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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计算自己能和儿子同行多少年时，陡然想到父亲的。没有几天便是他的花甲之日，意识到这一点，心里不禁喑然伤神，往日那种肤浅的生命易逝感，此时变得那么坚锐和具体。那种强烈的写写父亲的想法，便在心里挥之不去。写父亲，无论是感念，还是批评，我都没有什么顾忌，唯恐读者生了以文谋私的心理，生出厌恶来。现在这种东西也实在太多。
前不久，父亲亲手砌在峡江岸边的那座老屋拆迁，我带了相机回去，用黑白片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洗了出来，平时操碎了心的母亲却显得年轻些，而一生乐观豁达的父亲却显得那么仙风道骨地苍老。我用指压平他的相，想着他从天命之年走进花甲的人生巷子，心里浸满了难以叙说的酸楚。
父亲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这似乎是每个写父亲者都必须向读者交待的话。那个地方在沿着西陵峡百水溪溯水而上的山里，小地名叫杨泉坝，更小一点的地名叫杜家屋场。是那个地方的最高处所在。就是这个地方和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门庭，把父亲为人师表的一生、磨难的一生、乐观的一生重重地卜了一卦，而且卜得准确无误。父亲是三代单传，据说上头有近十个兄长和姐姐，但是因为疾病，用婆婆的话说，最后丢得只剩下他和两个姐姐。太爷是那时的保长，且只一心地读书。父亲当时所处的家境并不是很艰难，他得以有机会上私塾，而且出奇地内向，进进出出一概不做声，以至于老先生用一枚鸡蛋换他的一句话。不知塾师是偏爱他，还是惧怕那时杜家的势力，父亲是断然没有受过责打的，连手心都没有受过一次重握。而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正是那一掌的板子，让他砍了先生的讲桌角，回家后生死不上学，当上了地道的农民。相对沉郁得有如杜甫一生的爷爷，与父亲相比，自是少了众多的优越和乐观，而且让他的苦之余波波及到了他子孙的心里。而父亲则在他的一生里把那些伤害自己的忧郁放逐得很远很远，始终让一种乐观光芒四射着。其实，父亲受先生的宠爱，还得于于他的天赋和学业。他在很小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完成学业任务，用自己的智慧机智地躲过了先生那狠狠的一尺横扫。父亲上中学是保送的。还有从机枪的弹线下爬过去上学的经历。据他自己说，他师范里也没少受老师的赏识，特别是他在音乐和美术上的天赋，让他成为了一个开朗、而且是出尽了风头的人。师范生的父亲爱说爱笑，爱拉二胡，爱走进老师特许的琴室去抚弄当时是无比珍贵的钢琴。师范生的父亲还被不少的女生爱慕，而他则是显得十足地小资产阶级的清高，以至于他和许多理想的爱情错失交臂。
那时的父亲，理着一头油光水滑的分头，瘦削的脸庞透着十分的秀气和儒雅，眼睛里透亮，溢出一种父亲的慈祥。但是那种年轻也曾让我感到过一种畏惧，暗想如此带着某种高贵意味的新青年，何曾会把我这个不成形的家伙放进眼里和心里。
少年的儿子看着父亲的年轻时，产生的是前所没有的自卑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而且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正因如此，我对他的崇拜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感情转化成对他与我在父子感情上的一种否定，我一直认为他爱弟弟，而根本就不爱我，并且经常和他进行一种关于爱的权力的战争，以修补他在我心灵的完美。
他的照片我是在他的文凭上看到的。在我身上至今还保留着他三十多岁时的一张工作证上的小照片，那上面，已经布满了许多人生风霜的皱纹。“文革”中父亲准确而理性的罪名是“黑帮”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这还是在我成人后反复询问他才知道的。那些事，大多只给了我一些模糊的感觉，但也还有几件清醒的。好过的日子里，见到父亲就是一种快乐。每个周父亲都要从山里的学校回来，每次他都要给我和弟弟带些小礼物，小手绢、洋瓷碗、小喇叭。这些小玩艺足以让那些纯粹的农村孩子羡慕之极。但是好日子并不长久。那些美好的时光似乎是从家爷家搬出去在二家爷五家湾的老屋里住了一阵子之后，搬进江边的肉圆子沱，才结束的。
几乎所有的父亲和父亲们所建造的故乡或是家园，都是农耕文明所带来的深刻印记。即使我做乡村教师的父亲也不例外。这种农业文明的渗透力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它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一种父亲和故土的身份浸漫了整个社会肌体。所以，不仅今天我们会和所有的儿子们一样写或者就是赞美各自的父亲，即使他们过着非常平庸的生活和人生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赞美他们。将来我们的儿子，同样也会以一种农耕文明的心理写他们的父亲我们，不同的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这就是文明和历史的惯性，就是依靠这种农业文明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结果。
话扯得很远了。
在肉圆子坨，算是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学会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会了到江里捞浪渣子当柴烧，学会了在江里游泳、在沙里打仗，我们的父亲却学会了钓鱼，以至于让这个爱好成了他一生最虔诚的爱好和绝活。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开始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行程。那时我大概六、七岁。最让我不可忘记的是我和母亲给他的一次送饭。母亲让我提着那种峡江才有的小竹篓，里面放着一碗不知何物的食物。我们沿着中学那条古老的屋檐下半米高的甬道，走向父亲。在口字形校园的左上角的二楼，是当时的教育组，在那间后来我也去住过的最大的楼板房前，我们推开木门进去时，父亲正被一些不认识的人把双手拴着，吊在屋梁上打。出于人道，我们进去时，他们住了手，还给他松了绑。穿着白衣的父亲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抱进怀里，开始无声地流泪。后来的事都变得很模糊。所以假期里，父亲一言不发地到江边去钓鱼，一言不发地和我们过着许多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情景，就和八十年代流行的日本歌曲北国之春中那愁沽着酒、沉默寡言的父亲一样，让人回想起来心里就充满了惆怅。而那时，身处逆境的父亲常常让我这个尚不很明事理的长子感到不安。尤其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借以排遣忧愁的钓鱼上。在肉圆子沱一带，从伍厢庙到百水溪，几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到了吃饭时，他常常是痴迷得留恋忘返。这时，我往往要沿着江岸的乱石丛跑上几里路去找他，直到看到他一手拿着鱼杆，一手提着鱼篓，满脸笑容地走向我，我才会满心释然。那时，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热爱我们的父亲。
我不知道，父亲乐观的种子是不是在那时就被人生的苦水所浸醒，然后发芽、生根，直至长出坚强的茎叶。那时的父亲，仍然在端坊溪的崔氏湾或垭子口教书。他每个周一去一回，我们也在巴望他的时光里长大。而父亲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那么年轻。尤其是，他每月定量27斤粮，都能节省近一半的粮食回家，以补充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家伙的肚子。而且他总是乐和和地对我们说，他吃不得，吃多一点他的胃就不舒服。我们都把他的话信以为真，只有母亲在他每次回来时，都会含着泪水煮一升米，漫在一大锅苕米子上面蒸好后，先给他盛一碗，然后才搅拌均匀，给我们吃。然而，父亲那碗白花花的米饭却又总是被扒进了我们的碗里。可是，很多时候，他的儿女们似乎被饥饿压迫得忘记了谦让。
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我上学前，我们重又搬回到家爷那里住，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真正的原因。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见到父亲每周回来时都是深更半夜，而且都是带着一队的小伙子，扛着一路木料，家爷和二家爷每天天不亮也到对面的野地里挖一歇屋场。那是我的长辈们在如同燕子衔泥一般，为我们六口之家的安居之所作出拚命的努力。七十年代初，在三峡庙南宽谷的山野里，仍然是以仅有的粮食小心地看守着生命的年月。而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四姊妹，在杨泉坝的婆婆爷爷也都年事已高，上下和自身的压力逼得我的父亲和母亲只得拼命了。他们开始了蚂蚁搬食物似的运作。就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冒着生命危险和木料被没收的可能，父亲带着他忠诚的学生积累着他们一生最艰苦的建设。身无分文、义无反顾。他们简直是以一种盲目的态度在生育他们的儿女，现在又盲目地干起了那些家有两个劳力三个劳力所不敢想的事。现在想来，面对如此严峻的饥寒，他们的这种作为，无疑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那是一种近乎唐诘诃德冲锋风车的勇士作为。就像现在流行歌曲里唱的，他们是在拿生命赌明天。这座屋子的落成，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它让我们本就艰苦的日子，又蒙上了厚厚一层债务的灰尘。1500元，这个数字不亚于现在的十万二十万的债务。为此，我常常在梦中就听到过父母被沉重的债务重压发出的叹息声。这也让他们以后生怕背上一分钱的债务。一辈子怕上了这条井绳。确实，这笔账直到八十年代中叶才得以还清。
也许是苦难把父亲在三十多岁时不公的岁月遮掩了，也许是父亲那乐观的天性已经长成了一棵经风受雨的大树，也许是父亲看到了万千种人生真正的本色，从他的新房子砌起的那些日子开始，他就过得非常平静和安宁。作为他的长子，现在，我真正尝到社会给我不公的滋味也是父亲当时的那个年龄。时代不同，结果几乎一样，历史总爱开同样的玩笑。这个时候，大概是父亲的血流在我身上的缘故，越是逆境丛生，我倒越没少过平静和坚强。而且，正是这种时候，我的处境让我常常想起父亲的经历，细细体味我们的父亲在那段前途、甚至是生死未卜的处境里的心境。试想，有谁会或是有机会从真正的人本意义上去认识那怕是包括自己的父亲在内的人。只有我才有这种缘份，历史把一份不公分成两份，在我和父亲相同的年轮里，让我们得以品偿。那个中的滋味，我想应该是历史给了儿子一种机会，从生命本质意义上对父亲历史的心灵进行回味和抚慰。谁能真正明白我们的父亲，作为一名有血有肉有道德情感的普通人，所承受的压力。他的彻夜不眠，他的喑然伤神，他对明天的无望，他的乐观背后埋藏的深深的哀伤，他的没有泪水而不可能与任何人有所交流的日子。谁知道我们的父亲在心底所承受过的苦难？父亲就那么一直走过来。走过昨天的父亲仍然是年轻的父亲。他是那么朝气蓬勃，那么乐观热情。让我常常想起的就是他穿着一件白衬衣，在篮球场上打球的情景。他跳跃，争抢，上栏，每个动作都是那么年轻，那么富于弹性，就像戏剧里的武生，身板、手脚是那样地灵活并充满了生命和力量的魅力。父亲的课上得也生动活泼。他和学生相处得很融洽，在我的视野里，我从没发现他对学生动过肝火或是恶语相向。这一点也是有历史的。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在我们的老屋里，他和他文革里的一个学生，在夏季的稻场上点一盏如豆的灯对酌，不知不觉回忆起他待那也是出生不好的学生的一些好处。两人同病相怜。一个说，在大街上，我是第一次看游街的。当看到是您时，我心里难受，只能把头侧到一边，让一梭子泪滚了出来。两人的话把那个美丽的夏夜弄得湿润润的，所有的草长鸣琴，在他们的话语里变得沉寂而清远。在父亲从不惑走向天命的岁月里，他几乎全部沉醉到钓鱼之乐里。每天早晨四五时起，到江边或是攘水（江水涨到小溪形成的湖）边钓鱼，他的钓术在太平溪堪称一绝。他还创造了三得钓鱼法，那就是稳得、坐得、饿得。他说，稳得就是心情要甘于寂寞，心态要淡泊如水，不急不燥，任何的风动水响，不要生出浮躁之心，也不得生出落寞之绪，单是沉稳地静如宗佛地用心与那些生灵进行着一种贪婪与诱惑的较量。一旦那鱼真正上了钩拖出水面，他见它的腮被挂得血水直流时，他却又轻轻地痛惜地自言自语地说，谁叫你好吃的呢。真像慈爱的父亲在轻声诉斥自己的儿女。实在是小鱼，他就放生。他最陶醉的事儿就是能有一条大鱼上钓，他会悠着那鱼的性子让它在水里游来游去，直到他用那根细弱的线，把一种狂燥的生命游戏得精疲力竭，或是借那鱼力轻轻一扯就上了岸。可以说那完全是一种意志的胜利，那情景很容易让人想到老人与海的故事之核，也让人想到他的为人与生性。那种人生的稳着与他的垂钓的稳着是合一的。
他的坐得，就如打禅，或蹲或坐到一处，三五个钟头没动静，整个心神意志全都进入了那水中世界与鱼同游。而那段时间里，他不吃不喝，素着从清早就起的肠肚，可以一直到晚上鱼倦归巢，他才会回到家里。这时，他就着几碟子小菜，两盅白洒，独酌独饮，时不时还喊我们给他酌一杯，且一再表明“我这是吃早饭。”他身上早晒成黑油油的，草帽和渔具就放在身旁，那幅神仙样让我们见了总是忍俊不禁。酌了酒，他就让我们猜他的收获，我们往往根据父亲那成仙的程度来断定鱼的斤两，一般也是个八九不离十，只一次，他与一头用他的话说无法形容有多大的鱼斗了一天，结果让那鱼跑了。但他兴头却没减，让我们猜了个空。我们说他一无所获还如此仙风道骨。他却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
父亲真做过我的老师的。那是我读初二，他教我们的历史。父亲是个很感性的人，而我在他上课时，总觉得整个课堂上的同学都在用目光注视着我，所以，几乎在一节课的时间里，我根本不敢去看他一眼。心一直在跳，甚至想，他不来代这历史是多好的事情。我的目光一直不曾离开过书本。但是，也许是知子莫如父的缘故，他把课讲完后，偏偏点我的名，让我回答一些问题。这时，我才敢正视他已经是我的老师的事实，便以一种赌气的方式，把他的问题阐述了个透。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在自己的父亲面前是如此的巧言令舌。也就是在这一刻，我似乎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了一种自豪意味的目光。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历史课本里所有那些沉旧的物件和事情，在我的心里变得沉重起来，那种敬畏的感觉也在父亲一天一天对历史的分析中变得日益强烈。
父亲说过，今天是现实，昨天就是历史，儿子是现实，父亲和祖父也许就是历史。他那时的话，我想真正从人生意义上理解了的，唯有我——他的儿子。父亲和我现在仍然是一种现实，生命力十分旺盛的现实。但是，每个人都无法拒绝成为一种历史，这也是亘古不变的现实。不是畏怕，而是思考。怎样去认识作为父亲这一辈非常平常的人，怎样去领会父亲在人本意义上的体验和人生道理，怎样品味他们作为人的生命意义从而把我们与他们的生命隧道打通，即使有时空和高山阻隔，总是少不了那种其乐融融的甬道的，我想为父为子，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