苏联大使馆的附属财产。这损失让我伤心透了！”
“我觉得我妻子刚才是在说我这个乡巴佬，”韦伯说，“当时你在莫斯科的医院里，发现有人对我有所企图——也就是要把我干掉。然后你就让本杰明把我弄出诺夫哥罗德。”
“我有消息来源，杰森，而且高层的人犯了错误。我不会提任何人的名字，免得牵扯到谁。他们这么干完全是错的。假如说纽伦堡审判只给我们留下了一条教训，那就是我们不该去执行不道德的命令。这个教训是没有国界的，也超乎意识形态之上。在上一场大战之中，我们这些苏联人承受的苦难比美国人要沉重得多。我们之中有些人还记得这一点，我们决不会去效仿德国纳粹。”
“说得好，”普里方丹说着举起手中的那杯巴黎水朝苏联人致意，“等一切结束之后，我们毕竟都还是同样会思考、有感情的人类，对不对？”
“这个嘛，”克鲁普金打了个顿，喝光了第四杯白兰地，“这个看法倒是很吸引人，不过已经给人用得太多了。法官，除了这个看法之外，人们信奉的事物还是有所区分的。当然，分歧并不是很严重，但毕竟还是各不相同。比如说，虽说我在日内瓦湖边的那座房子再也不属于我，我在开曼群岛银行的账户却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顺便问一句，那地方离这儿有多远？”
“离这儿大约两千公里，在正西方，”圣雅各回答说，“从安提瓜起飞的飞机三个多小时就能把你送到。”
“我也是这么想的，”克鲁普金说，“在莫斯科住院的时候，亚历山大老是说起宁静岛和蒙塞特拉，所以我就从医院图书馆里找出地图看了看。看来一切都很顺利……顺便问一句，开船的那个家伙，他应该不会被整得太惨吧？我花了老大一大笔钱弄来的假证件可是很像样。”
“他就算有过错也是因为人长得太难看，不是因为把你送到这儿来。”圣雅各回答说。
“我太匆忙了，人在逃命的时候都会这样。”
“我已经和总督府解释过了，说你是我姐夫的一位老朋友。”
“那就好。好极了。”
“季米特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玛莉问道。
“我的选择恐怕很有限。我们那头俄罗斯大熊的爪子比蜈蚣身上的脚还要多，况且它还通过计算机连接着一个遍布全球的网络。我得隐姓埋名很长一段时间，趁此机会建立起另一种生活。当然，这要从出生证明开始做。”克鲁普金转向宁静酒店的老板，“圣雅各先生，我能不能从你那儿租一栋漂亮的小屋子？”
“你为大卫和我姐姐做了那么多，这事还用得着问吗？这地方就是你的家，克鲁普金先生，全部都是。”
“你真是太好了。当然，首先得去一趟开曼群岛。我听说那地方的裁缝非常棒；然后也许会弄一艘灵巧的小游艇，搞点包船出海的小生意。我能证明这生意是从火地岛或者马尔维纳斯群岛之类的地方迁过来的。在那种偏僻荒凉的地方，花上一点儿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身份，还能编出一套虽然含糊不清却非常可信的过去。等这些事都办妥当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边有个本事很大的医生，能帮人改指纹——我听说还一点都不痛——这之后再稍微做点整容手术——知道吗，里奥的整容医生最棒，比纽约的强多了——只要能改变面部轮廓就行，也许还能把我整得年轻几岁……过去的五天五夜之中，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琢磨事情，定计划；一路上忍受的那些恶劣环境，我就不当着可爱的韦伯夫人描述了。”
“你肯定是一直在琢磨。”大卫的妻子佩服地说，“请叫我玛莉。我要是韦伯夫人，又怎么能拿你来威胁那个乡巴佬？”
“啊，让人钦佩的玛莉。”
“你那些让人钦佩的计划该怎么办？”康克林尖锐地问道，“实施它们得花多长时间？”
“真没想到，你竟然会问我这个问题？”克鲁普金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我觉得最好还是问一下。”康克林插话说。
“你这家伙，国际恐怖主义世界之中最为出色的假冒者、无与伦比的杰森·伯恩，他的档案不就是你帮着造出来的吗？”
“如果这事也牵扯到我，”韦伯说，“我可就退出了。我正在刻苦钻研室内装修呢。”
“要多久，克鲁普金？”
“老兄，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当时是在训练一个新手去执行任务，就一个任务。我可得去改变我这一辈子！”
“得多久？”
“你告诉我，亚历山大。咱们现在谈的可是我这一辈子——虽说它对于地缘政治学的整体规划而言一钱不值——毕竟它还是我的一辈子。”
“不管他需要多久都行。”大卫·韦伯插话说，他受伤的肩膀上似乎有杰森·伯恩看不见的身影在俯视。
“花两年能做得很好，三年就更好啦。”季米特里·克鲁普金说。
“没问题。”玛莉说。
“普里查德，”约翰·圣雅各偏过头说，“麻烦你帮我倒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