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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发卡极普通，2毫米宽的钢丝拗过来，正面稍长，有波纹，背面却是平直的；浑身黑色。
母亲剪的齐耳短发，她的发式是七十年一贯制（据说她15岁以前是扎辫子的）。三七偏分“头路”在左边。左边这三分头发，母亲用两枚钢丝发卡把它们拢在左耳后；右边的头发太丰厚，母亲先把其中的一半梳向脑后，用两枚发夹在头顶处将它们定位，再将余下的头发向右耳梳去，又用两枚发卡压住。
所以母亲需要6枚发卡。当年这种发卡是1分钱1枚。还有一种更细又没有波纹的，就是1分钱两枚了。可1分两枚的质量太差，动不动掉漆不算，没用几次，就像臭了的蛏子那样张着嘴，再也合不拢了。
在母亲三十到六十岁的那段时间，因为父亲的冤案，家里穷得连这样的发卡也用不起了。
现在不少女子，以披散头发作飘逸美，她们常常让秀发遮住半个脸，显得更有情调和神秘；可我母亲那个年代，只有疯子和最懒的婆娘才会做“披头野仙”所以没有发卡对于母亲是很恐惶的事。8岁那年我翻遍了屋子每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四个空墨水瓶，给母亲换回了四枚发卡。
可是再也没有墨水瓶了，所以母亲常常面临披头散发的威胁，这对于失业在家的父亲，是怎样的尴尬和痛苦。也许是受到我的启发，父亲也开始在废品堆里寻寻觅觅。有一天，他找出了一盘贬弃的闹钟发条，开始打它的主意。
他把发条剪下一截，用锉刀锉锉，用榔头敲敲。这发条的钢性太好了，居然纹丝不动。于是父亲把它放在灶洞里退火。待它烧红了烧软了些，又拿出来敲敲打打。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把那截发条给弯过来的，又是怎样磨钝它的锋口，从而让两个口子互相卡住。只记得父亲的手破了一次又一次，鲜血前仆后继地往外流。三天之后，父亲大功告成，拿着那个土制的发卡，他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啊。这个“父亲制造”的发卡，母亲使用起来有点费劲，但是她很满足，因为它是父亲做的，且大而结实，能“一口”衔住母亲的大半边头发，不离不弃决不松口。
父亲再接再厉，继续生产他的发卡。至今我回忆埋头苦干的父亲，眼前就晃动着那盘颤颤悠悠的发条。想当年，父亲就像那盘被遗弃的发条，有劲都不知往哪儿使，只落得肝肠寸断做发卡的下场。
然而“父亲制造”的发卡却很称职，它们伴随着母亲，整整走过三十年艰难辛酸的路程。
父亲落实政策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钢丝发卡。也许是为了弥补当年的亏欠，他常常奢侈地一买就是一整板（24枚）。看着扇面般美丽展开的发卡，两位老人非常开心非常满足。
去年冬天，母亲带着满头银丝和头上的六枚发卡，风风光光地走了。丧事完毕，父亲把母亲近年置的几件首饰拿出来，让我们各自挑选一件留做纪念。我是老大，我不拿金的银的，也不要玛瑙翡翠的，我只拿了母亲留下的半板钢丝发卡。
母亲走了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常拿出那些发卡看看，发一会儿怔。有时候我也对着镜子，左边两枚，右边两枚，再在头顶上夹上两枚；我看见镜里的我很像母亲。过完了瘾，我就把发卡一枚枚卸下，整整齐齐地别回那纸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