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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远门”其实只有三十多里。可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三十多里难道算得上近么？
那一年，我父亲因为纯粹的冤案锒铛入狱。母亲养不活我们姐弟妹四个，说好了将最大的我寄放到县城的大舅家里。
妈怀抱着四妹，坐在那伸不直身子的畚斗楼上，——我们家的正屋都已经租换了粮食，一家大小就挤在这只有六七平米的畚斗楼上。
大舅家的路是这样走法：从我家出门步行五里，到柳市；从柳市坐小火轮到乐清城关东门码头；上岸后再七拐八弯步行三四里，就到县城的最西北角，乐清中学的大舅家了。——去年，妈曾带我去过一趟。可这一次不是走亲戚，我没有一点欢愉，只有满肚子的委屈和彷徨。
我坐在楼梯口，开始哭泣。妈把几件换洗的衣服放进我的书包，说，别哭了，上路吧。
我知道，妈决定的事，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可是我实在不想离开这个穷家呀。我接过那个由妈妈的旗袍下摆改成的书包，屁股向下“磨”了一级，接着啼哭。
妈说：“你怎么这般不懂事，大凡家里还过得下去，我也舍不得把你往外送呀！”
我越发哭得厉害。其实我也知道哭是没有用的，可止不住地要哭。我向下挪了一级，泪水一串串的跌落在胸前的书包上。
“二弟、三妹都比你小，难道不送你，反倒送他们不成？”
家里我是老大，必得往外送一个，当然是我。我这么想着，又向下挪了一级，可心里堵得要命，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还不快走，要不就赶不上小火轮了！”
我就这么磨一级哭一级，哭一级磨一级，十二级楼梯哭泣了十二次。所以后来上初中时老师提问“你家的楼梯有多少级”这么个怪题目时，全班能正确回答的就只有我一人。
到了最下面的那级楼梯，我感到仿佛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坐在那儿嚎淘大哭起来，而且哭泣的时间是前面十一级楼梯的总和。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她咆哮起来：
“你走不走？不走就揍死你！”
我听到了妈妈挥动竹梢的呼呼声，接着是威胁性极强的“嘭”的一声，我尝过竹梢的厉害，所以跳起来就跑，边跑边恨恨地想：既然妈妈对我这么不好，我为什么还要赖在这儿呢？——连妈妈在后面喊些什么都没有听见。
柳市我跟着大人走过多次，这条路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我顺着后来被我命名为“奠耳河”的那条不大不小的无名之河的河岸一溜小跑。河堤是土垒的，一截一截的被河水刷去一边，只留下脚板宽的沿边儿。我一脚没踩好，人和土块一起往下滚，幸而抓住一束牛筋草，才得爬上岸来，却已经把裤腿和书包湿了半边。我的眼窝一热，又想哭，想想谁也没在身边，哭也没用，就只扁扁嘴而已。河堤还弯曲得厉害，像极了我后来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渤海湾。我绕过一个又一个“渤海湾”又过了三座高低、大小、形状、角度各异的石板桥，然后折上一条麦田中间的小石路。
走着走着，道路却越来越陌生，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赶忙退了回来，退到桥脚的时候，听得两个路人在互问：某某人你到哪里去啊？另一个人则答：到街上去。我们的“街上”就是指柳市，我暗暗地跟着那个答话的人，一路顺风地到了虎啸桥，遂脱离了那个人，直奔小火轮码头。
那时候我们家乡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乐清三件宝，乌灯、拖轮、豆腐皂。乌灯，是指电力不足，电灯老是暗暗的；拖轮，名堂在这个“拖”上，小火轮老是晚点，拖泥带水，拖拖拉拉；豆腐皂，是指肥皂像豆腐一样软稀稀的不顶用。那天的小火轮还算争气，只晚了个把时辰，拖轮裹挟着汹涌的波涛拢向码头，船身进进退退摇摇晃晃，不住的和河埠碰撞，我找准了时机，一跃身跳上了船，找个角落坐了下来。
一个抱着木匣子的售票员过来，面无表情地说：有大人带着的娃娃不用买票，没大人带着的买半票。我掏出了妈妈交给我的八分钱，买了那张半票。
到达乐清县城已经是傍晚时分。上得岸来，只见家家户户都在摆饭，大人们呼唤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心里就有些酸酸的，苦苦的。从码头到我大舅家，要穿越整个乐城从东南这只角到西北那只角。我随着人流沿着河岸走了一阵，就拐进了东弯街，然后又折向了大街。大街挺长，走着走着我觉得错了方向，我站定了看了一阵，回过头来就跑，跑了一会儿又感到不对劲，又转身寻着原来的道路前进。我就这么跑过来跑过去，跑得背上热刺刺的手脚凉冰冰的，越跑越心慌越跑越糊涂。天完全黑了，恐惧紧紧地攥住着我，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生怕当街就嚎啕大哭起来。
“路长在嘴上。”在我逃离家门时妈妈追加的一句话突然在我的耳边响起。借着昏黄的路灯，我选择了一位长者，硬起头皮，开始了生平第一次问路：
阿公，白鹤寺怎么走？
我的选择没有错，那老人和蔼地指着个方向，说：那面是北，你朝北一直走到底，再左拐往西，沿着金溪，也一直走到底；听到瀑布的声音，就是了。
我还没有学会说谢谢，只是满心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撒开双腿就飞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