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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吴桂贤的名字家喻户晓，党的“九大”她由陕西咸阳一家纺织厂细纱车间的一名挡车工成为中央委员“十大”她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届人大”成为副总理。吴桂贤当选为党的“九大代表”时间，父亲是那家企业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当时没有主任，父亲主持工作。父亲出身贫寒，不到十岁，祖父母相继去世，两个姑姑也先后卖给人家。为了生计，年幼的父亲要过饭，检过煤渣，用父亲的话讲“他小时候把苦吃咋了！”父亲1945年进宝鸡的申新纱厂当养身工。1948年宝鸡解放，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父亲翻了身，成为共产党的依靠阶级基础。父亲很快成为生产的骨干，1951年代表陕西纺织企业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会议，成为中国纺织行业操作标准“织布‘五一’工作法”制定者之一。从天津回来，父亲就提了干。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父亲所在的宝鸡新秦纺织厂（公私合营后改的名）下马，父亲就调往位于咸阳的西北国棉一厂，担任整理车间主任。来到西北国棉一厂，父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时的西北国棉一厂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名闻遐迩，他一个童工出身又没上过学的穷孩子在这样的著名企业担任中层领，不知多少人在拭目以待。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整天忙得不沾家，企业好像有干不完的事。在父亲退休后的有一年，我问父亲刚到西北国棉厂那阵子为什么那样忙。父亲告诉我，不那样忙能行吗？宝鸡新秦纺织厂是三级企业，西北国棉一厂是一级企业，从三级企业调到一级企业就是连升两级，不干出点名堂就站不住脚。父亲的辛苦和他对工人的关怀不但使西北国棉一厂成为陕西省棉纺企业中第一个出口产品免验企业，而且赢得职工的尊重。
到西北国棉一厂没有几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由于父亲出身贫寒，对工人又没有架子（父亲至今仍把自己当成工人），辛辛苦苦几年还有些实绩，文化大革命初期斗批当权派时，西北国棉一厂操场一到晚上，灯火齐明，厂级领导和各车间主任在接受工人批判。作为孩子，我常去看热闹。去得多了，慢慢的我也看出一些名堂。像父亲这样工人本来就没有多少意见的领导，批判会草草结束，也不会采取不人道的方式。到了1967年初，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风。西北国棉一厂群众组织在驻厂军代表的协商下也成了革委会，父亲作为领导干部的代表被任命为第一副主任，在那种复杂的背景下挑起了管理企业的担子。
一个在旧社会整日为生计发愁的穷孩子，一下成为四五千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父亲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为了做好工作，用呕心沥血来形容父亲一点不为过。在父亲的领导下，西北国棉一厂很快从动乱走向正轨，当年企业的各项指标超过或接近西北国棉一厂的历史水平，成为全国抓革命生产的典型。可能有的人对父亲这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我的心里，我为父亲的这段历史而感到自豪。父亲他们管理企业时，也曾经有过精兵简政的要求，西北国棉一厂作为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抓的点，父亲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少下气力。有一段时间，西北国棉一厂的管理人员总共才38个人。尽管那时是计划经济，38个人管理四五千人的企业，也是不简单。文化大革命期间，别的企业我不太清楚，西北国棉一厂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年年为国家盈利，各项指标名列全国纺织企业的前茅。我们的祖国之所以能在各种困难中前行，就是因为有无数为党的事业竭智尽力的苦行者。父亲早已退休，他也很少回忆往事，也从来没有后悔自己在文化革命的选择。难得的一次，父亲向我谈起这件事，他平静得告诉我，共产党、毛主席使我这样一个在苦水中浸泡的童工，能堂堂正正的做人，毛主席的话我能不听，再说企业总的有人干。那时能进革委会，各方面应当是不错的。再说我对那几年工作问心无愧。这是父亲深深藏在心底的话，望着父亲沧桑的面容，我理解了父亲。质朴的父亲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具有中国人善良的本性。不知为什么，我在那一瞬间想起了那位当年的那位女副总理，这几年为她的所谓的待遇不停的寻找。相比之下，我为我那至今还贫寒的父亲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