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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就到了一学期一度的冲刺阶段，划重点，头悬梁，锥刺股，就这间隙，我还忙里偷闲地见了两次沈艳茹。倒不是我发神经。
而是她托人带话来约我们谈谈录音规划书问题。第一次是刚到半阳没两天，大波拉我到某城中村的几角旮旯里吃了顿狗肉，酒肉正酣，他告知录音的事有进展了。
我以为可以录音了，不想他命令我第二天往三角楼去一趟。至于为什么是我，他的理由是上次规划书是我交的。没有办法，我只好跑了一趟不过话虽如此，咱也未必多不情愿，倒是大波，牛牛被我拽了去，他说要因此挂科延误了毕业，他定将捏爆我的蛋。
太残暴了。沈老师在办公室候着，白毛衣下的曲线生动得近乎完美。见我们进来，她便直奔主题，期间，时不时地。
她要在手上的白瓷茶杯里抿上一口。搞不好为什么，那个动作很吸引人，我难免多瞅了两眼。于是很快，白毛衣问我们要不要也来一杯。我忙红脸摇头，但还是问她喝的是啥。“花茶，瞎弄瞎喝。”她笑着说。
“养生茶，美容养颜。”一直闷声不响的大波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瓮声瓮气的（他老肯定用了鼻腔共鸣）。老实说，吓我一跳，但也提醒我第一次注意到了沈艳茹的年龄。
是的，从履历看，这位副院长怕是比老贺还要年长，但人看起来比母亲都要年轻。我不得不想到了一个词：驻颜有方。谈话很愉快。沈老师说她虽没听过我们几首歌。
但只看歌词就知道我们还是可以的。可惜这规划书实在谈不上什么“规划”所以，她给我们提了好几条建议。轻松的氛围中，鬼使神差地，我突然问她跳的是啥舞。“啥子？”杏眼眨了眨，樱桃小嘴轻薄红润，陶瓷茶杯在手中灵活地转了转。
没有半点犹豫，我按着桌角扭臀挺胯，学了下印象中的某个动作。我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夸张。白毛衣就笑了起来，小手掩着嘴，茶杯都差点打翻，她说那叫bachata，翻译过来就是情人之舞，一种南美双人舞，在国际上不流行，在国内更是小众中的小众。
她也是在英国学的，这几年得闲一直在推广这个舞蹈，当然，碍于国内环境，收效甚微。“这个舞吧，挺好的，”她说“有空你们也可以学学呀。”打三角楼出来大波骂我是不是吃屎了，这么骚。
这个我也不清楚，甚至对此，我的惊讶程度并不亚于他老，不过我还是两手捧胸浪笑着颠了颠，就像那里真长着两坨肉。大波“日”了声就走了。我问规划书咋办。
他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让我自己搞定，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二十来首作品中挑几首精品很轻松，但要挑十一首差不多的，那就难于上青天了。
我们讨论过两次，也没拿出什么好主意，规划书只能一拖再拖。此种情况下，陈晨便作为一个信使出现了。
这是北国一年里少有的无球可打的日子，那几位老乡我也是许久未见，那天晚上陈晨直接现身于宿舍门口，和李阙如一道。我当然很惊讶，甚至有些窘迫，后者或许要归功于暖气中令人忧伤的脚臭味，他开门见山说节前就能录音，过完年录音室怕还有其他项目，所以
“规划书啥的你们啥时候能搞定？”想都没想，我说第二天就能搞定。于是他就替我约了个时间。日他妈的，真是谢谢他了。第二天临行前我给白毛衣打电话确认了下，她说：“行，你来吧。”结果到了三角楼下，一眼我就看到了陈晨。
他穿了身曼联的冬季训练服，两手操兜站在正门前，像个吉祥物。搞不懂这是过于热心还是咄咄逼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要录音呢。
在通往沈艳茹办公室的漫长旅途里，我俩也没说几句话，于是古老的木质地板呻吟得越发夸张。有那么几次我甚至觉得再这么一脚下去。
我们定会在猛然出现的窟窿里应声坠落，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结果，我试着找了好几次话头。有一次我问那辆保时捷咋样，他说：“还行啊，你要不要玩玩？”我赶忙摇头，他说：“真的，不开玩笑。”
起码看起来很真诚，但我真不知说点什么好。对修改后的规划书沈艳茹还算满意，不过鉴于她并不熟悉我们的作品，满意不满意的，都是虚的，这一点她也不否认，她说她不了解我们的音乐。
但她了解小样“小样就是精萃，要猛一点，不要考虑什么多样化复杂化系统化，不要考虑旋律，拿出你们最有特色那部分就够了”
老实说，受益匪浅啊，哪怕我自诩听过上百张国内外各色小样这等见识怕是超验的，后来沈艳茹说：“你俩都是平海的吧？”她面对我。
但谈话对象显然也包括在一旁沙发上埋头抠手机的陈晨。我不明所以地应了声，愣头愣脑的，而陈晨只是抬头往这边瞥了一眼。“噢，老乡。”沈老师笑了笑，用四川话说道。
陈晨没吭声，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想了想，我说：“咱们学校平海人挺多的。”“是吧，咦”白毛衣抿口茶，猛然单手叉腰挺了挺胸，语调随着起伏的曲线一并上扬“对了，那个那个张老师是你妈吧？”
“啊？”“张凤兰，搞剧团的，凤舞剧团那个？”只觉玲珑的白色曲线在眼前不断放大，好半晌我才点了点头。白毛衣馨香扑鼻，笑容可掬。
陈晨又往这边瞥了一眼，旋即注意力就回到了手机上。这位疑似多动症患者不间断地抖着他的长腿，显得无比怪诞，纳闷的是现在我才发现，他的中分头更长了，娘们儿一样贴头皮捋在耳后。
这样一来那张瘦削的脸便越发显得苍白，虽然知道不应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陈建军，冬日开始变得炎热。“挺好的，民营剧团，艺术剧团，你妈也是个女中豪杰。”“你咋知道咋认识的？”我只能笑。
“该认识自然就认识了，打听得挺细！”白毛衣手捧茶杯踱了两步，笑笑“录音这事儿先就这么定啦？有啥子补充的，咱回头再说，毕竟这考试啊，乃当头大敌。”
沈艳茹说的对，每逢此时节，傻逼们个个学得昏天暗地。我要是老天爷，定会为之日月无光。令人意外的是，考前一周，母亲来了一次平阳。也没提前打招呼。她径直打电话来让我喊上陈瑶，一起吃个饭，在我们夜以继日地与寒冷和崭新的教科书作斗争的过程中，这样的一顿便饭无疑比家电下乡还要温暖人心。
还是那家川菜馆，老贺也在，这倒没多让人吃惊，但当老贺操着一口沈阳普通话笑眯眯地问我复习得咋样了时，一道阴影还是不免袭来，我甚至没骨气地想，倘若私下单跟老贺套套近乎，没准儿能（否）套点题出来。
当然，想想挂科的李阙如，瞬间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起来，饭间我问母亲干啥来了，她说还是学校那点事儿，戏曲老师没啥大问题。
现代艺术老师还差几个，这个师资问题开春前就得搞定，不然秋天正式开学就有的哭了。顺嘴我就提到了沈艳茹，我说：“俺们学校有个艺术学院的老师认识你，吓我一跳。”
“噢，”母亲抿口橙汁，脸蛋红扑扑的“就是请人家帮的忙。”“谁啊？”老贺问。“咋认识的？”我问。“上次给你说那个，一个姓沈的副院长，”母亲面向老贺。
在我犹豫着是否该把自己的问题重复一遍时，她总算转向了我：“就平阳一个戏曲届的前辈，也是人托人，七拐八绕的。”“哦。”“你看办点事儿难不难？”
母亲笑着给陈瑶掇了两筷子青菜“快吃快吃。”最近母亲脸色不错，我祈祷家里那些破事能够早日过去，就像瓦刀抹平砖缝。
至于母亲有没有搬回去住，我不知道，也没机会问，当然，说说而已，即便真给我与母亲独处的机会，我也拿不准自己会不会问。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最好方式。至于论文项目，前期材料已整理得差不多，老贺就相关专题罗列了十来个选题，她的意思显而易见：所有参与此项目的人，谁也跑不掉。
元月25号，也就是腊月16那天，为期三日的期末考正式开始。考完行政法的那个阴沉下午，我到校门口的农行取钱时，竟然碰到了梁致远。老实说。
在这一年的某些时刻我时常会想起这个三千张老牛皮，但就这么陡然相遇，我还真是吓了一跳。粱致远穿了件藏青色的商务羽绒，和这硬邦邦又黏糊糊的天气一样。
看起来颇为臃肿。因为戴着帽子，我也猜不准他的大背头是否如以往那般一丝不苟，不过灰条纹围巾下的白色衬领隐约可见，它和黑框眼镜后那双闪亮的眼睛一起告诉我，这人还是梁致远。冷清清的大学城街道上，两人都愣了下，但还是他先开口了，他问我还没放假呢，我说快了，他说好久没见了，我说是啊，他问大冷天儿的出来干啥，我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