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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参见宁远之战)。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参见宁锦之战)。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袁崇焕籍贯考实 1 2 3 4 5
撰文：杨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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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籍贯的考证，对于袁崇焕思想发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对于袁崇焕军事思想的研究，对于袁崇焕功过的评价，也不无帮助，正如力主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阎崇年先生所说：“很需要对袁崇焕的籍贯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袁崇焕传后校勘记云： 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己未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
嗣后，袁崇焕为藤县人之说，如雨后春笋，大小报刊所发表的文章，有十余篇肯定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注2其中，以阎崇年先生的袁崇焕籍贯考为集其大成，它进一步斥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为东莞人是“文物无据”“文献无征”
说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综合起来，主要在：
一、崇焕父袁子鹏碑（墓在广西平南县白马乡）记崇焕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藤。
二、广西藤县袁氏家谱载崇焕之祖袁西堂于正德元年（1560）由东莞迁藤。
三、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袁崇焕名下刻“广西藤县”
四、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诸书载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
五、袁崇焕天启五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属西江”西江即浔江，指藤县。
六、崇焕被杀后，其妻黄氏在藤县投水死。
七、藤县白马乡有袁崇焕遗迹。八、藤县白马乡有“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现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点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为证实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
（一）关于袁子鹏墓碑（以下简称“墓碑”）与袁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
主藤县说者主认为“袁子鹏墓碑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注3，又说：“袁氏家谱的首次发现，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注4但是，只要参合其他资料，细心读一读，就不难发现墓碑和家谱舛误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广东东莞县于嘉靖初年至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讯。”注5家谱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广东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明正德元年自粤东贸易至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戎墟，居住数年，迁居于藤县五都白马讯。”注6袁西堂自东莞迁广西，一说嘉靖初年，一说正德元年，墓碑与家谱，既同出一家，何参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载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孙（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勋、兆右），家谱载袁子鹏三子三孙（兆勋、昭始、昭右）注7。姑勿论“兆”与“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兆”为何不见于家谱？假如说这三个幼殇，故家谱不载，却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谱何以不载？若无其人，墓碑何据而云？这都是不足以取信于人的。此其二。
袁崇焕天启四年三乞给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腾丧矣。堂兄生员崇茂，育于臣父为犹子者，今亦丧矣。”注8分明袁子鹏有弟曰袁子腾，有侄曰袁崇茂。家谱云：“公（据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鹏。”注9既无子腾之名，且明谓袁西堂仅生子鹏一人，袁崇茂亦不见于家谱，显与袁崇焕自言牴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云：“朋公妣何氏”家谱云：“二世祖，字子鹏（略），妣何氏，而〔民国〕东莞县志卷六一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仍留其祖遗屋数椽，以栖崇焕母叶氏，使终天年”（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所载意同）。史乘与方志均不载子鹏有继室或妾，也不载崇焕为继室之子或庶出，崇焕之母，即子鹏之妻，当为叶氏。家谱又云：“三世伯崇焕（略），妣叶氏。”注10据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条及清初赵吉士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所载，崇焕妻为阮氏（引文说后），叶氏，乃崇焕之母，而家谱却作崇焕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焕在三乞给假疏中说：“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灿丧矣。”注11可见崇灿为长，崇焕为仲。此出崇焕自言，不容有误，而墓碑云：“公（据上文，指子鹏）生三子六孙，长崇焕，赐进士出身。（略）次崇灿，三崇煜。”家谱亦云：“二世祖讳子鹏（略），生三子，长崇焕，次崇灿，三崇煜。”又载：“三世伯崇焕”注12。都把袁崇焕说成是袁子鹏长子，显与崇焕自言不合，在封建社会中，严长幼之序，何墓碑与家谱长次颠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云：“长崇焕赐进士出身，拜三边总制。”家谱云：“三世伯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略）后官到三边总督。”明史卷七三官职二载：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清初刘献廷广阳亲记卷一记载得更清楚：
三边总督，辖延绥、甘肃、宁夏三巡抚。甘肃、宁夏、延绥曰三边。后以总督驻固原，更曰四镇。
袁崇焕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举进士入仕途以后，从未官于西北，从未任三边总督之职，辽东与陕甘，相去数千里，墓碑与家谱，误之甚矣。此不足信之六也。
家谱云：“三世伯崇焕（略），终于崇祯三年，被奸臣朦毙，生三子，被奸臣奏准，将袁氏抄家。三子思走广东东莞县。”
崇焕生三子吗？请看清初以前人的记载：
以布衣鸣崇焕冤而被杀的程本直的漩声说：“崇焕今日乃如何也？身凌迟也，后嗣绝也。”注13
崇焕下诏狱时，上疏论救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的剖肝录说：“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萃编者？可叹也。”注14
崇焕斩毛文龙时，曾参其谋的重要幕宾王舋说：“大司马（霖按：指袁崇焕）无子，”注15
明末清初赵吉士的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云：“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注16
〔康熙〕广东通志卷一六人物上袁崇焕传云：“（崇焕）籍没之日，无子，亦无所积。”
〔康熙〕东莞县志卷一二人物-袁崇焕传云：“崇焕无子，籍没之日，囊橐萧然，无长物。”
据以上书所载，崇焕无子甚明，家谱所言，谬之甚矣。此不足信之七也。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七载：“（天启六年十月己酉）加辽东巡抚袁崇焕嗣男原荫锦衣卫千户袁兆基世袭指挥佥事。”熹宗所封，乃崇焕嗣男，崇焕无亲子可知。这位袁兆基是谁之子呢？〔民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没者，皆同产兄弟崇灿子兆基与崇煜及祖遗薄产”（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文同）。墓碑载袁子鹏之孙六人，无“兆基”家谱载崇灿三子，亦无“兆基”墓碑中子鹏之孙“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笔者曾于碑前审视，字形不近“基”字。这位官封锦衣卫佥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谱生辉，何以家谱反无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鹏墓碑，怎能“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呢？袁氏族谱怎可以作为“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云：“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鹏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时代悬殊，且谬误多端，决非据原碑拓本或据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谱记及袁骥绍，骥绍，健在。家谱记袁崇焕家世，与崇焕自言或前人记述大相径庭。这两种在袁崇焕死后二百多年制成的“资料”岂能作为证实崇焕是广西人的证据。
〔崇祯〕东莞县志卷三载：袁世祥 以孙崇焕贵，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袁子鹏 以子崇焕贵，封副使，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
康熙、雍正、嘉庆、民 国等四种东莞县志所载亦同。
〔民 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年十四，随祖世祥、父子鹏往粤西应童子试，补弟子员。
袁自如公粤西家传云：崇焕年近十四，始随王父赠大司马世祥、父赠大司马子鹏公往粤西之梧州，应藤县童子试，补弟子员。
〔崇祯〕东莞县志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距袁崇焕之死，仅九年，编者张二果，东莞博厦人，与崇焕同时略晚；二果之家与袁崇焕之乡水南，相距十余里；崇焕自称族叔袁玉佩（东莞温塘人）尚健在注17，可资询访。〔崇祯〕东莞县志所言，当得其实。
〔民 国〕东莞县志所引袁督师行状，为东莞蔡均所编。蔡均，明末清初东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将袁崇焕“久存东莞”之“所遗诗文、奏疏数十卷”注18编为袁督师事迹及率性堂诗集，袁督师行状所言，亦当可据。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旧抄本未题撰人，所载与行状合，当有所据。上述三书所言，袁崇焕祖父为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鹏非字子鹏。
说袁世祥与袁西堂是两人，还有根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与子子鹏携孙崇焕入广西。袁西堂入广西是正德元年（1506）（见家谱）或嘉靖初年（见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时间不同。此其一。
家谱载袁西堂为东莞“水南乡茶园村”人，茶园，一名茶山，即今东莞县茶山乡。袁督师行状及康熙、雍正等东莞县志俱谓崇焕为东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与袁世祥在东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东莞水南，距茶园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里、坑口、横江、厦蓢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园村大，历史上，茶园从来不隶属于水南，水南也从来不属茶园。自明代中叶发后，茶园人到广西藤县、平南一带贸易而定居的，为数颇多。今与藤县毗邻的平南县的六陈乡一带袁姓，大都是明代侨居的东莞茶园袁氏之后，近来发现的平南袁氏族谱多种，可以证明这一点。茶园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马村隔江相望的藤县莲塘村（今称新白马），不是个别现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广西时为三十岁，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话，到其孙崇焕十四岁时，已有一百二十一岁或一百零五岁，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寿，然百龄外人，又何能跋涉长途，携孙入桂呢？袁西堂与袁世祥并非一人，此理至明，阎崇年先生谓“袁世祥字西堂”注19，未知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