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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生活的真实，是需要以小说的方式表达的。
那就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吧。因为某些真实的生活，只能通过虚构的桥梁，才能使那种真实抵达真实的境界。
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小说中的事情，也是生活中的事情。或者说，是生活重演了为人民服务那部小说中的一个事件。
专门负责给师长家里做饭的老公务班长吴大旺，提着一篮青菜站在师长家的厨房门口时，那件事情就叽哩咣啷，氢弹爆炸样展开在了他的面前。原来摆在餐厅桌上的那块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红字样的木牌，又一次出现在了厨房磁砖镶面的炊台上。字的左侧，是一颗发光的五星；右侧，是一枝挂有水壶的长枪；下边，是一排丰收的麦穗。老公务班长是全师的学习榜样，政治典型，对这木牌的深刻含意，有着不同凡响的理解。他知道，五星，意蕴的是革命。水壶和长枪，表达的是战斗和历史；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历程。而麦穗，则意味着丰收和美好的未来，意味着实现共产主义之后那绚丽的岁月。
有一天，不知道师长从哪儿提着这块刷了白漆、印了红字，并在字的左右两侧和下面用红黄套印了五星、长枪、水壶和麦穗的木牌回到家里摆在餐桌上时，师长肃穆地盯着正往桌上摆着饭菜的公务员兼炊事员的班长吴大旺，说知道这木牌上的意思吧？吴大旺专注地盯着看了一会，细心地做了研解，师长也就慢慢地微笑起来，一脸舒展灿然，说不错，我师长家的公务员、炊事员也比他们觉悟高。
吴大旺不知道师长说的他们是谁们，依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的军事原则，又到厨房给师长和他的夫人烧汤去了。从此，那块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木牌，便永驻在了师长家的饭桌上，和醋瓶、辣椒瓶、小磨香油瓶一道，成了那饭桌家族中最伟大、光辉的一员。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岁月像穿过营院的河流，无休无止地朝前平静而安祥地涓涓奔袭。师长总是在每天晨时的军号未响之前，便着装整齐地从二楼下来，到大操场去察看他那日日训练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夜间熄灯号吹响许久之后，才略有疲惫地回到家里，脱下军装，楼下洗漱，上楼休息。革命与工作，就是师长的灵魂与生命，是师长人生的全部内核与内涵。抗日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这些伟大的历史，从他的童年伊始，就像一条历史的软绳皮尺，在他的生命中丈量着他每一天的意义，直到他已经五十周岁、日过正午、临西将去的老年等在面前，他还依然每天都用那软绳皮尺去测量他生命的意蕴。而他的夫人，那位年轻、漂亮，比师长小着十七、八的女人，师长总是称她为小刘的师医院护士刘莲，自从成为师长的妻子，就再也没有去医院做过医护人员。不知是师长不让她从医上班，还是她不愿再上班从医，就这么整整五年，呆在师长的楼里，与楼为伍，与师长的威严为伴，做着高干楼房的主人。
关于刘莲，吴大旺对她知之甚少，在到师长家里之前，可说一无所知。不知道她娘家是哪里，不知道她哪年参军到了部队，做了护士，不知道她五年不上班，除了每天饭时从楼上下来吃饭外，其余时光都呆在楼上干些什么。除此之外，吴大旺还不知道她不上班，部队还给她发不发工资；不知道她本属军人，五年不穿军装，忘没忘记军人的规则和职责。她的历史，对他是一片被大雾蒙罩的空白，宛若四季深雾笼罩的一片山脉，他不知道那山上是光秃秃的一片，还是郁郁葱葱，布满深沟狭谷，鸟语花香，泉水叮咚。因为不知，也就不再关心；因为不想关心，师长对他的工作也就十分满意。尽管是已有几年军龄的老兵，尽管档案里的荣誉如仓库里堆着的货物，可表扬、立功、嘉奖，当典型，做模范，年中或年底，师管理科的科长会准时像发枕头睡觉一样送给他，他却还是觉得远远不够。说到底，他是一个贪婪荣誉的人，是一个渴望进步的优秀士兵。回忆起来，他是在一次师后勤战线学习与业务大比拼的活动中，因为不仅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286条毛主席语录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经典文章，而且还能在三十分钟间，连挖灶、切菜在内，完成色香味俱佳的四菜一汤的迫切任务，而一举中榜，被师长挑挑拣拣选调到了师长家里，做了师长家的专职公务员兼专职炊事员。
管理科长问，到首长家里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他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不该说的不说。
管理科长说，还有呢？
他说，要牢记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管理科长说，重要的是，要说到做到，把语言落实到行动上，把口号落实到实践上。
他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
管理科长说，那好，你去吧，我们等着你从师长家里把喜讯带回连队，带回你的家乡。
吴大旺就从警卫连调到了师长家。
半年来，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做饭、种菜、打扫一楼的卫生和在楼房前的院落里种花养草、修整树枝，除了期间回家休过一次短假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编号为一号的洋楼小院。因为他的敬业，因为师长对革命工作和党的事业近于偏执的痴心和热爱，在一次伟大的党中央号召的精减编制运动中，师长便带头减掉了家里的公务员和警卫员。从此，在师长上班之后，这座原来由苏联人修建的兵营洋楼里，就只剩下了师长那三十二岁的妻子刘莲和这二十八岁的炊事员兼公务员的吴大旺，如同偌大的一处院落里，只剩下了一株鲜花和一把锄头一样。
事情的开始，吴大旺浑然不知。他不知道半年来，他在饭桌上吃饭时，师长的夫人曾无数次仔细地看过他，不知道他在楼后锄菜时，她曾经天长地久地透过窗户凝视他，不知道他在前院给葡萄藤搭架时，因为浓密的葡萄藤和密不透风的思想工作一样，遮住了她的心灵和视线，使她不得不拿出师长的高倍望远镜，把他从葡萄叶的缝隙中拉近和放大。长年累月地看他额门上的汗，像珠宝店的老板在放大镜下看一粒钻石或玛瑙，看他脖子的青筋和肩头上裸露在外的黑皮肤，像观赏一片青紫的上好玉器。而他对此却从未觉察，不晓分毫，像路边野外的一株槐树，闻不到被关在花园里的一株牡丹之香。如此，也就终于在三天前的黄昏里，在师长去北京的某一神秘场所，参加为时两个月的学习和研讨有关军队要进一步精兵简政的重要会议的第二天的落日中，吴大旺陪着师长的妻子吃过晚饭后，他在收拾着碗筷，她外冷内热地瞟他一眼，顺手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木牌从靠墙的边上，拿起来放在了红木饭桌的这头儿，像让他去院里为她取一样东西一样，就那么随随便便，有意无意地把木牌往桌子这头的角上一摆放，轻轻淡淡说，小吴，以后你只要看到这块木牌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就是我找你有事儿，你就可以到楼上去一趟。
他不知道，爱情的导火索，在他的混沌中已被她悄然点着。第一次看见那块为人民服务的木牌不在饭桌的原处时，是三天前它醒目裸裸地出现在客厅中央楼梯底角的四方木柱上。看见那块被移动了的为人民服务的木牌，吴大旺没有发怔，他知道移动就是命令，知道这时她叫他是有一件他必该去做的工作在不折不扣的等着他，于是，便慌慌地上了几阶楼梯，才想起半年前来师长家里报到的第一天，师长以最温顺、冷峻的口吻对他说，楼上的啥儿都不用你操心，没有你刘阿姨的话，你不要往楼上走半步。师长的话如毛主席的语录一样响在他的耳边上，到楼梯的转角处他把脚步慢下来，轻抬轻放，如同踩在一踏即碎的玻璃上。
他不知道那楼梯是什么木头做成的，常落脚的地方有灰白的脚痕儿，木纹细得如人的皮肤纹，踩上去又柔软，又实在。楼上有淡淡一股腐白的香味，吴大旺闻着那味道，像闻到了一股罕见的浸人肺腑的女人的香。他知道，去见师长的妻子刘莲，是不该像他第一次回家相对象那样，心里无可遏止地砰砰乱跳。这种心跳有背于一个革命军人的觉悟和立场，有背于他要求上进的内心和思想，于是，就收住脚步，用拳头在胸口上捶了一下，再次地警告自己，说上楼是因为有他必须的一项工作，就像革命的链条上，有一个环节在楼上，他不得不往楼上去。也就力挽狂澜地把心跳的频率减下来，如同把反革命的浊流遏止住，这才轻脚慢步地上了楼，发现了二楼的结构和一楼一模样，东边是两间卧室，南边是厕所，西边是一间空房子。
空房子的楼下是厨房和餐厅，而在这二楼里，它有些会议室的模样儿，一圈摆了木框沙发和茶几，墙上挂了各式各样的地域行政图和军事布署图。
不消说，这是师长的工作间，和文人的书房一样，看见地图上无数的血红箭头和盘来绕去的红线、绿线、蓝线、黄线，还有各种的圆圈、三角和方框，吴大旺本能地把目光从那屋门口儿缩回来，似乎一下子明白师长说的没事不要往楼上多走半步的关键所在了。秘密就是一扇门户，以门户示人，也就无异于泄露军机。一个军人，应当以保护军机为使命，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吴大旺之所以深得师长和其妻子以及革命与政治的信任，正是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
心跳缓和了，一种庄严慢慢的笼罩了他全身。把目光从地图上迅速地移过来，盯在东边靠左有老式雕刻的屋门上，他朝前移了几步，抬头挺胸，面对前方，目不斜视，短促有力地唤了两个字——报告。
回答他的是沉寂。
他又提高嗓音唤出了报告两个字。沉寂依然如黄昏一样弥漫在这楼里。
他知道她在那间卧室里。这间卧室，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核心和内容。这幢苏式的楼院，就几乎是了她全部生命轨道铺设的地盘和圈地。他想再拓开嗓子喊报告，却是身不由己地拿手在门上敲了敲。
她回应了，说进来吧。
他推门进去了。
这才看见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昏黄的模糊。床、桌、椅子都溶在半粘半稠的模糊里，像化在了一片泥水中。她就坐在床沿上，手里拿了一本书，是***选集第一卷，没有看，只是那么拿在手里边。
他说，阿姨，有啥事？
她说，电灯的开关绳吊到上边了，你帮我拿下来。
顺着她的目光，他果真看见床头桌边的开关绳盘绕在了那褐色的开关盒子上，人不站到桌上去，就别想把那绳子拉下来。他就到了她身边，拉过桌前的椅子，把椅面上的藤编垫子取下来，脱下鞋，拍了拍并不脏的脚底板，还又找来一张旧报纸，铺在椅面上，这才上去把吊在开关盒上的绳子拉下来，并顺手把开关绳儿朝下一拉，电灯便亮了。
屋子里一片光明。
因为这光明，他看见窗外有了一片的黑暗。因为窗外的黑暗，他发现在这光明里，连白灰墙上发丝样的裂纹都显得分明了。屋子里没什么奇特，就像军营的军械仓库里没有新鲜的武器一样，墙上贴了毛主席的像，挂了毛主席语录的镜框画，写字台上摆了毛主席的石膏像，靠墙角的脸盆架子边，有一块大镜子，镜子上方印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镜两侧一边挂了师长的高倍望远镜，一边挂了师长不常佩带的五四式手枪。枪盒是牛皮的，发着暗红的光。而镜子的最下边，摆着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铺着一层绿玻璃，玻璃上摆了几瓶那年月罕见的雪花膏、香粉盒和女人们用的剪子、梳子一类的日用品。这一切，都不曾超出吴大旺的思想范畴。他虽然没有到过这一号院的二楼上，可他同二号院的公务员一道登过师政委家和这一模样的苏式楼，知道师政委和他那在师服务社当会计的家属住的屋子就是这模样，俭朴、简单，处处透着传统的光荣和荣耀。
师长家二楼深藏不露的俭朴征服了吴大旺的心。他从那椅子上跳下来，想找一句话向刘莲表达他由衷的敬意时，慢慢地穿上鞋，直起腰，终于就憋出了一句话——
刘阿姨，没事了吧？没事我就下楼了。
她却有些不悦地说，别叫我阿姨，好像我有多老似的。
他憨憨地笑了笑，想抬头去看她却又顺口说，阿姨叫着亲。
她没笑，一脸的正经与严肃，温和与紧张，对他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说小吴，以后当着首长和别人的面你可以叫我阿姨，没有人了你可以叫我姐。
她的声音柔软、亲热，像一个真的姐姐在弟弟做错了事情后所给与的关心和批评。吴大旺有些意外地感动，极想就在这个时候叫她一声刘莲姐，以不失时机的聪敏，把这种姐弟关系定下来。可是说到底，刘莲是师长的夫人，而自己只是师长家的炊事员兼着公务员，公务员兼着炊事员，等级像长城一样横在他们之间，使得他有天大的能耐，就是能把毛主席的书一字不拉地全部背下来，一分钟内能烧出十个色香味俱佳的汤菜来，他也还是叫不出刘莲姐姐那几个字。他没有叫出口的胆量和勇气。他只能对自己的胆怯和懦弱，怀着深切的痛恨和仇视，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抬头去看着师长的妻子，他的刘莲姐，以期从自己的目光中，传达出他对她的感激和敬爱。
他就缓缓地抬起了头。
他的眼前便如闪过一道彩虹样，使他一下子不敢相信他看到的彩虹，就是师长的妻子，他的刘莲姐。
他看见刘莲把那本书放在了床头上，原来她身上竟是单单穿了一套红蓝起花的绸睡裙。因为是睡裙，就宽宽大大，松松垮垮，像随时会从她身上掉下来。不消说，单是刘莲穿了睡裙，她也不会如一道彩虹一样出现在他面前。毕竟，他也是结过婚的老班长，是警务连少有的真正见过女人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天气热，不知什么时候刘莲把摆在床头的座式摇头电扇打开了，那电扇摇头晃脑，每次把风送过来，都把刘莲的裙摆掀开来，把风从她的下身吹进去，又从她脖子下的领口吹出来。
那裙摆的开口少说有着一尺五寸长，每次风把裙摆掀起时，她的大腿就赤裸裸的一股脑儿露出来，又白嫩，又修长，还又精赤条条，显露着许多一动一弹的大腿上的肉。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女人穿睡裙，果真是有一股诱人的桂花白的女人的香味，从那裙下徐徐地飘出来，在屋子里缓缓地弥漫着，堆砌着，压得他脖子发紧，呼吸困难。挤得他双手多余，多余得没地方搁，只能吊在两腿边。因为多余，手就有些颤，汗在手心控制不住地流出来。他只往她身上瞟了一眼睛，眼珠便像燃了火，被烧得灼痛焦疼了。可在他要迅疾地把目光移开时，却又看到因为风要从她的胸口跑出来，就不得不把她睡裙的胸口鼓胀开，在那鼓胀的胸口处，他的眼角在失去警惕时，不慎就看到她的乳房儿，又白又大，圆得如圆规划过样，满鼓荡荡，如同他发面最好、火候最好时蒸出的师长最爱吃的又暄又软的白蒸馍。师长是南方人，刘莲也是南方人，他们都把蒸馍叫馒头。吴大旺看见刘莲露出的那大半个乳房，他就想到了他蒸的又大又暄的馒头了，手上就有了些伸手想抓的冲动了。可是呢，他毕竟是一个在家里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部队又成了有理想的人，争取崇高的人，受师长和组织器重信赖的人，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毕竟像记得自己姓甚名谁样，吴大旺记住自己仅仅是个师长家的公务员兼的炊事员，而不是师长的儿子或侄子，不是刘莲的弟弟或表弟。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事，该说什么话，不该做什么或者不该说什么。理智像冰雹样一下砸在了他头上，落进了他心里。这是师长家的二楼卧室，他的妻子在卧室里穿什么衣裳，露哪儿不露哪儿都是本该的事，自己的媳妇才和自己刚刚结婚那个月，不也在洞房里单穿个裤衩，露着双奶走来走去吗？女人在男人面前，没有不崇高的灵魂；男人在女人面前，只有不健康的思想。吴大旺在转眼之间，以革命的优秀而光辉的理性，克制了资产阶级非理性的荒唐邪念，拯救了自己差一点走入悬崖的灵魂。他平静地把目光从刘莲身上一滑而过，就像目光从没有什么新奇的水面滑过一样，将目光落在她翻过的那本***选集上，说，阿姨，没事了吧？
刘莲脸上又一次有了不悦，她一把他盯着的那本***选集拿起来顺手放到一边后，冷冷地问，小吴，你在首长家里工作，最重要的要记住什么？
他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她问，宗旨是什么？
他说，为首长和首长的家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蛮聪明嘛。她松驰下来自己脸上因不悦而绷紧的皮肤，把被风吹起的睡裙撩过来盖在大腿上，像真的一个大姐那样对他说，你知道我比你大几岁？
他说，不知道。
我只比你大五岁，她说，你说你是该叫我姐姐还是叫阿姨？并不等他回答，她又顺手拿起床头的一块方巾递给他，说擦擦汗，我吃不了你，既然把我当成你们师长的老婆看，那你就得像回答师长的提问一样回答我的话。
他就用她递的方巾擦了一把汗。
她说，你结婚了？
他说，嗯。
她说，哪一年？
他说，前年。
她说，有孩子了？
他说，去年生的。三个月前，我回家时，你不是还给我家孩子买过小衣裳，你忘了？阿姨。
她停顿了一会，像喉咙突然噎了一样东西，片刻之后接着说，现在你别叫我阿姨。我是你姐。是你姐在问你话儿呢。
他重又抬头看着她。
她说，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实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她冷冷地笑一下，那笑像一块碳火上薄薄包了一层冰。然后，她板着面孔又重复着强调了那句话，说我是你姐，你要给我说实话。
他说，嗯。
她说，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提干。把老婆、孩子的户口都随军带到城市里。
她说，喜欢你老婆吗？
他说，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结婚了，她就是我的人，我就得一辈子为她着想了。
她说，那还是喜欢嘛。
就都寂下来，让沉默像军用帐棚一样盖在屋子里，盖在他们头顶上。风扇一直在对着刘莲吹。吴大旺热得汗如雨注，不知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紧张，他感到汗水从头上流进眼里时，又蜇又涩，像盐水进了眼睛里。他知道她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而他只敢盯着她床上铺的水色的绿单子和挂在半空的纱纹帐。时间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慢慢走过去，到了实在煎熬不过了，他就试着说，阿姨，还问啥？
她冷着他的脸，不问了。
他说，那我下楼吧？
她说，下去吧。
可在他要转身下楼时，刚到屋门口，她又叫住了他，问了一句莫名奇妙的话。
她说，实话对我说，你每天睡觉洗澡吗？
他回头不解地看着她，说洗。说在新兵连时我们指导员是南方人，谁不洗澡他就不让上床睡。
她说，是每天都洗？
他说，天天洗。
她说：你走吧。记住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子不在饭桌上了，就是我叫你上到二楼有事了。
他便从二楼逃似的下到一楼里。到一楼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厨房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了一遍满头大汗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