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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一十三章各国发展
就当罗凯带领着他的国家蒸蒸日上之时，远在世界的另一边，各国局势愈演愈烈。
虽然欧洲大陆各大国在1870年坐视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德意志获得统一。但是英国很快发现，统一的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并且很快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比之前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更难以捉摸，更难以对付。至于俄国，虽然利用普法战争挣脱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施加的外交枷锁，但是对于今后再也无法插手德意志内部事务，失去普鲁士、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诸邦之间纠纷的仲裁者的地位感到懊恼，更不用说卧榻之侧崛起一个新巨人对俄国的冲击了。总而言之，欧洲大陆的中心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对所有的欧洲大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这种既遭受大国包围，又对包围的大国形成冲击的态势下，俾斯麦的欧陆政策是在孤立法国的同时，防止出现一个反对德国的大同盟。为此他殚精竭虑地编织他的大陆联盟国家外交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德国维持着与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与奥匈帝国则建立密切的联盟关系，不仅是为了防止奥匈帝国跑到法国的阵营中，更是为了对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享有否决权，因为奥匈帝国离开了德国的支持便一事无成。为防止俄奥擦枪走火，俾斯麦先后通过1873年“德俄奥三皇同盟”与1879年“德奥秘密军事条约”和“俄德再保险条约”加以约束，防止俄国和奥匈两国脱离德国的外交轨道而自行其是。如果让俄奥两国自行其事，这两国马上就会为了争夺巴尔干地区而大打出手，而德国势必不能置身事外。为转移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注意力，俾斯麦刻意推动法国积极开展海外殖民活动，为的是让法国和英国去争个你死我活。果然，法国在东南亚与非洲与英国争夺得不可开交，在突尼斯又和意大利剑拔弩张。法国因此不能在对德复仇战争中获得英意两国的援助，这正中俾斯麦的下怀。
俾斯麦的外交策略把最大的精力放在欧洲大陆，极力维护欧洲大陆的均衡，避免过多地参与世界事务而导致与英国的利益迎头相撞。但是由于德国自统一后，其经济迅猛发展，对原材料进口地和制成品出口市场的需要与日俱增，因此俾斯麦掌权的后期，不得不对国内新兴的制造业利益集团有所让步，也开始参与全球殖民竞争。而在俾斯麦去职之后，这一利益集团一直在鼓噪建立强大的海军，重新瓜分殖民地。皇帝威廉二世登基以后，顺应了这一利益集团的鼓噪，推行了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俾斯麦稳健自制的外交政策被抛弃。继任的首相比洛承认缺乏俾斯麦那种“在空中同时玩八个球的能耐”对德、奥、俄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国与英国的微妙互动关系无法把握，因此只能推行一种相对简单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将德奥同盟固定下来，放弃在俄奥之间协调和制约的高难度义务。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决策者尝试与英国正式结盟以减少海外扩张的阻力，却不管英国有无这样的现实需要和符合英国的外交传统。而且最要命的是，当英国恪守其“光荣孤立”传统不愿意和德国正式结盟的时候，德国外交决策者的想法竟然是通过武力恫吓和施加外交压力的方式来逼迫英国结盟。例如德国皇帝在英布战争期间通过支持布尔人来对英国施加压力，却适得其反。这种简单粗暴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德国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外交态势。因为英国本身一贯不愿意在欧洲外交情势明朗前就缔结针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盟约，而且由于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英国的极度警惕——一个有能力绝对保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就是一个能绝对摧毁大英帝国的国家，因此德国的友好承诺不具备外交意义。如果德国没有这个能力，那么英国就不需要德国的承诺。如果德国有这个能力，那么英国就必须摧毁德国的这个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后，欧洲外交的局势就是德国称霸欧洲和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情势越来越明朗。因此英国不得不与法国和俄国调整在殖民地上的冲突，而一致对付德国。而德国皇帝在屡次遭受英国拒绝之后，却恼羞成怒。更加坚定了要把英国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决心。俾斯麦的外交才能能够同时玩八个球，他的继承者就只剩下玩大英帝国这一个球的本事了——当然最后还是玩砸了。
1870年后的法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执政的ji进党人秉承平民主义与和平主义的雅各宾主义传统和“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信念，坚决反对殖民活动。法国的殖民帝国的建立完全是由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冒险家、高级文官、军人和传教士们在或多或少脱离政fu管制的情况下完成的。通过广泛占有殖民地，通过殖民地源源不断的原料输入和市场开发，并且通过巨额资本输出争取盟友和获得大量利息收入，法国增强了综合国力，得以继续在欧洲大陆占据大国地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法国三百年来一直梦想获得自然边疆，在欧洲大陆上建立霸权。在割让阿尔萨斯—洛林这个法国当年欧洲大陆扩张政策的最后标志性的成果后，法国反而通过建立世界殖民帝国牢牢地占据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虽然法国的欧洲本土只有四千万人口，远远少于德国的六千七百万，但法兰西殖民帝国却拥有九千万的总人口，而且由于其内部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统治和事实上没有种族歧视（这是法国文化的传统和优点），其内聚力远远大于实施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手腕，内部松散，各行其是的大英帝国，这也使法国在法德外交较量中重新获得了某种均势。
虽然战败了的法国还是欧洲头等强国和世界强国，但是高卢人轻浮傲慢，富于幻想和冲动的民族性格决定了，法国不可能安心于优越的现状，不可能忘记对德复仇，洗刷耻辱和收复失地，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虽然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绝大多数讲德语，其并入法国版图是波旁王朝对德扩张政策的产物，但高卢人一贯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的故事，却不记得三百年的历史教训。“阿尔萨斯—洛林”之绳索，同时捆绑住了法德两国，使这两国在外交上失去了弹性和选择余地。法国为了对德复仇，与宿敌英国协调了殖民地冲突，与君主**的俄国成为了盟友，花大价钱争取到了意大利的中立，与传统盟国土耳其和奥地利反目成仇又赔本，却根本不愿也不能与德国达成和解。
“德不胜，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作为一个地处四战之地，地缘政治处境恶劣的国家，法国历史上不是被周边国家侵犯，就是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犯。法国外交决策者从来没有奉行过一种稳健、平衡与开放的外交战略，因此法国总是在胜利与失败之间摇摆，而且它获得的胜利转瞬即逝，失败却无法挽回。从拿破仑第一帝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国实际上是从欧洲霸权的顶峰螺旋状的向下滑落，这种滑落绝大部分的原因是法国一贯的挑战外交、冒险外交和复仇外交政策造成的。一战以前，法国外交“成功”地将俄国和英国拉到了对付德国的阵营中，并如愿以偿地跟德国打了一场复仇战争，但最终发现，胜利了的法国变成了一个次等强国，还比不上在普法战争后失败的法国。
法国要寻找对付德国的盟友，在欧洲大陆只有两个，第一是奥匈帝国、第二是俄国。在传统上，自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决定与特蕾莎女皇统治下的奥地利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以来，奥地利帝国从来没有对法国产生过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两个拿破仑帝国与奥地利发生战争，更多的是因为两个拿破仑都认为奥地利妨碍了他们的扩张意愿，虽然这个判断并不是正确的。在德国统一后，奥匈帝国继续有可能成为法国反对德国的盟友，因为俾斯麦的德国是通过损害奥地利和法国的利益才获得统一的，两者都有联合起来向德国报复的必要。法奥联合虽然有很多优越性，但是两国都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意大利统一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法国在海外殖民竞争中又多了一个对手，奥匈与意大利之间还有领土争端。法奥联盟反对德国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背后还有一个平衡因素，意大利到底会不会在德国的支持下对法奥两国造成威胁？从德意两国长期友好的历史来看，这完全是可能的。其次，奥地利同时面对德国、俄国甚至还有意大利威胁的时候，法国的援助是否还那么有效及时也是值得怀疑的。
失去了均势外交大师梅特涅之后的奥地利外交，总是在关键时刻出错误。奥地利最终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案，那就是彻底投靠德国，把奥匈的利益和德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依靠德国的保护在巴尔干寻求势力扩张。梅特涅以后的继任者，都缺乏他那种自治、冷静与平衡的作风，缺乏大局观和平衡感，忘记了他的箴言“化解他人的利益比亟于追求自身的利益更为重要”“一无所求，收益反大。”奥地利在失去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和意大利的领地后，一意孤行的要往巴尔干方向扩张，希望从“西亚病夫”土耳其帝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奥匈帝国追随时代潮流，追求赤luoluo的权力政治和实力外交，却看不到自身的权力基础和国家实力是最弱的，经不起一点波折。奥匈帝国境内，两个少数统治民族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意大利等众多少数民族，这是一个非常陈旧，同时又非常脆弱的政治结构。
由于统治基础是少数民族，哈布斯堡皇朝需要不断的征服和荣耀来维持其统治下各民族臣民的效忠，因此它不放过任何一个增加皇朝威望和帝国荣耀的机会。奥匈帝国趁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败国势衰弱之机，直接接管了原属土耳其帝国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地区，结果把巴尔干地区的泛斯拉夫主义怒火引火上身。十九世纪是民族主义潮流ji荡的世纪，奥匈二元多民族帝国这个古老的前民族主义时代的政治架构实际上是经不起任何风浪了，它在法国大**的冲击下还能长期存在，完全是因为梅特涅政治上的足智多谋和外交上的长袖善舞，梅特涅之后的奥地利外交决策者没有他的审慎平衡的作风，只知道耀武扬威，穷兵黩武，因此最终导致了大战的爆发和帝国的彻底解体。
1890年，德国拒绝延长“俄德再保险条约”这等于是把德国对外关系的一根支轴给ch抽走了，德俄奥三国间之所以能长时期保持和平，靠的就是德国既和奥匈有军事同盟，又和俄国有秘密协约的暧昧关系所导致的外交制衡。俄德两国在两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虽然俄国对普鲁士从一个受俄国庇护的弱国成长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强国抱有一丝嫉妒和不快，但总的来说，俄德两国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相反，俄国与奥匈帝国倒是不共戴天，奥匈帝国对巴尔干斯拉夫地区的扩张，挑战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旗手和斯拉夫人保护者的虚荣心，而俄国鼓动的泛斯拉夫主义浪潮则使得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民族人心思变，危及奥匈帝国的生存。因此，俄奥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决策者，轻率地采取了对奥一边倒政策，迫使俄国与法国接近，而德法之间的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这样，虽然俄德两国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殖民地冲突，却均受制于本国的盟国而互相对立。
俄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两端的强国，一般是很少能够发生地缘政治上的直接冲突。除了在两个拿破仑时期，由于第一个拿破仑的野心和第二个拿破仑的记仇，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法俄两国既然在欧洲已经不再发生直接冲突，殖民地竞争方面也没有矛盾，那么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咄咄逼人之势，法俄接近是不可阻挡的。在1879年以后俄德之间爆发经济战，导致俄国的农产品出口受阻，财政状况恶化。这时来自法国的巨额资本源源不断的投入，给了俄国经济以复苏的机会，这样法俄接近已经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1891年法俄之间缔结了外交协定，1893年，法俄军事协定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大国间结盟与敌对的对象已经固定，欧洲大国协调外交走入了死胡同。
和奥匈帝国一样，俄国也属于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东方**君主国家，而且在这方面比奥匈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俄国在巴尔干势力扩张上屡屡在外交上遭受德奥的遏制，在所谓的斯拉夫兄弟面前大丢面子，而法国对俄国在巴尔干的野心也不积极支持，俄国最终丧失了一切耐心，外交界和军方根本不打算在小规模的、可控的外交冲突中耗费精力，只打算准备进行全面战争，把所有的大小盟国和对手全部拖进来，进行“最后的审判”这一转变最终导致了一个奇特的外交格局，奥地利的外交被塞尔维亚牵制，德国的外交被奥地利牵制，俄国的外交被德国牵制，法国的外交被俄国牵制，英国的外交被法国牵制，最终欧洲的各大国统统被巴尔干局势所左右，印证了俾斯麦的预言，欧洲大国“总有一天会为了几个巴尔干的蠢货打一场欧洲大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