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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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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历史的谜团一天天浮出水平面,鲜为人知的“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石牌保卫战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如此重大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在小小的石牌,它究竟具备哪些使战争取得胜利的条件?这场以少胜多的恶战又是怎样打胜的?2005年5月下旬的一天,阳光把古老的西陵峡照耀得五彩缤纷,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从宜昌上车,沿着江北老宜大公路,过三游洞,翻天柱山,下晨旦纪剖面遗址,走上一条小柏油路,然后通过一番九曲回肠之后,来到虎镜滩乘船,抵达一个小镇。在船上,我们就看见石牌遗址纪念馆面江而立。下了船,爬上几十级台阶,我们很轻易就走进了那场让我们探询已久的反法西斯战争之中。走进纪念馆的大厅,就看见那块写着战争简介的牌子。沿着楼梯,来到二楼,是一座天井厢房,天井里放着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石碑,三间厢房由右到左存放着整个战争所残留下来的文物和文献遗迹。当我们一脚迈进右厢房时,尘封的历史,就在我们面前突然被翻开了。

    时间被往回推60年前,历史是一页发黄的时间。1943年5月,日寇集结陆海空三军7个师团10万余人,向鄂西宜昌石牌要塞发动猛攻,企图夺取三峡门户,谋取入川通道,染指大西南,灭我中华。大敌当前,蒋介石亲自布署,陈诚临阵指挥,中国守军奋勇抗敌,历经一个多月的血腥厮杀,终于击退日寇的猖狂进攻,歼敌25718人,击落敌机45架,炸沉敌舰122艘,赢得了辉煌胜利。从此,陪都重庆转危为安,日寇染指大西南的美梦彻底破灭。西方人士称赞此役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

    千钧一发系石牌

    石牌纪念馆负责人、环坝集团副总裁乐发祥先生接待我们。在纪念馆里,面对这个发生在峡谷里的奇迹,我问乐先生:“如此重大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在小小的石牌?”

    乐发祥先生说:“我自从负责石牌保卫战的资料搜集工作之后,一有时间就在宜昌和全国各地的旧书摊上和老书店、图书馆、文史馆开始淘金,搜集了不少于千万字的史资。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纪念馆的这些遗物和文字图片遗迹就能给出答案。”

    当我们的目光落到那幅发黄的战争示意图上面时,昔日的战争烟尘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眼前。

    乐发祥先生介绍说:“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预备兵源枯竭,以及国内财政经济困难,被迫改变侵华的方针和策略,在军事上,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侵华兵力进行调整,为了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继续向正面战场发动了南昌、随枣、长沙(两次)、桂南、豫南、上高、晋南等次战役,但除了占领海南岛、南昌、晋南外,其他地区并无进展。从1939年起,日本陆海航空队不断向中国战略的重要目标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衡阳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出于政治、军事目的,重庆成了日军军事攻击重点。就这样,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段,自然就成了捍卫重庆的天然屏障。日军若突破长江三峡天险,则重庆自然不保。重庆若失守,国民政府在中国军事要塞就再也没有立锥之地了,大西南就成了日本鬼子伸手可得的猎物,全中国沦陷也就指日可待。”

    我问乐先生:“那么石牌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地位上呢?”

    乐先生说:“作为陪都的天然屏障,作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石牌天险座落在长江三峡入口处,背靠天府之国四川,面临鱼米之乡江汉平原,总绾着川东湘西鄂西豫南各省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川鄂咽喉,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石牌都成了抗击日寇、生死攸关的战争要塞。可以这么说,在这场恶战上,谁拥有了石牌,谁就拥有了长江三峡天险,谁拥有了长江三峡天险,谁就拥有了长江黄金水道,这样,黄金水道就可以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交通便利,以保证军需。

    “而当时的处境是,在地理上,日军屯兵武汉,三峡一线是日军占领大西南的捷径,而且是谁占领了三峡天堑,就意味谁就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主动权,就可以动用最少的军事力量达到最大化的军事目的。”

    我又问:“据我所知,1938年,日军走鄂西北进行了一次老河口会点,他们为什么不走北面,偏偏要走石牌呢?”

    乐先生说:“道理非常简单,日军如果从老河口走汉水一线或是成都平原一线,路途遥远不说,运输不如船只方便和容积大,且军事力量消耗量也大,面他们将临着川军刘湘40万军力的顶头压迫。因此,日军只对四川成都实施了飞机轰炸。加上当时抗日军第五战区坐镇鄂西北老河口,而驻守在长江三峡的江防军只有一个军的兵力。因此,在日军看来,长江三峡天险既是军事要塞,又是当时我国军队的军事薄弱环节。

    “因此,1939年6月,天皇在日本东京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日军大本营陆军参谋总长,建议占领宜昌,将其作为航天空兵轰炸重庆极具战略价值的中继基地,然后突破三峡,占领重庆。海军司令部长官也说:‘占领了宜昌,为海军参与中国西部战役,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提供最重要的中继基地。宜昌的意义,胜过长沙和武汉!’

    “日本天皇在充分听取了大家建设之后,下达了占领宜昌,突破石牌天险,获取重庆的决定。会后,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立即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宜昌的命令。

    “蒋介石在重庆明白了日军的意图之后,当即召开军事委员会,成立第六战区,委任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作出军事部署,强调全军“军事第一,石牌第一。顿时,石牌到了命悬一线,千钧一发的时刻。”

    上天恩赐的天堑

    听了乐先生的介绍,我问:“在过去,像石牌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除了当时的战争形势之外,它自身有什么的地理上的优势吗?日军和中国军事高层同时把目光盯上了石牌,石牌成了中国军队保卫重庆,保卫大西南的焦点。那么,石牌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玄机?”

    乐先生笑而不答,说:“我们到了主炮台,你看一下石牌的全景,就会一目了然。”

    说完他带着我们去看主炮台。路上,他给我们介绍了抗日海军炮台的一些情况:为了确保石牌,1938年12月中央军委组建宜万江防警备指挥部。1939年3月,1200名中国海军进驻石牌。在长江三峡石牌至万县间择险构筑了要塞大小炮台十余座,并在其周围密布重兵,形成了一道铁壁铜墙。同时,海军组建了宜巴要塞区第一、第二总炮台,方荣、曾冠瀛分另任两个总炮台的台长,下辖牛口、泄滩、庙河、石牌四个炮台九个分台,全部安装了由军舰上拆下来的舰炮和野战炮共55座。还在红花套设第一直属炮台,安装舰炮四座。炮台还配有三个烟幕队和鱼雷队,设立六个要塞点,配合作战。1938年10月,海军又在巴万要塞成立了巴万要塞第三、第四总台,程嵋贤、刘焕乾分任总台长,下辖万流、青铜山、云阳、奉节、巫山五个炮台。安装各种大炮47座。这些大炮及掩体皆由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全部建在山洞之中,建筑十分坚固,进出口、枪炮孔及通孔十分隐蔽。炮口与枪眼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封锁着整个长江江面。

    沿着杨家溪左岸上的小径,我们爬到一百多米高的小山上看主炮台遗址。炮台在一户农家的屋后面,被掩映在杂树和丛草后面。农家老人在洞口拴了一条黄狗,要进炮台,必须让老人拴好了狗才能过去。

    炮台大小相当于在套一室一厅居室,里面除了放置大炮的主室,还有炮弹室、水井和提供军需的通道。通道是一条宛延台阶,一直连着地面上又一户农家。台阶上结满了蜘蛛网。整个炮台全是用美国援军空运来的白水泥砌成的,用手抚摸炮室的墙壁,就好像是昨天才粉涮上去的。站在炮台里面,沿着炮台通道走动,很容易让人忘记这就是当时用来杀敌的炮台,取而代之的是心中有了一种诗情画意。

    出了炮台,乐发祥指着整个石牌峡谷,让我们看石牌的地理奥妙。我们沿着他的视角望去,立即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即使是修建葛洲坝,长江水位抬高了十多米的江面峡谷,依然是峡高谷深,绝壁陡立,凛然对峙。从南津关进来的大小船只一目了然。与此同时,整个峡江壮景也尽收眼底。随行作家元辰感慨说:“在哪儿看峡江的风景最美,哪儿就是抗击日寇的最佳地点。”

    乐发祥接着元辰的话说:“战争中间,确实是这样,哪儿最美丽,哪儿就充满了杀机。你们看,我们这台主炮台,正处在长江在此130度的弯度角上,峡口上面的南津关隐约可见,这就这台炮,当时可以一炮直接打到南津关关口,真可谓‘一炮封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主炮台以西也是绝壁丛生。江北有泰山压顶的稍公山,南岸有灯影山和三把刀。惟有小镇石牌面向宜昌,背靠大山,四周群峰巍峨,惊涛拍岸,地势险峻。看到石牌处在如此惊险的地理之中,说它为“上控巴蜀,下通九瞿的渝川鄂三地咽喉之地”真是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乐发祥的带领下,我们去看了那块巨大的石牌。它耸立在石牌小镇上侧一公里处,是一块天然巨石,因酷似令牌而得名。在当百姓口中,石牌小镇也叫做石令牌。

    石牌不仅有那块傲然独立的石牌,在石牌背后的山峰顶上,还有四块峥嵘嵯峨的大奇石,外形极似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站石牌镇上,一仰头就可以看到它们,那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站在山顶张望,孙悟空正手持金箍棒,跨过一条溪沟,在前面开路。据说,每当夕阳西下或月光当空,这四块奇峰怪石倒映在蓝色的江面上,好似正在演出峡江民间灯影戏,船动景摇,别有风趣。因此,人们也叫这段峡谷为灯影峡。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四块奇石中,那块最大而且悬得最险的巨石,重达70多吨,仅让一个200平方厘米的石柱子撑着,这根石柱每平方厘米要承重0.35吨。面对如此能承重的石柱,我想,它是否正隐喻着它的所在地石牌,在一场关乎民族存亡之战中的宿命?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弄清石牌的地理玄机,晚上我们住在灯影峡宾馆,乐发祥先生又为我们弄来了一些地方志和文史资料。在这些当地的史料里,我们非常轻易就查到了一个结论:石牌所在的古夷陵本身就是古战场,石牌正处在长江古江关防线之上。

    据宜昌县志记载:从荆门山到西陵峡,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以铁链锁江、封锁水上交通要道的史实。所以,从古至今的夷陵人,有一种声音没曾变过调——“三峡门户,川鄂咽喉。”整个川东鄂西的通道,只有三条道路——江南一条百折千回的线路,江中一条水路,江北一条小峰大峡谷。江关的痕迹早已经模糊,但是大量的史迹证明了江关确切的位置。宜昌县志的前身东湖县志正文的第一面就清楚地记录了江关史实:战国时期的古江关,就设在西陵峡内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南一直延伸到湖北省长阳县,北一直延伸到湖北郧阳县,构成了一条漫长的军事防御线。它从石牌接乐天溪、小峰,再接雾渡河、樟村坪,再接保康、郧阳,最后一直接到河南方城。它与石牌保卫战的阵线以及川汉铁路线不谋而合。

    从远古的部族战争,到近代的明清烽火,把洋洋洒洒可以著上上百万字的战争沧桑史,全部抛置在这里。而结论就是,谁得天险,谁就得天下。因此,沿着南津关口,以此南北延伸,江关并捍关将绵绵峡谷与江汉平原一分为二。它踏在三峡末端的西陵山水之上,以一种强烈的地理智慧,让许许多多军事家,甚至包括君主(刘备)都对它束手无策。在这儿,没有人的至高无上,有的只是自然的智慧及其至高无上。

    为了证明这一点,著名三峡文物考古专家高应勤先生对发生在石牌的重要战争和要塞特性进了行分析:公元前611年,巴国据此帮助楚国灭了庸国。自此之后,巴国凭借长江三峡天险,居高临下,屡屡与楚交战,始终将楚国挡在三峡之外,长时间盘踞长江三峡。即使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也是先灭蜀而后灭巴,取的是从北方入侵巴国腹地,并以此据险对抗楚国。直到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毁夷陵(今宜昌)拔郢城,才将楚王驱至安徽亳州。

    三国时,这里更显重要。公元208年,刘备置宜都郡,公元219年,孙权改夷陵为西陵,置西陵督,并视夷陵为国之西门,认为夷陵若失,则荆州不保、社稷有危。故吴国当时的用兵原则是:“宁舍江陵,必争夷陵”“夷陵有虑,当倾国争之”且派大将陆逊长期镇守建平。公元222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率七十万大军攻吴,脱离天险蔽护,陆逊据此天险,火烧刘备四十连营,大败蜀军。两晋南北朝,这里的江关与两岸的“捍关”构成了长江天堑。唐代到明清,这一带虽然没有大的战争,但是,商业、航运业争端时有发生,明清时曾惊动过至高无上皇帝。晚清川汉铁路的破产,也因这儿艰险万分,国人力弱,租给美国人建设而触怒民众,引起保路运动而流产。总之,这里天生就是一条军事关隘,一个自然的军事智慧之地。高应勤先生说:“这场恶战的胜利,与其说是中国军队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石牌地理军事智慧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长篇历史小说石牌保卫战将三国“夷陵之战”与抗日“石牌保卫战”进行比较,发现两场战争的军事部署惊人雷同。古夷陵之战与石牌保卫战,所设防的每条战线,每个战斗点,甚至部队前进后退的路线都惊人地相似。

    石牌山水凝结着强烈的地理军事智慧。原国民党内94军121师老兵、亲身经历了石牌保卫战、88岁的冉宏图先生说:“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飞机,但是我们的足够多的山,那时,最先进的府冲式战斗机,根本无法向布阵在石牌峡谷里的中国军队开火。更不用说,日军的军舰,只要从峡口开进来,就只有被击沉的命运。”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石牌,成了重庆与江汉平原联接的必经之路。三、四千万年前的造山运动所积淀下来的地理军事智慧,比任何武器更让日军胆寒。

    长时间的军事准备:铜墙铁壁的三峡

    在石牌,我们除了看到了三个大小炮台遗址,乐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浴血池、抗日将士纪念碑和当时的炮台指挥部石牌小学所在地。看完这些,我们也看到了当时中国抗日军是在战略上军事上是如此重视石牌大战。可以说,石牌的胜利,除了石牌本身这个战争天堑之外,长时间的军事准备、打造铜墙铁壁的三峡,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据宜昌县政协简兴安编印的宜昌县文史资料介绍:中国抗日军历时三年的修建了石牌海军防御工事。一批曾经留学英国的海军将领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共筑炮台,他们着土布,养猪羊,种副食。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之志,他们在石牌大崖壁上摩刻了“铁血要塞”和“石牌天险敌胆寒”的大幅石刻。1939年1月,海军第一舰队转驻万县,第三舰队接替第一舰队驻宜昌。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第二舰队转至巴东。至此,中国海军水面舰全面进入长江三峡要塞区警戒。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日军水路进犯,海军部长陈绍宽制定了对日军水雷游击战术。1939年11月,组建了长江中游布雷游击总队,辖5个布雷队,11个分队,旨在破坏敌掌握中的长江水上交通,打击敌所赖以为主的战争补给线。1940年,布雷队将长江中游划为3个布雷游击区,坚持敌后作战。

    布雷游击战是一场特殊的搏杀。每颗水雷重100公斤至250公斤,每次布放20至60枚不等,分漂雷和固定雷两种。队员昼伏夜出,神出鬼没,常常化妆成老百姓混迹各色人中,布出一枚枚水雷,直插日军补给大动脉。1940年夏,枣宜会战时,日军调集海陆空三军投入战斗。中国水雷队深入到襄河布放鱼雷,一只日军汽艇触雷,八十名日军当即粉身碎骨,血肉横飞。仅这一年,中国海军三个布雷区,击沉敌舰81艘,其中巨型和中型运输舰19艘,中型9艘,炸死敌军损毁辎重无数。蒋介石见了,高兴地说:“海军作用不可忽视。”

    一时间,中国军队在长江三峡石牌一带,炮台林立,舰队游弋,加上江防军沿岸驻扎,构成了长江三峡铜墙铁壁式的防御阵线。

    尸山血海的防御战:宜昌失守

    因为石牌地形复杂,山地丛生,整个战场又被长江南北相隔,所以,石牌保卫战名声显赫,可是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有哪些经典战斗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为此乐发祥先生介绍我们走访了多年从事石牌保卫战资料搜集事理工作的原宜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简兴安。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战争的始末:

    1939年3月至1943年4月,为石牌保卫战防御战阶段。战争一开始,中国军就陷入了被动之中。日军两个精锐师团采取声东击西之计,虚晃一枪佯攻襄樊和老河口,引起第五战区司令员长官李宗仁判断失误,从宜昌抽走两个军的兵力,致使宜昌空虚,让捍卫宜昌的军事部署一夜之间被全部瓦解。

    鄂西重镇宜昌位于石牌下游十公里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宜昌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它成了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宜昌一旦失守,日军就可霸占江汉平原,把中国军队封闭在四川盆地之中,然后溯江而上,突破三峡石牌天险,直逼蒋介石的大本营重庆。宜昌虽小,干系重大。保卫宜昌的江防军指挥官郭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炮兵科,与陈诚是同学兼老乡。1940年春,郭忏的江防军拥有4个军12个师约8万人,即第75军、第94军、第26军、第2军。郭忏以宜昌为中心,面向武汉的日军,由东向西布署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由肖之楚第26军和李及兰第94军一个师沿汉水布防潜江——兴隆庙——沙洋——旧口一线;第二道由94军一个师布防沙市——建阳驿——荆门一线;第三道由周岩第75军布防荆门——当阳一线;同时,94军一个师在宜昌城内构筑永久性工事和核心阵地。正在休整的李延年第2军在巴东——秭归等待声援。

    郭忏以为这样部署,宜昌定会万无一失。可是,日军第11军参谋长青木重诚得到了中国军队的布防情报,随即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办法攻克宜昌。他将这套战术向11军司令圆部和一郎中将作了汇报,得到首肯。

    1940年5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攻占宜昌的命令。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随即沿着上次随枣会战的老路,佯装向汉水——襄樊——唐白河一线发动猛攻,而汉水东岸岳口、沙洋、钟祥等地的日军则故作守势,按兵不动。

    看到来势汹汹的日军,坐镇老河口的李宗仁将军沉不住气了。他判断:此次日军与随枣会战目标完全一致,主要是想打垮他的第五战区,攻占樊城——襄阳——老河口一线。他立即下令,调江防军第75军、第94军火速北上,保卫襄樊。李宗仁中了敌人的计。

    郭忏再三向李宗仁和重庆军委申诉,甚至苦苦哀求不要调走75、94军,以防日军突袭宜昌。但是李宗仁误以为郭忏想保存实力,大发雷霆,严令郭忏火速调军,否则军法从事。郭忏只得妥协。两军立即北上,宜昌及宜昌以北的远安、南漳等大片地带,成了不设防地区,宜昌城内一时成了无人防守的空城。

    日军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1940年6月1日,日军攻占襄阳。6月3日,日军攻占南漳。随即,日军两个师团以南漳为轴心,调转方向,南下攻击,并主动放弃刚刚占领的襄阳、南漳。

    李宗仁此时才看清日军的真相:日军的目标是宜昌。

    日军迅速攻占了宜城、远安、荆门等中国军队不设防城镇,兵锋直逼宜昌。这时,宜昌正面的武汉日军第13师团、第40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在沙洋、旧口之间强渡汉水,向中国军队正面发起了进攻,很快就克服了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然后马不停蹄地向宜昌推进。战事迅速转移到长江中上游江防军方面。

    面对如此严峻战况,郭忏急电第五战区,请求两个军的兵力火速赶回宜昌。但是,两个军经过六天急行,于6月9日回到宜昌,为时已晚,加之防守正面沙市一线的肖之楚26军于9日突然沿江董市、白洋、红花套、古老背全线渡到江南,退出整个战区,致使沙市至宜昌段一下子全部裸露,成了无一兵一卒防守的真空,敞开大门让日军长驱直入,宜昌失守成为定局。

    6月10日至12日,日军10万火力海陆空齐进,将宜昌城内新补充的18师52、54两个团6000人马,全部逼到长江里,烧杀射炸,一时间,江面上中国军人的尸体浮满了江面,鲜血染红了江水。两个团只有不足400人逃了出来。蒋介石发现第五战区的混乱局面,临阵磨枪,组建了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指挥官,直接指挥宜昌保卫战。陈诚临危受命,无奈大势已去,回天无术,战略重镇于12日宜昌失守。

    6月15日,陈诚组织彭善18军及第8军、第77军、第85军反攻宜昌,付出了同样尸山血海的代价,收复了宜昌。此举惊动了日本天皇。天皇责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6月下旬,宜昌再度落入日军手中。留给中国军队的,是两次毁灭性的惨重伤亡。

    海军水路阻击:石牌天险敌胆寒

    三峡长江水路是日军西犯重庆最直接、最便利、最关键的战线。由于中国海在这里的清心部署,海军炮台、舰队和鱼雷,成了日军西犯的重大障碍。海军一次次对日军造成重创,使日军从水路入侵石牌的梦想成为泡影。可谓不战而胜,不战而威。

    1940年8月。日军侵占宜昌后,频频出动飞机轰炸石牌要塞炮台和军舰。一架日机飞临巴东杨家沱轰炸中国测量舰“甘露号”被该舰击落,俘获机械师2名。9月3日,日军实施报复,派出大队飞机攻击中国“甘露”和江鲲、江犀号,三舰齐战敌机,敌机被击退,但“甘露”号被击沉。

    1941年3月6日,日军第13师结集三个联队并炮兵一部,从宜昌对岸五龙、偏岩出发,兵分两路沿长江向石牌进犯。海军鱼雷队在石牌每十分钟放一次水雷,一共放雷30多次,以防日军水上舰队西上支援。海军炮队配合陆军,炸死炸伤日军三百人。双方支持10日,日军不敌,逃回宜昌。首次攻打石牌失利,日军恼羞成怒,8月24日出动大量飞机对中国海军舰队对行轰炸。江鲲号、江犀号不幸沉没。

    1943年5月,日军第11军集10万重兵,发动生死决战,直逼石牌要塞。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亲临一线,与海军结成江上铜墙铁壁,逼得日军海军不敢动弹。日军十艘舰艇刚刚进入西陵峡峡谷行驶到南津关口,就被海军炮台连连击沉两只,吓得剩下的全部退了回去,再也不敢进入峡谷。日军舰队即使蛰伏在宜昌,都胆颤心惊,担心鱼雷轰炸。据蔡大泽主编日寇侵宜暴行记载:日本海军舰长大佐在战地日记中写道:“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唯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亦不可得也。”

    鄂西大厮杀:太史桥大捷

    1943年5月至6月,为石牌保卫战决战阶段。

    40年6月,宜昌失守后,蒋介石重新组建了第六战区,并委任陈诚为司令长官。他在军委统帅高级幕僚会议上指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再三强调:石牌为陪都咽喉,必须确保安全,无论出现什么变化,都应固守要塞,纵令全军阵亡,亦再须所不惜。

    1940年8月中旬,陈诚到“夜郎国”恩施走马上任,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对仅存的鄂西地区进行了励精图治,并对江防军事作了与三国夷陵之战惊人重合的军事部署:

    长江上游江防军驻防于巴东至宜昌的长江两岸,在石牌设要塞,构筑永久工事。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备江南湘西的津市、澧县及华容、南县地区。第十集团军守备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线。第二十六集团军守备江北雾渡河、分乡场、远安地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远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备。战区直辖李延年第二军配置于江南巴东至野三关之间,以作机动。

    至此,鄂西大厮杀的战斗格局基本形成。

    1943年5月,日军在蓄积了三年之久的力量之后,抽集七个师团10万兵力,在华容、藕池口、宜昌一线,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石牌决战。5月5日,日军大部在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的指挥下,于凌晨开始向洞庭湖北岸进犯。三天后日军攻占南县,安乡。同时日军集结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主力于津市、枝江一带,并在汉口、当阳调配飞机一百余架,进行石牌决战。12日,日军开始向大堰当、新安、双溪桥进犯,并向犯暖水街。日军一波接一波来势凶猛,空中有日机助战,地面战车隆隆,于当天攻陷了公安,并继续向宜昌南岸推进,企图攻击江防军主力。江山顿时告急。

    在太平溪花栗包临时军事指挥部里,陈诚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他迅速作出了一套精密部署:全军以石牌为轴,确保主决战线,作出战斗部署。江防军十八军以固守石牌要塞为主,其它要地分别控制有力部队,确保石牌要塞外围安全。并与第十集团军形成决战线。

    陈诚在太平溪指挥作战时,日军探子将陈诚驻扎地花栗包报成镇口洞包,日军当即派出数架飞机,将洞包消掉了半截,所有房子夷为平台,陈诚也躲过了一劫。

    中国军队阻击江南茶元寺附近日军,接连失守,很快退守到大堰当、暖水街、刘家场、茶元寺亘枝江西侧一带。日军兵力一倍倍剧增,阵线西移的速度加快。日军凭借山野炮火力支援,很快就突破了阵地,中国军队开始向磨市撤退。日军再次突破磨市阵地。同时五千日军突然从红花套渡江,如从天降,在炮火掩护下,夺取了江防军沙套子要塞。

    十万火急的时刻来临了。日军的主力一步步迫近了核心防线。日军三十九师团、六十八师团、三师团的日军倾巢出动,向石牌核心阵线涌来。

    5月28日,宜昌日军第三十四、三十九师团约二万多兵力,在长江北岸一百多门加农炮和榴弹炮的吼叫声中,分乘上百只冲锋舟,一齐扑向南岸石牌。十一师主力隐蔽在石牌要塞附近的北斗冲、三官岩、四方湾一带的山沟里和岩洞中,只留下师部机关和部分兵力据守要塞。日军飞机连续轰炸了四个小时,用重磅炸弹和燃烧弹将石牌要塞炸得山崩地裂,弹火将山土和岩石烧得满山通红。日军的炮弹也暴风骤雨般地倾泻到这个小小的要塞上。山上巨大的岩石和石柱全被日军一千磅、五百磅的炸弹炸得粉碎。中国军队的许多工事也被日军炮弹命中。炮火一停,鬼子就像蚂蚁一样涌向十一师。一次次疯狂的攻击被十一师打退了。

    日军见正面无法攻下石牌,便命第三十四、三十九师团一部迂回到石牌侧后方进攻。埋伏在北斗冲、三官岩、四方湾的第十一师主力,突然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将日军团团围住。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响成一片,喊杀声响彻云霄,日军一千余人被堵在这条石谷中,进退两难,最终全军覆没。十一师乘机立即组织逆袭反击,用刺刀、手榴弹与日军展开肉搏。在鬼子休息补充时,十一师派出小分队展开袭击骚扰,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十一师还迂回到日军的后方,展开伏击、侧击、偷袭,组织一些特等射击手,专打鬼子的指挥官和机枪手。石牌一直在中国军队手中。

    29日。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淮子坪,第七十四军主力已在石门集结完毕;第二十七师也到达榔树店东南地区;第十集团军接陈诚命令后,全部从渔洋关、天柱山侧击日军,第一一八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攻克渔洋关,诱发攻势转移之机,乃令原定由渔洋关、五峰间北进的第七十九军,转向渔洋关东北前进。

    30日,日军占领香花——三岔口——小朱坪一线,陆空炮一齐上,进行拼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粉碎之后,退至太史桥和木桥溪高地,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

    6月2日,日军放弃对石牌的进攻,开始大规模地撤退。中美空军及中国陆军剩胜追击,把日军赶回石牌防线以外。石牌几千名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庆祝石牌保卫战大捷。重庆转危为安。

    石牌决战,中国军队投入兵力15万人,日军投入10万兵力,日军伤亡兵力25718人,损失飞机45架,汽车75辆,船艇122艘;中国军队仅伤亡一万余人取得战争胜利。石牌保卫战的胜利,实现了蒋介石“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和“死守石牌,确保石牌”的军事目标,它挫败了日军入峡西进的美梦,粉碎了日军攻打重庆的部署,遏制住了日军肆意践踏的铁蹄,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重大军事转折点。它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确立为世界军事史上中华民族反法西斯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

    中日军事集团在宜昌形成对峙之后“血战台儿庄”主力30军31师(师长乜子彬)接防石牌,石牌保卫战再度陷入相持阶段,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日军始终没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石牌保卫战可谓是一部反法西战的战争“辞典”也是日军在中国实施法西手段的“辞典”

    在抗日中间,中国军队依据三峡地理,采用了攻击战,阻击战、包围战、偷袭战、伏击战等数十种战术,打得最漂亮的有仙女亩伏击战、罐头嘴袭击战和薄刀轮阻击战。日军在三峡的法西手段也无不用其极,除烧杀抢掳之外,为了治病,日军一联队长在江南将一孕妇倒挂,用火烤其腹部,直到婴儿爆裂出来,烤成一种叫“黑合”的药引,给日本军人治病。还在三峡大量寻找完美中国男人,与日军育龄妇女配种,优化种族。更让人震惊的是,在天台观战斗中,让数十名妇女脱了衣服,走在日军进攻队伍前面,形成裸体女人防弹阵,限制中国军人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