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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不记得自己做过的梦。白日一到,梦中的情境就遗落,影像也变得朦朦胧胧。但为什么去年十二月的梦,却清晰如激光束一般,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也许人在昏迷中都会有这种不循常理的现象。因为病人既然回不到现实生活,梦就不再是一种容易消散的娱乐,而会一层层堆积起来,形成一长串的虚幻梦境,仿佛是从长篇连载小说里抽绎出来的。今天晚上,小说中的一个章节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我的梦里,雪花大片大片地飘下来。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贝尔纳发着抖,走过一座汽车坟场,遍地覆盖着三十厘米厚的雪。这三天,贝尔纳和我一直想办法要回法国,因为法国这时候有一场大罢工,全国都陷在瘫痪中。我们本来暂留在意大利的冬季运动营里,但是贝尔纳发现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铁道可以通往尼斯,不过在边界有一群罢工的人阻断我们的路程,强迫我们下车,害我们只穿着普通的鞋子和春秋两季的薄衫,在严寒中打哆嗦。环顾四下,发现这里好荒凉。有一座高架桥从汽车坟场上空经过,据说,坟场的车子都是从五十米高的这条道路上掉下去,一辆辆堆积在这里。我们和一位很有权势的意大利商人有约,他把他的集团总部设在这座桥的桥墩下,远远避开一些窥探的眼睛。我们看见一扇黄色的铁门,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触电者死",还贴着一张万一触电时该如何处理的示意图。我们敲门,门开了。大门入口处看起来好像成衣工厂的存货间:好多上衣挂在架上,还有好几叠裤子、好几箱衣服,东西直堆到了天花板。我看到了一个人身穿作训服,手里握着一把冲锋枪,在一旁迎接我们。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好像是看守地狱之门的那只三头犬"赛伯拉斯"。他就是波黑塞族前领导人拉多范卡拉季奇。"我的同志呼吸有困难。"贝尔纳对他说。卡拉季奇就在桌子的一角为我做气管切开术,然后我们经由一条豪华的玻璃楼梯走到地下室。地下室的墙上挂着猛兽的毛皮,旁边摆着一张椅座很深的沙发椅,一股柔和的光线把这房间衬得有点像夜总会。贝尔纳忙着和这地方的负责人讨论事情,这位负责人就是菲亚特的老板翁贝特阿涅利的分身。有一位说话带着黎巴嫩腔的女佣人过来请我到小吧台旁边坐。吧台上的杯子、瓶子都用塑料管子代替,这些塑料管子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就好像飞机遇难时会有氧气罩一样。服务生示意,要我拿个塑料杯子凑近嘴巴。我照做了。一种喝起来有姜汁味道的琥珀色液体流进了我口里,接着,一股暖暖的热流漫及我的脚尖和发梢。隔了一会儿,我想停,不想喝了,而且想从高脚凳上下来。然而我还是大口大口地灌,一点也由不得我。我慌乱地向酒保使了个眼色,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但他只是神秘地对我微微一笑。在我四周,所有的脸孔和声音都变形了。贝尔纳对我说了一些话,但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声音都慢半拍,我根本听不懂。我坐在高脚凳上,听见拉威尔的波丽路。他们完全把我灌醉了。
经过了像永恒那么长的时间以后,我看见大家慌乱成一团,准备要战斗。讲话有黎巴嫩腔的那位女佣人把我背在她背后,爬上楼梯。"我们要离开了,警察来了。"外面天色已暗,雪已经止息,刺骨的寒风让我呼吸困难。有人在高架桥上设置了一座探照灯,光束在汽车残骸之间来回搜索。
"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扩音器喊着。我们成功地逃走,但对我来说,这是长期流浪的开始。在我的梦里,我多么想逃走,但只要我一有机会逃,就会突然觉得昏沉,一步也动不了。我像石像,像木乃伊,像玻璃。我和自由之间如果只是隔着一扇门,那么我连打开这扇门的力气都没有。然而,这不是我唯一担心的。这个秘密组织拿我当人质,我担心其他的朋友也会掉进同样的陷阱。我试着用各种方法来警告他们,但是我的梦和现实状况完全一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