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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最终的利益，吴伟良明智地选择了合作，一九九二年二月份他在上海收回自己的资金之后，回到香港就开始在证监会活动。张廷也在第二年的五月回了香港，配合吴伟良的工作，赵启明原打算把大家赚的钱分掉，但李胖子和张志诚打死也不愿意抽回自己的资金，齐雅婷更是认定了奸商，根本没打算把钱拿回来。 赵启明只好继续带着大家挣钱，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想替陈法林讨回公道，这才打定主意去香港发展，不然在国内还有许多行业可以大捞特捞，何必跑到香港去冒险。上海的证券市场他是不方便再插手了，想挣大钱难免要伤到广大股民，葛兴邦那边总是要给点面子的。更何况跟政府拉上了关系，挣钱的路子必然是条阳光大道，没必要死盯着证券市场不放，那不是跟政府作对嘛。 出于这种想法，奸商错过了一九九二年炒得最凶的股票认购证生意，那一年这行当成就了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几十块钱的一张认购证居然被炒到了几千块，而赵启明对这种投机生意已经不再当回事了。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那都是大家玩剩下的东西，从邮票到股票，我们吃了亏也赚了钱，还是往正经生意上靠一靠比较好。”然后这家伙把陈法林的那一套理论给搬了出来，真正往长远打算，还是要以经济实体为根本。投机生意虽然利润大，毕竟风险性也很高，吴伟良就是个例子，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早晚一个不小心就得全搭进去。 这个小团体里除了张廷和陈法林，全都是以赵启明马首是瞻，而且他所说的的确是实情，初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们早就过了，靠投机生意捞钱已经成为历史。 学了几年经济管理的赵启明，在这件事情上的的远见卓识不仅于此，通过张廷和陈法林，他感觉到国内的的企业发展总是有自己的局限性。根本因素在于国内的改革开放刚起步，管理体制过于僵化，再加上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这导致商人眼界不够宽，从管理模式和经营方法上距离国际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明远集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马的，赵启明和陈法林、张廷三人经过详细的安排，把公司在证券市场挣来的钱投了八百万在怀圣堂葯业，加上陈法林原来的本金，一共引进了三条生产线，使葯厂的规模比建厂之初扩大了一倍，在淮南市轻工企业的排名仅次于安徽造纸厂和淮南纺织厂。 与此同时，张廷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拓展上海怀圣堂医葯公司的业务上，不仅销售本公司产品，还接了国内十七家制葯企业的葯品销售代理权。这使得销售额在一九九二年底突破了七千万，纯利润两千七百万，第二年番了一倍，葯品行业的前景就此显露出来。 另外的一千多万经过仔细研究，大家最终决定按赵启明的提议，投资在房地产生意上，这也是赵启明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分析结果。当时海南的房地产正炒得如火如荼，以投机生意起家的赵启明只是跑了一趟海口，立刻就看出这里面存在的问题，都是毫无根基的炒作而已，从本质上讲和炒邮票差不多，迟早要翻船。 随后他们把投资的重点放在上海浦东开发区，赵启明跟老前辈打交道很有一套，把葛兴邦哄得眉开眼笑。再加上奸商在为人处事上悟性超凡，而通过葛兴邦的关系，从银行贷款到土地开发等很多关节上都是一路绿灯。 李胖子在这里充当了老板的角色，在明远集团下旗下的明远房地产公司挂名法人代表，外出谈事情都是由他出面，有赵启明和张廷在背后出谋划策，李胖子只需要照着办就行了。这年头人的眼皮浅，就冲着李胖子一身肥膘肉，怎么看也像是个有钱的大老板，可外人谁也不知道他却是跟着赵启明混饭吃的。 不到一年时间，明远房地产公司就为大家挣了三千多万，这是包括赵启明和张廷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通过近两年的准备工作，明远集团的总资产达到了一亿一千万人民币，在吴伟良按原计划在香港出资五百万建了一家小家电生产厂之后，明远在香港上市的计划提前了。 经历了香港证监会长达三个月的企业资产评估、投资项目评估、经营规模考核等等一系列繁琐的审查之后，中国明远集团公司于一九九四年初在香港恒生股市上市，股票上市发行价5。65元港币，流通股九千七百六十万股。 手里掌握的资本一旦达到了一定的数额，接下来的钱就比较好挣了，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初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再通过上市的办法圈钱，可以在短时间里使资金扩充数倍。赵启明对挣钱的兴趣早已经淡了，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最后的目的只有一个：整垮远大公司，把背叛陈法林的两个家伙打入十八层地狱。 赵启明一个人无聊地坐在候机大厅里，回忆起这几年里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了当初的那种兴奋和激情。就像是一九九一年做邮票时挣钱的感觉一样，当自己从张志诚手里接过十三万块钱的时候，之前的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