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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汪曾祺，是因为他的小说受戒。
那是篇非常小说的小说。没有矫情，没有功利，有的只是行云流水般的随意、散淡。那憨憨的小和尚明子，那泼辣的村姑英子，还有那朦朦胧胧的爱情，那踩在泥上的脚印，美得让人心旷神怡。
真正目睹汪老尊容，是在浙江省作协的一个会议上。稍驼的脊背，枯黄的脸皮，凸额上头是几茎花白的头发。一问年龄，刚好和我父亲同岁，可那模样却比我老爸老多了，怪不得在杭州签名售书的时候，闻名而来的杭大女生大失所望的嚷嚷：一个糟老头！
糟老头归糟老头，可他的签名桌前的人还是最多，多得让后生作家们嫉妒。
糟老头说起小说，就显得精神焕发。“小说就是语言。”他说“曾听人说，某篇小说故事蛮好，就是语言太差；我就纳闷，语言差能算小说吗？”
又问怎么写人物，汪老竖起一个手指说：“贴。紧紧贴着人物写，什么时候浮起来了，那人物肯定把握不住了。”
短短的几句话，让我和我后来转达过的朋友们受益匪浅。
有人提起沙家浜。这个当年江青亲自抓的、红透半个地球的样板戏，剧作者便是汪曾祺。为这个，汪老登上了天安门参加过国庆观礼，也为这一个，文革结束后他被审查了好一段时间。
他耸耸肩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的眼角漾着淘气男孩子才有的顽皮笑意，把我们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同时，我们也发现他对宠辱的淡然和超脱。后来，听说有人为此剧著作权告了汪曾祺先生一状，我觉得十分蹊跷：与世无争的汪先生会与人争这个他不以为然的剧本的署名权吗？——肯定是哪里出错了。
休息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和汪老合影留念。他挺随和地往几株修竹前一站，说：“我当背景。”任我们一拨一拨地来来往往，他笑容可掬地立在寒风中不动不移。
汪老不但文章做得漂亮，字和画也是极好的，那是种作家的字，作家的画，尚意，抒情，别有一番灵气和韵味。跟他要字画的人很多，把他的几个午睡全剥夺了。我很想得到他一幅墨宝，但耽心他辛苦劳累，终于没敢开口。
最后的那个晚上有舞会。我坐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女孩们请汪老跳舞。汪老的态度极好，谁请他他都及时地站起来。其实他根本不会跳，只是在对方的拉扯下踩着音乐“走”或者“蹦”慢三慢四他“走”下来了，快三快四他“蹦”下来了，动作不正宗，节奏却是极准的，所以也不见他踩了谁的脚。后来我也上场了，满以为多少要“牵引”他一把，哪知他机敏得很，总是很快地领会我的意图，转而默契地配合。心脏也管用，没见他气喘吁吁有缺氧的紧张。我暗暗松了口气：和他跳舞不累！更为他有一个健康的心身而欣慰。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去年春天，汪老参加一个什么笔会——好像在西南的那只角吧？——回家的第二天突然辞世。是因为脑溢血还是心肌梗塞？我记不清了。噩耗传来，我呆了，那么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他的挚友、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说：
“他是叫人害死的！”
我骇然。细细琢磨，是因为那场不该出现的官司？还是因为总是让人逼索字画的过度劳累？想来还是后者的可能性为大。汪老是何等的博大、宽容，他会为无聊的纠纷伤身吗？他只是太随和，太好说话了。而他的字画，有人要了一张要两张，得到两张要三张，自己饱了还替亲友要；汪老太累了，终于累趴下了。
他就这么匆匆走了，令整个文坛黯然神伤。
我没有得到他的字画，所以，那“害”他的行列里没有我，否则我将一辈子不得安宁了。他曾经给我寄过两本书，一本是蒲桥集，一本是汪曾祺小说集。睹物思人，我常常感到戚戚。
汪老，在那条孤寂的黄泉路上，你可要悠着点儿哟！
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