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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多年没穿过这条胡同了。
变化不是很大。
夹道的槐树似乎也并没有变粗。想来是童年时我人细，那时的槐树望去便觉很粗。现在我人粗了，槐树虽已增加许多年轮，我望去感觉上却持平。不过槐树是更高了。两边枝叶的密合度更稠了，阳光透过槐树的绿冠丝丝缕缕地泻下来，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身后驶来又擦身而过，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提着菜篮缓缓地迎面而来。谁家院门边，把门的槐树枝桠上吊着鸟笼，鸟主人——一位干瘦的老大爷坐在小竹椅上，不是仰靠椅背而是直腰垂头地打着瞌睡，椅子边搁着一只沏好花茶的、缠着玻璃丝套子的果酱瓶
我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
不过我不愿意回忆。回忆是个讨厌的东西。我爱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忘却。忘却长得很丑，是个麻子，但麻子其实就是个筛子，他能帮我们恰到好处地筛下那些不必记忆的东西，只留下甜蜜、自豪与无所谓。人不嫌友丑。我拥抱筛子。
渐渐走拢胡同口，忽然发现一些赤膊男子在施工，一位不赤膊的男子似乎在指挥他们，或者在训斥他们，而三三两两的路人或胡同里的邻居在一旁观望。我走近一看，看出是在修一个存放小轿车的车库，不消说，那是一座新翻修过的小院的组成部分。
我也站住围观，顺便问身边一位老大爷：“哪位首长的宅子？”
“首长？”老大爷白了我一眼，告诉我说。“首长没有自个儿来监工的！是甘木匠的老七，搞个体大发了，烧包儿，摆谱哩！”
甘七？
对，甘木匠，他生了一大堆子女，不仅有甘七，那以后还有甘八、甘九
我仔细端详那甘七，吃了一惊，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甘木匠啊！只是，当年的甘木匠不曾穿过他那样的t恤；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我看出那t恤胸袋上有带双叶的花朵商标。啊，那是法国的大名牌“梦特娇”倘非水货，那么起码值数百元人民币；他腰上的皮带，金灿灿的金属带头上有兔头标志，那是美国的大名牌“花花公子”看来当然是正宗货，那就也起码值二三百元人民币
甘七见我朝他走近，拧着眉毛，警惕地望着我。我则友好地朝他打招呼：“小七！”
甘七退了一步，斜眼上下打量我，问：“你哪位？”
“我当年也住这胡同，咱们两家是邻居啊！你那时候还小，我也不大我小学时候跟你大姐是同班同学”
“我大姐？”甘七仍旧很不放心地盯着我，他似乎并不存在过什么大姐。他完全是质问的口吻：“什么大姐？她叫什么？”
“你大姐不是叫甘福云么？”我热切地说“那时候她净背着你抱着你，你怎么忘了？”
我期待着他那僵硬的面容软融下来，企盼着他眼中漾出记忆的波环，乃至泛出晶莹的泪花，然而，显然他同那位名叫忘却的朋友关系更瓷，忘却给予他的筛子上简直全是碗大的筛孔，他简直想不起谁曾经有过甘福云这样一个名字
我在甘七和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突然抽身离去，我快步走出那条胡同，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兴起重新去穿过它那幽长的身躯。然而，我那忘却朋友却突然细密了他的筛网，使我心上有些不算沉重也不算粗大的记忆，滚动在筛网上却怎么也跌落不下，毛毛碜碜的好生难过
2
整个50年代，我家都住在那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那时候，35号大院是部里的几大宿舍院落之一。
那是很大的一所院落。估计在晚清的时候筑成，并非贵族的宅院，所以院门并不堂皇，里面也不按皇家厘定的格局建造。据传是一位富商的私宅，原籍江南，所以除了垂花门以内的四合院，以及围绕那内四合院的若干小偏院和代替院墙的浅进身房舍外，靠东边一大片还有仿江南样式的不算太小的花园，花园里原有太湖石堆砌的小山、月洞门、之形走廊和小轩舍；又据说日本鬼子占据北京时，宅主逃往南方，这院落成为了日本占领军的一所特务机构，因而到我们住进去时，院内的装饰性建筑和花木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多，那花园部分尤其已失去原有光彩，稍能令人有愉快感的，只剩月洞门和一株极大的马樱花树。那马樱花树盛夏时如一柄巨伞，投下大片的阴凉，并且开出一茬又一茬芬芳的马樱花来。开败的马樱花落到地上，并不即刻枯萎，拾起来凑成一把，搁到鼻子底下用那丝状花瓣摩擦鼻孔，可以使你接连打出好些个很香的喷嚏来。
那时部里没有冗员，住进宿舍大院的职工个个生龙活虎，各司其职，不过都是拉家带口的，单身职工另有宿舍，不入此院。那时候似乎并无房荒的问题，那宿舍大院有好几年都并未住满，对入住的职工，总务处大概也有什么级别给什么待遇的某些规定，但大家似乎都采取了够住就行的入住原则，因为刚从供给制转换为薪金制，本来并不多的房租，对一些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的职工来说，便成了须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一项开支。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当今北京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本来可以住三间或四间房的家庭，他自己却只要一间或两间房住，为的是少付房租。
我父亲算是解放前与地下党合作的进步职员，解放后从重庆调到北京这个国家机关得到信任和重用，父亲当时也不过40出头，已是行政十一级的副局级干部，但我们当时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哥已参军、二哥已在东北工作外，其余三人都仍在上学，所以父亲没要总务处安排的内四合院中的五间北房，而主动要了月洞门中原作书房用的三间西房，那时候不讲究什么家具摆设，别说组合柜、沙发没有，记得我阿姐新缝出一件布拉吉，想照镜子看看效果，都是跑到内四合院别人家，借人家大立柜的穿衣镜去满足那简单的欲望的。当然，50年代中期后，我家总算添置了从旧货店买来的大立柜和旧沙发，那是后话。
我家住的那个月洞门里的花园小院，马樱花树的那边，有两间比较低矮的房舍，原是阔人家抚琴清心的小小轩舍，部里作了宿舍用后，将破败的轩舍翻盖成了两间水泥瓦顶的小小平房。那时候，部里的木匠师傅甘大全便自愿选择了那两间平房作为他家的居室。当时，他和老婆以外，已生有七个子女，但他同我父母一样，觉得自己选择的房舍足够一家之用，并且房租上也节约些。我去过他家，回忆起来，似乎也并不怎样的拥挤——外间屋，一个大通铺，睡六位子女，空出来的地方，一张大炕桌，一架碗柜，一些小椅子、小板凳，足可供全家用餐和上学的子女做功课；倘在夏日，用餐都挪到院中马樱花树下，那么，那外间屋便有一半是空的；里间屋，一个大通铺是甘木匠夫妇带着幼子睡觉的地方。另外有一只甘木匠打出来的农村式大躺柜，全家的细软可以尽收于内，你想像一下，便可以明白，甘木匠当时何以并不觉得租用那两间平房有什么委屈之感。
人的空间感和空间占有欲，确是随着时代变化的。
3
我那时觉得甘木匠是一座塔。其实当年的甘木匠还不到40岁，我却以为他是位老大爷。也许甘木匠身高不过只有一米七几，我印象中的他那是必须仰望的。他总胡子拉碴的，不仅是络腮胡，有时候，他那微凹的腮窝上也布满长长的胡须，如果他剃一点胡须，那就只剃腮上的部分；他一年四季里除了冬季，似乎三季里上身都仅穿一件中式的无袖无领的白布小褂，前后两部分中间只用若干布条相连，前面用中式纽襻系合；他的胳膊似乎特别长，稍一弯曲，上膊的肱二头肌便鼓起老高，仿佛皮下蜷伏着一只松鼠；尽管他总在露天里干活，但他皮肤不黑，甚至相当白净。有时候他看上去皮肤发黄发暗，我妈妈看见就说甘木匠又病了，准给他送药去。
我妈妈弄得清他那一串子女谁比谁大，谁是哥哥谁是妹妹，我却只清楚老大是个姑娘，叫甘福云。因为我俩在小学一直同班，而且常常在排座位时排成同桌——很长时间里，我的身高总与她持平；甘福云比我大一岁，我妈妈告诉我的，对此我很不服气，但这件事是不能通过，比如说发奋或竞争加以改变的，对此我只能抱恨终生。
和甘福云同座是很倒霉的。往往已经开始上头一节课，她却还没到校，老师看见我旁边的座位空着，便会望着我问：“甘福云呢？她怎么又没来？”
我便大胆地同老师对视，一脸“问得着我吗？！”的抗议表情。可是老师知道我家和甘家是近邻，所以有时候便毫不留情地把我叫起来问：“蒋盈海，甘福云怎么没来上学？”我便“腾”地站起来，腰板挺得笔直，故意先说一声：“我知道——”然后话音一转，慢条斯理地说：“我知道我自个儿一早上没见着过她的影儿”同学们便嗤嗤发笑，老师便挥手让我坐下并让大家安静，而这时候往往甘福云恰巧汗津津地迈入教室。于是同学们便不用组织地来了一个哄堂，其中我的笑声一定最尖最响并且持续最久。
开头，我确实没有探究过甘福云为什么迟到，后来，我发现了那一秘密——我们胡同中段，当年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工厂，生产什么的，已不复记忆，但它有一个挺大的锅炉房，每天早上，值班的工人要把头天封的火扒开，从后门用小推车推出几车煤渣来，那些煤渣往往还冒着烟，有些未燃尽的煤块还亮着红光。煤渣刚一倒完，后门刚一关上，便有不少拾煤渣的孩子，蜂拥上去抢拾还可再燃的煤渣。有一天，我上学出发得比往日早，路过那里时，发现冲上去拾煤渣的孩子里，最勇最鲁的一位，便是我的同桌甘福云。原来她几乎每天都来做这件事，拾完一满筐煤渣，她便把煤渣筐送回家，然后再去上学。因为那工厂的锅炉工并不能准时清渣倒渣，有时倒得晚，甘福云拾完煤渣再上学，自然便会迟到。
我知道甘福云为什么会迟到以后，之所以仍不向老师揭发原委，是因为我不愿意让老师和班上同学知道我们部里的宿舍大院中有拾煤渣的人，尤其是跟我同住大院中一个小院的邻居，竟然天天早上拾煤渣，这说出去太让我脸上无光。
可是有一天，甘福云不仅又一次迟到，还自己暴露出了她的秘密。她那天不知为什么没有把拾到的一筐煤渣送回家去，就到学校来了。她把一筐煤渣搁在了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老师停下讲课，准许她进教室后，她在众目睽睽下背着书包走进了教室，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她右手拿着一个拾煤渣的工具，是她父亲为她制作的一个木柄上安装着五根粗铁丝弯成的笊篱状叉子。大概我又是头一个发出响亮笑声的人，整个教室中又是一个满满当当的哄堂，把站在前面讲小数点乘法的老师气得脸色煞白。他没有让甘福云坐下，而是让她站在座位上，厉声地质问她：“你怎么回事？你提的那是什么东西？不许把玩具带进教室来，你懂吗？”
甘福云微仰着脸，一双小眼睛坦然地望着老师，从容地回答说：“老师，这不是玩具，这是干活用的！”
教师以为她是蓄意顶撞，越发声色俱厉起来，批评她说：“干什么活？！这儿是教室，只许带书包，带书本文具，你那是什么东西？像是把叉子，你用那东西干什么活？”
甘福云便回答说：“这是拾煤渣用的。我把煤渣筐搁教室外头了，这把叉子我怕丢了，所以拿进来了。”
同学们忍不住又来了个哄堂。我笑得喘不过气来，心想，你那拾煤渣的玩意儿，送给谁，谁要呢？你还怕丢了它！哈哈哈老师气得用粉笔擦使劲敲讲台，待我们笑声终于平息，又厉声问甘福云：“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送回家去？你干吗要把它们带到学校？”
甘福去仍旧从从容容地回答：“每天我都是送回家再来学校的，今天他们煤车倒得特晚，我怕来得太晚听不上您讲小数点乘法，所以赶紧跑着来了我愿意听明白，两个数乘完了，小数点往哪儿搁”
大家仍旧笑，并且窃窃私语，我朝隔走道的几位男生歪嘴角、眼睛，右手四指握拢、单伸直大拇哥，使劲用大拇哥指点甘福云手里那把叉。
老师听完甘福云解释，竟不再追究批评，让她坐下，继续讲小数点乘法；甘福云认真地听讲，我却总同几位男生龇牙咧嘴。
下了课，我们蜂拥而出，我率先从甘福云搁在教室门外的小筐里拾起一块煤来，投向一位男同学，那同学岂能甘休，便也拿起几块煤来追着我投掷，自然“殃及池鱼”“池鱼”又岂能容忍，于是，很快便在教室门外酿成了一场煤块大战，大多数男生都卷了进去，女生们抗议着躲到一边，也跳不成猴皮筋了。甘福云狂叫着制止我们、咒骂我们，我忽然灵感勃发，便指着她大叫：
“你——母夜叉！”
几个男同学如获至宝，立即跟着我有节奏地呼叫起来：“噢嗬！母、夜、叉！母、夜、叉！”
甘福云气得一张小脸成了金纸，可奇怪的是她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
结局对我来说是很悲惨的，我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挨了一顿，这倒也罢了，他还打电话到部里，找我家长，结果我妈妈来到学校
回到家，爸爸、妈妈，还有那自以为已经是个大人的上高中的姐姐，都对我一顿猛批，爸爸说：“你对劳动人民，怎么会有这种态度？甘叔叔家子女多，经济上困难一些，为了省出煤钱，所以让甘福云每天去拾煤渣，这有什么好嘲笑的？你还乱给人家取外号，母夜叉，多难听！这是侮辱人家人格！你必须去他家，给甘福云赔礼道歉！”
没法子，我只好由妈妈领着，硬着头皮去甘家给甘福云道歉。谁知甘木匠和他妻子，并不以为这是一桩多么严重的事，甘福云呢，一边坐在洗衣盆边洗衣服，两只细胳膊上糊满肥皂泡，竟也仿佛全然忘却了我对她的无礼，只是笑着说：“甭道对不起，没关系，以后别拿我开心就成。还有，以后我没听懂的地方，比方小数点究竟该怎么移位，你得一五一十告诉我！”
临出他们屋，甘木匠还往我手里塞了好大一个烤白薯，我不接，我妈也代我推让，甘木匠硬塞给我，他妻子更添上两个，对我和我妈说：“福云她大舅从乡下给我们带来一麻袋，多着哩！你们尝尝！”
我捧着那热烘烘的散发着香味的白薯往自家走，不由得想：这白薯，就是用甘福云拾的煤渣烤得的啊！
4
有一座在北京历史上极为显赫的大寺——隆福寺。它的后门，便在我们居住的那条胡同当中，我和甘福云上的小学，在隆福寺前门所在的隆福寺街上，我每天上学，总从隆福寺后门走进去，穿过全寺再从前门出去，去往学校；甘福云不常取这种走法，她往往是从寺墙外的两廊下胡同穿过，前往学校。
很多年后，我才悟出，甘福云尽量少从寺里穿行，是为了避开那些太有诱惑力的摊档。
隆福寺建成于明代，据说它那主殿的汉白玉基石和围栏，用的是大内即皇宫中的材料，殿堂极其轩昂华丽。清末一次火灾烧掉了前门内的头一层殿堂，民国时期和日伪时期坍塌了一些偏殿，但到我童年时代每日穿行其间时，它大体仍是完整的，几进殿堂和最后面的藏经楼仍巍然屹立，里面的佛像壁画壁雕等都并未损坏，也仍有几位喇嘛居住在里面，看管庙产。不过，那时的隆福寺已无香火，殿堂都锁起门不对游人开放，如织的游人之所以寻访到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庙会。本来庙会有一定的会期，每月按日子在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卧佛寺(花市的卧佛寺，不是西山的那个卧佛寺)岔开轮流举行。但后来隆福寺成为每天开市的一处庙会，形同今天北京个体户云集的农贸市场。
记得那时我每天穿过隆福寺四次(我中午回家吃饭，上学下学各穿行两次)，除了早上一次因为时间还早，庙会的摊档大都没怎么开张，不太吸引我外，其余三次都很让我留连。所以，甘福云常是早上头一节迟到，我呢，却是常在下午头一节迟到，好在下午往往是自习课，所以纵使迟到也比甘福云早上迟到容易混过。
那庙会的摊档，是在殿堂两边的通道上蛇形排开，在各座殿堂之间，也分布着一些；无论冬夏，摊档大都以自制的布伞布篷或布棚作为遮挡，有的小，有的大，最大的摊档像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商店。那些摊档卖什么的都有，比如有卖估衣的，卖针头线脑的，卖绢花的，卖猪胰子球(当时的一种球状香皂)的，卖香袋的(缝成粽子形、菱角形、蝙蝠形或其他种种形状，里面是天然植物、矿物研成配制的有香味的粉末)。记得有个很大的摊子是专卖各种梳子的，从梳齿粗大得像火柴棍的大梳子到梳齿密得只间隔个头发丝的小篦子，木头的，骨头的，贱的，贵的(最贵的是用犀牛角制作的)，都有。摊档中摆着一只真物大小的木雕猴，漆成金色，蹲踞着手里捧着个金元宝。据说那是该梳子摊的商标“金猴为记”很有名的这些摊档，还都不是吸引我的所在；吸引我的，有三种：一种是卖吃食的摊子，一种是卖玩具的摊子，还有一种是变戏法拉洋片练把式一类好看好玩的摊子。
卖吃食的摊子很多，有一些，我是干流口涎，无从问津的。
比如卖炒肝的、卖油茶的、卖三鲜肉火烧(即褡裢火烧)的、卖门钉肉饼的、卖爆肚的那些吃食，除非爸爸妈妈领我去，我吵着要吃，他们或许会请我吃上一两种，我自己是没钱吃的(其实按今天的币值核算，那都是非常之便宜的)。我自己所具有的消费能力，只能从庙会边缘处的一种卖最低廉的零食摊子上获得快乐和满足。比如，临近主殿一侧，百货摊档终结处，便有一个那样的摊子，摊主是个瘦干巴老头儿，双手上还都有白癜风，他的摊子上有半空的落花生、大大小小的糖瓜、粽果条(用各种未完全烂掉的水果剜去烂的部分，用余下的部分熬成一锅兑上淀粉冷却制成，切成小条)、干酸枣儿、牛筋儿窝窝(江米粘面制成)、铁蚕豆、葵瓜子儿有时候只用100块钱(旧币，相当于今天1分钱)，便可得到一份食物。比如他卖一种糖稀球，他有一大罐麦芽糖制成的糖稀，并备有一大堆秫秸秆截成的小棍，从100块钱到300块钱，他都可以卖给你用秫秸棍蘸出搅成一团的糖稀，按钱多钱少掌握那糖稀球的大小。我试过几次以后，就认定200块钱买一球最为合算。
卖玩物的摊子，尽管大多数货品是我买不起的，但是守在边上看看，耐心地旁观别人挑选，讨价还价、试玩，也是一种乐趣。那些五光十色的玩具中记得有各式风筝、空竹、风车、鬃人、泥塑的兔儿爷、成套的泥壶泥碗、卜卜噔(一种玻璃制品，状如喇叭，但不开口，一吹气，顶端的薄玻璃便卜卜作响，因一不慎会吹破，并将碎玻璃渣吸入肺中，所以后来不让生产)、布老虎、木制大刀扎枪最吸引我的，是一种用纸浆制成的套头玩具，叫大头娃娃窦里翠，是一个和尚的模样，一个戏台上的妇女模样，成对地发卖。有时候一位大人带来一对子女，买下一对让他们套上，他们摇头晃脑好不得意，令我不能自已。我虽买不起上述玩物，但如果克制住吃糖稀球的欲望，把妈妈给的零花钱(平均每天100元)积攒一个时期，那么；买一版三侠五义的“洋画儿”剪成一小张一小张的，和男同学们拍洋画儿玩(一叠“洋画儿”伸掌一拍如有翻转过去的，便算赢下)；或者买上几个玻璃弹子，在地上挖些小坑，和男同学们“弹球”玩，那还是办得到的。
带表演形式的摊子，有的可以混在人群中，站在大人腿边看，他收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愣不给钱他也就算了。当然有的戏法杂技班子和唱“落子”(就是评剧)的班子，用布幔将他们的表演区拦起来，交了钱才能进去看，但那些个表演我也并不怎么爱看，当年我花钱看过的，是一种“破电影”那是一位中年人，他在庙里被烧毁的殿基一侧，搭了一个一人高的小棚子，四面密封，但三边开得有一些窥视孔，他不断地在那里扯开嗓子吆喝：“嘿！来看破电影噢——！”凑够了大多数窥视孔的人数，他便让交了钱的主顾们把眼睛凑拢那个孔。于是，他便开动了棚里的一架老旧的电影放映机，在棚里尽头处的一张小小幕布上，放映出一些支离破碎的无声电影片子，往往只放映两三分钟，便宣告结束。记得看一次要收500元之多，而我竟看过不止一次。如今回忆起来，他放映的那些“破电影”有关于孙中山阅兵的记录片、京剧名伶谭鑫培戏装舞大刀的镜头、中国最早的无声故事影片孤儿救祖记里的片断，等等。实在都是弥足珍贵的电影历史资料，不知道那放映“破电影”谋生的人后来干什么去了？也不知道他那些“破电影”后来是不是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当作珍贵文物所收购？
我爸爸当时正值壮年，工作很忙。他对工作也很积极，因此隆福寺尽管离得那么样近，却很少去逛；不过爸爸的业余爱好是研究北京名胜故实。他读了不少有关的书籍，很有“卧逛”的功夫——他临睡前总要背椅枕头读一点那样的文字，来松弛一下神经。因此，他虽然并没有怎样深入踏勘隆福寺，却对隆福寺的种种情况知之甚详。我那时就常听他说，隆福寺现存的毗卢殿中，有全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宏伟美丽的一个藻井。什么叫藻井呢？就是中国殿宇建筑中的一种屋顶结构方式，望上去像一口倒悬的井似的，那木结构的“悬井”装饰华美，当心往往还雕出一条盘龙，口吐一颗硕大的宝珠不知我爸爸依据的是什么资料。他说，据专家调查比较，隆福寺毗卢殿的那个藻井，竟比故宫养心殿的藻井与天坛祈年殿的藻井，结构更为奇特，装饰更为瑰丽，而且当心悬出的那个巨大的夜明珠，尤其价值连城！他还说，那毗卢殿中，除了毗卢佛外两侧壁上还塑有别的寺庙中绝少出现的“天龙八部”堪称另外一绝——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小学生，全然不懂古建筑学和佛教艺术，但搁不住我爸爸诱说，并且多次听他念叨：“可惜现在殿堂不开放，什么时候能进去看看就好了”所以，也就生发出浓厚的好奇心；这也是我为什么早在读金庸的天龙八部之前，便知道什么是“天龙八部”的原因。
5
记得小学五年级放暑假的时候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毗卢殿里的藻井和天龙八部，便找到甘福云说：“嘿！你跟你妈说说，让我进那隆福寺的毗卢殿，看看那里头的玩意儿！”
我知道甘福云她妈在隆福寺里为许多摊主共同所雇，他们给庙里喇嘛租金，租那殿堂当存放货物的仓库，甘福云她妈帮他们搬运、保管那些货物。我就看见过甘福云她妈，扛着大纸箱子往那毗卢殿里去。
甘福云一听我的要求笑了：“干吗跟我妈说！你想进去看什么？跟我说就行！我这些天正在那儿干活哩！当临时工，帮我妈多挣些钱！我就能带你进去，保你看个够！”
原来如此，原来更有近水的楼台，更能先得月。
那时候的隆福寺，庙会已渐渐发展为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场，有了一些简易的售货大棚，开始发卖大量的百货新产品。所以那些殿堂全成了货仓。其实，以隆福寺的古建筑本身，以及殿堂里高超的佛教艺术品，在这个世界上堪称是无价的。历年来在那些殿堂中存放过的货物，它们的总价值加在一起，甚至再扩大一百倍一千倍，其实相对于那建筑本身和里面的艺术品而言，都仍是不堪一比的。但那时以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将那些古建筑史上的孤例当作储货仓，任那些美轮美奂的佛教艺术品破旧、剥损、霉蚀而不觉可惜。他们有时代特有的某种价值观念，那一观念在那时候尚远未膨胀与爆炸——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方膨胀而爆炸为“破四旧”整个隆福寺除名称外完全湮灭无存。
那一天，我跟着甘福云进入了毗卢殿。进去之前，她问我：“我让你进去看了这个，你怎么报答我呢？”
我说：“请你吃糖稀球！”
她显然是咽了一口唾沫，然而，摇着头。
我便又说：“再给你买一捧半空，要不，还给你买一把粽果条！”
算来，这就得花上500块钱了！
她却一概拒绝了，她说：“我什么也不吃。你，你请我看场电影吧！”
那时候，隆福寺前门外，隆福寺大街上，有家电影院叫蟾宫(现在改名叫长虹，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符号)，我们隆福寺小学组织大家看电影，都是去蟾宫，买集体票，是每人交500块钱；倘若自己单独去看，那就是学生票也得1000块钱。用一千块钱请甘福云看场电影，对我来说真有点不甘心，但因为钻进毗卢殿看那藻井和佛像心切，再，那时我妈给我的零花钱也增长到平均每天200元，偶尔还另外多给个一百二百的，所以，真请倒也请得起，我就点头答应了。
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甘福云领我进入那当作仓库的殿堂后，便将沉重的殿门关合了，像刚刚进入已经开映的电影院一般，我两眼一抹黑，觉得身体四周，被猛然袭来的凉气所包裹。好一阵，瞳孔放大了，我才能辨认出周遭的事物，首先看到一些码放成堆的大纸匣，还有一些石棉瓦、钢筋、三合板、干沥青、成袋水泥、成桶油漆等等物品。抬起头来，这时看出正中的毗卢佛像，给我的印象是它非常大，神态非常安详。所栖息的莲座雕刻非常精美，但头部、肩部及一切接灰的地方，都积满厚厚的灰尘，佛像身上的金漆，已经变成酱色，有很多处已经剥落，大概是往殿堂里搬运摆放钢筋时并不注意保护佛像，所以佛像下半身有不少划痕，而且一只本来姿势非常优美的手，被撞断了两根手指。佛像两侧的帐幔有的地方已经糟烂，帐幔与佛像之间有大片的蜘蛛网，发出一种浓厚的霉烂气味。毗卢佛两侧，还有别的差不多一样大的佛像，黑黝黝地看不清楚。
“你不是要看藻井吗？呐，你抬头看呀！”甘福云指点着。
我便使劲仰头，朝顶上望去。那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且直到现在，我对中国古典建筑中的藻井还是一个绝不懂行的角色，不能用科学的语言讲述它的究竟，然而，那一回的仰望，对于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一次灵魂的震撼。那藻井在顶窗缝隙透进的菊色光线映衬中，极其神秘、极其辉煌、极其壮观、极其瑰丽地映入了我的眼中，我“啊！”地惊呼出声。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自豪的几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一次性地流泻、倾压进了我的眼中心中魂中，令我自豪，令我陶醉，胜过一千次爱国主义的报告，抵过一万次强制性的灌输
令我惊奇的还有，甘福云在我一旁为我指点、解说，其言辞，竟与我爸爸给我讲过的几乎完全一样。我本以为凭她那么个拾煤渣的、当搬运的人物，不可能懂得这些呢，便不由得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喇嘛奥金巴告诉我的呀！”她从容地回答。
原来，庙里的老喇嘛奥金巴——我常看见，胖得出奇，两个乳房比女人的还高还大还鼓——来查看殿堂时，给她妈妈和她讲过，她都记下来了。
她知道的还不仅是关于毗卢佛和藻井的呢，她带我去看两边墙壁上以浮雕云朵、山川、城池为背景的“天龙八部”雕像。在晦暗的光线中，那些雕像格外狰狞恐怖，她从奥金巴那里知道了“天龙八部”的全部名称：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罗伽。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位全身幽蓝色的雕像，头部像一只鹫鹰，张开的嘴里却排列着尖利的牙齿，伸出的双手是巨大的鸡爪，斜立着仿佛就要从那壁上跃扑下来我一看便尖叫一声，不由得拔腿往门外跑去，谁知让甘福云一把揪住了胳膊，为不在女孩子面前丢份，我只好刹住脚，任一颗心怦怦乱跳，对她说：“我不想看了，这里头太黑！”
“什么太黑！是你害怕了，对不？”
甘福云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她盯着我，颇带快意地说：“你怕什么呢？别怕，那就是夜叉。告诉你吧，那不是母夜叉，那是男夜叉，奥金巴说，其实就跟观音菩萨不是女的一样，神佛菩萨罗汉跟天龙八部什么的，都不分男女，所以说，夜叉就是夜叉，那夜叉浑身蓝色，就叫蓝夜叉吧！我如今也不怕你叫我夜叉了，叫我蓝夜叉我还得意呢，为什么呀？奥金巴说了，这蓝夜叉是护法的好神，他不吃好人，专吃坏蛋，专吃捣乱鬼，专吃害人精。别看他丑，他心可好哩”
但是出得那毗卢殿，我仍心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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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外阳光灿烂，人影儿墨黑。
“怎么着，请我看电影吧？”甘福云要我兑现诺言。
“行呀，赶明儿吧！”我有点想赖。
“别赶明儿！这就去！我的活全干完了，我这就能去！”甘福云逼我前往。
我拖着脚步随甘福云往庙外走，走拢前门内那片火灾后仅剩殿基的空旷处，我计上心来。那片地方是各种表演性摊棚的集中地。我把甘福云领到了那个演“破电影”的棚子前。
棚主见有生意来了，便扯开嗓门嘶叫起来：“看破电影噢——”
我立即拉上几步，递过500块钱，说：“看电影！”
甘福云一旁使劲摇晃我胳膊：“我不要看这个破电影！我要看蟾宫的新电影！”
那棚主便劝告她说：“嘿！我这电影才绝哩！蟾宫一万年也演不了这些片子啦！你听我说它破，以为它不好是不是？你回去问问你妈，是得一只新瓷碗值，还是得半只破金碗值？来吧来吧，您往里头瞧来往里头看！得，没几个人，我也开演，您这不是福气吗？”
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出，当时甘福云眼里充溢着多么强烈的失望感，而且还掺杂着被出卖与被戏弄的愤懑
“我不看这个！”她脸涨得通红，大声地喊。
“你不看，我看！”见另外几位顾客都把眼睛凑拢到窥视孔上了，我便残酷地置甘福云于不顾，自己走过去看那“破电影”了。棚主开始放映，还是那些老掉牙的片断。不过，有一小段外国人赛马的电影是以前没有的，我为了表示那“破电影”很精彩，故意跺脚叫好，并嘎嘎嘎地笑。
三分钟过后，电影演完了。
“怎么着，怪你吧！”我对呆呆站立一旁的甘福云说。“我可是请你，谁让你自己不看呢？”
那棚主便招来甘福云说：“小姑娘，你咋不看呢？你也开开眼呀！”
甘福云紧抿着嘴，两片嘴唇都不见了，鼻子下头只有一条缝。
我对棚主挥下手说：“咳！她还看个啥呀！她自个儿又没钱！”
棚主分别再打量了我们两人几眼，脸上现出一个讨好我、鄙夷她的表情。确实，我那时穿戴虽然朴素，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究竟带出家庭小康的味道。甘福云呢，她的衣衫上有很多大块补丁，扎小辫连猴皮筋、绒线绳都没有，有时是两小截木匠用的弹墨线。
棚主朝甘福云摆摆手说：“不看就别挡道儿啦！让有钱的主儿好过来看呀！”
我和棚主都没有想到，甘福云忽然朝前大大迈上一步，满脸喷火似地大声宣布：“我看！”
接着，甘福云便把右手伸到衣衫里面的一个暗兜处，先把一枚生锈的别针松开，然后从那里拿出一叠脏兮兮的小钞来，数出5张100块钱票子，郑重地递给棚主，再把其余的钞票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再用别针别好。然后，她斜了我一眼，瞪了棚主一眼，便雄赳赳地迈步走向了窥视孔
我很扫兴。趁她看那“破电影”时，我溜了。我对她有点嫉妒，因为她身上有那么多的钱，比我阔多了！我想那一定是她干临时工得到的工钱，她自己有钱，还让我请她看电影！抠门儿大仙！好一个蓝夜叉！
7
那天晚饭后，甘木匠家突然传来了一片孩子们的哭声。我妈妈赶着过去，看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跟着，我妈进了他们屋，我却留在窗外，只从窗外偷觑。
原来，是甘木匠要惩罚甘福云，让她伸出左手，正打算用木尺，打甘福云的手心。
甘福云又紧抿着嘴，鼻子下面，现出个不见嘴唇的“一”字。我注意到，哭的是她的弟弟妹妹，她倒并没哭。
我妈自然马上去劝。甘木匠哪里听劝，而且甘木匠的妻子很支持丈夫的做法。我从窗外旁听，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甘福云干那临时工，是每天开一回工资，每回1000块钱。她已经干了十多天，以往每天，她都能按数上交挣的那1000块钱。可是今天她回到家，却只交了500块钱。问她，开头她还撒谎，说不留神丢了，后来说了实话，却比不说实话更糟糕——原来她是用500块钱看了那“破电影”后来我能很深刻地理解，甘木匠夫妇认为她花500块钱看那“破电影”简直是荒唐透顶“抽风了！”“中邪了！”用文明的词儿说，便是彻底地堕落。家里这么大一群人，500块钱买腌咸菜疙瘩能买两疙瘩哩，够吃三五天，好，她今儿个一个人竟拿去看了什么“破电影”不教训教训她，让她记住下回再犯绝不宽饶，行吗？！
当着我妈的面，甘木匠便用那木尺一记一记地打甘福云的手心。她两个不大不小的弟妹吓得大哭，另外几个弟妹呆呆地站在一边。多年后我回忆那一幕，省悟到甘木匠还是手下留情的，并且打满规定的二十记，也就中止。但是你想用惯了斧头锤凿的手，无论怎样加以自控，那木尺落在甘福云掌心，也仍有超出常人的力量。第二天我见着甘福云时，她正背着最小的弟弟——就是如今发了大财买了院子买了小轿车亲自指挥工人修车库的甘七——到街上买菜，我注意到，走到卖冻虾的摊子前，她弯腰从地上捡起些溅落的冰块，捏在左手心中，那一定是为了用冰块缓解被打肿了的手心那钻心的疼痛
甘福云又多天不理我，我也不理她，但我暗暗观察，她对于自己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什么怨恨的表情，她照样去当临时工，照样干各种各样的家务事。晚上，还坐在马樱花树下，把当时才一岁多的甘七揽在怀中，哼哼唧唧地给他唱歌，逗他玩
本来，我是应该把进到毗卢殿，看到毗卢佛、大藻井和天龙八部的情景，跟我爸爸吹嘘一番的，可就因为发生了看“破电影”的事件，我就没讲。我爸爸因此也就终生没有去看过他所向往的那些古建筑精华和佛教艺术珍品。
8
那以后，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部里工会决定向部里所有职工的未成年子女发放节日礼物，工会派出了干部，专门到我们宿舍大院的传达室放发给我们大院的儿童。我们院里有资格领取礼物的孩子们顿时在传达室前排起了长龙，叽叽喳喳活像一座让牛郎织女跨越的鹊桥。
我家只有我一个属于儿童，而且，随着上面几位哥哥姐姐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我家的经济状况在大院中渐渐升入上层，我的零花钱标准，也升到平均每日一角钱(那一年已实行币制改革，原100块钱算做1分，原1000块钱算做1角，原10000块钱算做1元，余类推)，那回放发的“六一”礼物，是每位儿童一纸袋小人酥糖。那时候小人酥糖于我已不算稀奇，我已能吃上上海出的大白兔奶糖和北京出的义利太妃糖，所以对于排队领取，并不积极。
甘福云对于那回的发放礼物，不消说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她闻讯去排队领取时，已居中游，但她兴高采烈地等待着轮到她的时刻。她将代表全家八位儿童一次领取(那时甘木匠夫妇又生下了甘七的弟弟甘八)，因此她怀抱中将有让全院儿童羡慕死的一大堆糖果！
事隔多年，我实在已无从分析当年我那样干的心理动机，也许不过是仅仅想恶作剧一下吧。我把八九颗已成为“麻壳”的玻璃弹子，搁放在月洞门里面，甘福云经过时必然要踏脚的地方，然后，自己远远站到一旁，还招来几位和我一样惯会恶作剧的男孩，等待着那戏剧性的一瞬出现。
甘福云领到那八份糖果了，她用双掌和两只上臂，小心翼翼地托着那八只叠放在一起的糖果纸袋，如履薄冰般地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满脸漾着幸福的微笑，朝月洞门里走去。一进月洞门，就该到她家了，而这时，她的几位弟妹，不顾她母亲的吆喝，都迎出了屋门，他们即将分享那工会赐予的甜蜜福利
可是，甘福云往月洞门里一伸脚，正好踩在我预先布放的那八九颗“麻壳”上。于是她一下子跌了个马趴，怀抱里的糖果袋，顿时飞落一地，袋破糖滚，一塌糊涂！
就在她跌倒的一瞬，我高兴地双脚跳起，拍着巴掌大笑起来，跟我站在一处的几个哥儿们也跟着我起哄，又跳又笑。
忽然，我听到一种极不熟悉的声音，使我灵魂悚然，我不由得立住脚，刹住笑，呆望过去——那是趴在地上的甘福云的哭声，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凄厉最痛苦最愤懑最绝望的哭声
真不愿再回忆那些细节。我的朋友忘却，你的筛子眼，不能再阔大些么？
我原以为，甘福云是不会哭的。事实上，我也只看见听见过她这一次哭泣。这哭泣纯然是我一手制造出来的。
当年那部里的工会，不知是哪位干部，想出了那么个送每个儿童一纸袋小人酥糖的主意，那真不是个高明的主意！而且，也许是为了实惠，为了节约开支，是从糖果厂里，直接批发出来的，因此那些小人酥糖，都没有包上糖纸，而是赤裸裸的——偏发糖前一晚，下过一阵雨，那月洞门里面的地面上，或者还汪着水，或者还湿粘粘的，从甘福云怀抱中撒出去的小人酥糖，大多数都飞溅撒落到了积水中，或粘在潮湿的泥巴地上
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那当然是一桩太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我波诡云谲的一生中，那当然也算不得一桩多么值得挂齿的事情然而写到这里，我的灵魂忍不住颤动，至少，对于我自己，需要深入地挖掘，恶，为什么有时候会那样轻松自如地驾驭着我们驰骋？
我父亲、母亲陆续回家以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甘家来将我告发，或者甘福云来，或者她母亲来，或者竟由甘木匠本人亲自出面，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伤天害理！
天快黑净了，甘家谁也没有到我家来。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书桌前，做不下功课，心猿意马。忽然，我嗅到一阵香甜的气味，或者说，是有一种香甜的气味，钻进窗隙，蹿进了我的鼻孔中。我想那不是马樱花树上头一批花朵的香气，那香气该是淡淡的，并且不该有甜味；我不由走出屋子，进行侦察。于是我发现甘福云和她母亲两个，在他家的小厨房里忙活。我悄悄走近，从小厨房的小窗朝里一望，明白了：她们已经将那些弄脏的小人酥糖，用水淘过，现在正把损坏的小人酥糖，放到一只铁锅里，兑上些水，先化成糖浆
当天黑净了时，她家的一大锅像大饼般的糖浆(或者叫作糖酱，因为小人酥糖里有许多别的成分)已经冷凝成了一个整体。甘福云用一把刀，将那整体竖切成一条条，再横切成一块块。于是，她家便又有了一堆消过毒的小人酥糖。只不过外面没有一层珠光罢了——甘福云她妈，便把那些自家加过工的糖果，分给她的一群孩子们。甘福云最后也分到了一份。她和几个弟弟妹妹，坐在马樱树下，快活地击掌游戏，不时吃上一颗糖。她似乎已经把被我暗算的事，全然忘却了
我心想，也许她并没有悟出，她的跌倒，是我设计陷害。她一个人捧着八包糖果走路，本来就有点像杂技里的走钢丝表演，跌倒，似乎也并不足怪。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一出屋门就发现，我那屋门外的窗台上，不多不少摆放着我那使她跌倒的九颗“麻壳”
9
有一天，是个星期日，妈妈忽然从院子里跑进屋，神色紧张地说：“不好！甘师傅把自己砍了！”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找红药水、绷带。
爸爸正在看书，一听就从沙发上蹦起来。我拔腿便往院里跑。
那时候，甘木匠常利用业余时间，为院里邻居们打制家具。这样，也可以就便挣一点外快，补助生活。那天他是为内四合院里的一家处长打制大立柜。那家的木料，并没有事先在锯木厂解成板材，所以甘木匠必得先费很大力气，把那料分解为可供进一步加工的板材。也许是因为他连日公活私活都太繁忙，身体疲劳，精神不济。也可能仅是因为一时失手。不知怎么的，他右手一斧子砍下去，竟砍在了自己左上臂上，顿时砍开的肉翻着，鲜血溅了他自己一脸一胸我跑过去看热闹时，已经有几个男子汉扶持着他，帮他掐住血管止血。他却依旧叉开腿站着，像一尊被夕阳染红的宝塔。胡须抖动，两眼中充满惭愧与自责
甘木匠住进了医院。尽管治伤有公费医疗的保障，对他家来说，那仍然不仅是人身之灾，也是经济之灾。
那一年，我和甘福云都小学毕业了。我继续升学，甘福云却不再升学，在隆福寺商场里干临时工。回到我们院里，她除了分担父母的种种家务外，还揽去邻居们的被单床单，通过洗涤这些物件，再挣一点钱补助家用。
我从中学上完学回到家，往往会看到月洞外我的晾衣绳上，晾满了一溜洗得雪白的被单，风吹动那些被单，被单翻卷着边角，快干的时候啪嗒啪嗒发响。
上中学跟上小学确实完全不同。中学生跟小学生的心理状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到中学去不用再穿过隆福寺，功课渐渐繁重，我也难得专门去那里头逛，而隆福寺里面也渐渐改变了模样，不再有庙会的风味，变成了一个“合并同类项”的大型百货商场。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更盖起了售货大厅，许多原有的项目不是禁止了便是自动消失了，比如那演“破电影”的。小学生时期的那些个见闻经历，慢慢地都变成了遥远的梦影。再后来，春梦了无痕，我简直都不记得有过那么些事了。
和甘福云不再是同学，我们便简直断绝了来往，尽管仍住同一个月洞门里的小院，磕头碰脸的时候很多，但在我心理上，她简直是一个同我不复存在任何关系的人物。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出来，那一时期我同她迎面遇上，是不是会对她点个头或笑一笑，因为我心里面，就连故意不理她的想法也不曾有过。她见到我是不是对我点个头或笑一笑，我也连一星记忆都搜寻不出，因为我心里面，从不曾有求于她的一点头或一微笑。
后来，记不清是上完初一还是没上完初一。有一天妈妈在饭桌上说：“福云病了，这回真是病得不轻，不吃不喝的，又不好好平躺着，总倚着被子在床上靠着”我也没顾得往下听，因为我一边吃饭还一边偏头看一本美国童话绿野仙踪。饭后，大概爸爸妈妈都去了甘家，他们劝甘木匠别净拿自己公费医疗领来的药给甘福云乱吃，她那看来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还是该正经送到医院里作一番检查，对症下药。必要的时候，得住院、动手术。爸爸说可以帮助他从部里申请特殊补助。妈妈说可以为他家在院里募一点捐。临末了爸爸妈妈给他们留下了30块钱，甘木匠夫妇说也好，先借下，赶明儿有了，一定还。第二天甘木匠大概用自行车驮着甘福云去隆福医院看了病，带回许多的中药。那以后我们小院中就总弥漫着一种煎中药的味道，一点也不像我后来在红楼梦里看到的那种描写，似乎有一种与花香、脂粉香媲美的药香。不，我们那月洞门小院里的药味，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古怪的臭味，可惜了那时候的马樱花，它们再不能以其淡淡的幽香构成我们小院的特色。
如今回想起来，甘福云得的那种病，就是肝癌。30多年过去，尚且仍无特效药可治，何况当年！可怜她很快就出现了腹水，甘木匠只好单为她架了一张床，让她没日没夜地围着被子，倚靠在枕头垛上，痛苦地呻吟。不呻吟时，甘福云便呆呆痴痴地朝屋门外望着，我想她一定是望那马樱花如何迎风飘落到地上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在大院门口忽然撞见了甘木匠。甘木匠正背着甘福云朝外走，伛偻着身子，下半边脸全是黑森森的胡子。甘福云用两只细得像麻秆一般的胳膊，搂着她父亲粗壮的脖颈。我不由得问：“你们上隆福医院么？”
甘木匠回答我：“不，上蟾宫，看电影。”
我吃了一惊。一瞥已经脱了形的甘福云，她那双从未曾美丽过的小眼睛里，竟放射出一种幸福而满足的光芒！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甘福云一生中头一回到正式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并且那也是她最后一次，是她那样一个生命实体存在期间惟一的一次。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憬悟，上小学时，每逢班上组织看集体场电影，文体委员收钱时，收到我们那一排，甘福云总是说：“我请假”我那时何曾在意过！她家事多，请假就请假，跟我什么关系，我简直没有想到。因为她家没有钱供她看电影，所以她就一场也没有看过！而那时的小学生集体票，不过只要500块钱(相当于今天5分钱)！我也才恍然大悟——那一回她带我进毗卢殿看毗卢佛、大藻井和天龙八部，提出来让我请她到蟾宫看一场电影，该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付出了几乎全部的自尊，抱着多么巨大的期望，企盼着多么难得的快乐啊。而我，却把她引到那“破电影”布棚前，骗了她，耍了她，并且使她挨了父母一顿好说，一顿好打！
但是那时，上中学的我仍然不能消化这一切，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人，不懂得别人，也不懂得自己。
我只是多少有一点奇怪，天气渐渐转凉了，甘福云的病不见好转反在加重，可是甘木匠还是把她的病床，安放在她家一进门的地方，并且总半掀着她家的门帘，让她那幅病容，展露出来。从我住的那间屋子的门窗望过去，尤其明显。那是为什么呢？不怕人家觉着刺眼、觉得恶心吗？
甘福云本来就绝难同漂亮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她父母生她的时候，就先天不足，后天又过早承载着生活的重负，所以，她那平板的颜面上，小鼻子小眼，从无半点妩媚。她的头发总是黄焦焦的，也从未丰茂过。她脖子有点短，背很早就有点驼，脚丫子却相对比较大。自打得了病后，她头发一把把地往下脱落，脸色发青，嘴唇发黑，再加上腹水愈来愈严重，望上去，确确实实让人联想起在毗卢殿里见到的那个蓝夜叉。那时候，我有过这样的胡思乱想：甘福云，也许真是天龙八部里的夜叉，托胎生在了甘木匠他们家里吧？
10
甘福云死了。
具体怎么死的，死了怎么拉去火化的，甘木匠夫妇哭没哭，她那些弟弟妹妹们怎么个反应，我当时没注意，没过问，所以全无印象。
我对她的死，回想起来，似乎还有一丝快意。因为从我那屋子的门窗望出去，可以不必看见那样一尊蓝夜叉的丑陋面容了。
我敢打赌，我们那大院里，人们很快就把甘福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忘记了。她到这个世界来生存过，生活过，但她去得匆匆。她去的时候，还不到17岁。
我们家，不久就搬走了，部里盖出了一批宿舍楼，楼里家家有厕所，冬天有暖气。这在那个时代，算很了不起的设施了，那时候不仅不懂得什么电冰箱、洗衣机，就是烧煤气，也没怎么听说过。无论是罐装煤气还是管道煤气，部长家里也没有。但当干部的，毕竟待遇不同一般，我父亲当时已被任命为专员，所以我们搬往了新宿舍楼。甘木匠是帮着给我们搬家的员工之一。临完事的时候，妈妈非留大家伙吃饭，却都说不吃，都要走。妈妈就留大家喝茶、吃西瓜。后来大家都走了，妈妈收拾茶杯，忽见一个茶杯底下，压着30块钱。妈妈正发愣，我告诉她：“那是甘叔叔喝过的茶！”妈妈这才“啊呀”一声。原来，当年为甘福云去医院看病，爸爸妈妈给过甘木匠30块钱，他想着今后见面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帮着搬完家，便还上了那钱。
那以后我爸爸调动了工作，我后来上完中学，又上大学。甘木匠及其一家，完全成了与我们生活轨迹无关的一种存在，我不记得那以后有过那样的情况，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或聊天时，提到甘木匠，或他家的什么人。我们简直把甘木匠一家忘了。至于已经死去的甘福云，那就更不在我们意识之中了，我敢说连意识流里也不曾出现过有关她的萤光流痕。
后来我们一家，特别是爸爸妈妈，随着时代潮汐浮沉。“文化大革命”前爸爸被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爸爸当时所在的军事院校两个对立的“造反派”武斗，爸爸妈妈只好弃家逃到北京，在阿姐家暂避一时，后来阿姐那里也住不安稳，就在一个老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一个特准不搞群众运动不许外面冲击的相对太平的单位，借了一间空闲的办公室临时落脚，而就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爸爸妈妈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甘木匠。
那一回爸爸妈妈同甘木匠的遇合，激起双方内心里许多已经偃落板结的感情。不消说，他们恢复了来往。爸爸妈妈那临时落脚的住处全然无法安排居家生活，做饭的火炉只好放在门外走廊上，过来过去的人们都觉得碍事。爸爸妈妈他们总学不会封火，经常火熄断炊，只好到街上去现买吃的。苦闷时，他们不愿意到别处去，兼以甘木匠竭诚邀请，他们便带些吃食到甘家消磨。那时候甘木匠仍然住在那条胡同35号大院的那个月洞门小院中的那两间小平房里。部里的干部们宦海浮沉，起起落落，搬来搬去，甘木匠却始终是木匠，哪朝哪代哪宗哪派也得有个木匠给他们干木匠活儿，他江流石不转，始终如初。他活着时子女中头四个子女那时都已经工作，有进厂当工人的，有入伍当兵的，有当电车售票员的，有下乡插队的。剩下还有四个在上学。甘七那时可能已上到初中。那时候35号大院已经爆满，人们再没有俭省房租的念头，只有扩大住房的欲望。但那时像甘木匠那样的底层工人是不可能再分配到住房的。于是他们便全家动手，往那马樱花树下盖出了简易的小房，把住房总面积大大地加以扩充，总算还能对付着够住。
我当时正下放到远郊农村劳动。后来我终于也可以回到北京。回北京那天我兴冲冲地按掌握的地址赶到爸爸妈妈的住处，结果意外地撞了锁，只见门上贴着一张留给我的条子，让我到甘木匠家去“欢聚”
说实在的，那一天我毫无同甘木匠一家欢聚的欲望和心情，我只有一肚子的话想单独对爸爸妈妈倾诉。但我只好去了。
进入那所我曾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35号大院，我并没有产生什么沧桑之感，也并没有勾出多少回忆，我的灵魂被打磨得粗砺，我无所谓地甚或说是有点不耐烦地走进那个破败的月洞门。对于月洞门里院落变得那么狭小我并无惊异之感，对于已由完全陌生的人入住的故居我甚至都没有怎样顾视。而进入甘木匠家后，一见那么一大屋子的人，我只感到烦乱
甘木匠，他那也已经头发花白的脸皮起皱的妻子，陪我爸爸妈妈围坐在一方炕桌旁喝酒吃菜，其余几个子女——当中一定有甘七——则在屋后的床铺边不知在做功课还是在嬉闹。整个屋子里弥漫着劣质烧鸡和劣质白酒的气味，一地的花生瓜子壳儿和鸡骨头。尽管我自己也下放了锻炼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但看见爸爸妈妈竟如此这般地赶着来与甘木匠夫妇共享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快乐，我还是大为吃惊。
我还没来得及招呼他们，就只见甘木匠迎着我站起来，他满脸红光，剃了个光头，胡须也尽行剃去，半个脸青青的全是胡子碴，倒显得比当年年轻许多。他见到我似乎格外地高兴，右手举起个酒杯，伸向他自己唇下，左手举起个酒杯，伸向我。那裸露的左上臂，有着一盘凸出的蚯蚓般的伤疤，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好啊！我女婿来了——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干上一杯！”后来我不再记得什么。我似乎是强忍着不耐烦度过了那一个傍晚的。但随父母返回那间临时当作家的办公室时，我见他们似乎很快乐，也就没流露什么。
11
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后来我父母住在离甘木匠很远很远的故乡，而我自己虽然还在北京，但我成了家，娶妻生子，有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同父母哥哥阿姐等亲人也难得一见，当然更无暇与甘木匠那样的昔日邻居交往，甘木匠渐渐又从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逸出。起码在我，是几乎想不起他来，更想不起他那一大家子人
我爸爸在1978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1988年，在四川成都同二哥住在一起的妈妈突然查出来长了癌，是在肝部，这如同晴天霹雳。当医生把实情告诉二哥和我时，我们两个男子汉一下子都流出了眼泪，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妈妈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沉着、坚毅、冷静、顽强，同癌魔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我不想叙说关于我妈妈死于癌症的事情。这对于世上千千万万其他的人来说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几乎每天都有癌症患者在死去。人们已经习惯于癌，习惯于死亡。
我只想说说那一天，母亲也已经出现腹水，并开始脱发。她倚在病床上，当时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握住母亲的手，母亲也握住我的手，我望着母亲，母亲也望着我。我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才好，母亲却神志清明地对我说：“盈海！你记得甘福云吗？甘师傅的大女儿，甘福云，她去世，该有20多年了吧？我这病，就是当年她得过的。你知道她临死以前，为什么非要她爸爸把她病床，搁在一进门的地方，又为什么要她爸爸，总把那门帘子半掀着吗？从当年你住的那间屋，望过去，正好能见着她吧？其实，是她为了能常常见着你！她对你，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临到快死的时候，她就跟她爸爸坦白了——连她妈妈她都没直接说。她是趁她爸爸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也许是那回她爸爸背着她去蟾宫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悄悄跟她爸爸说的。我想，她也没有特别深刻的意思，只是那时她已经快17岁了，以她那样的家境，她的早熟，是必然的。你也未必真那么可爱。说实话，那时候你恐怕是鸿蒙未开，浑浑的，而且有时候非常可恶，非常讨人嫌。但你想她的生活天地，只有那么样大，我们两家，正巧住对门，又同在一个月洞门里头，同享一棵马樱花树的阴凉芬芳。上小学时，你们俩又坐同桌，她的感情寄托，也只能落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甘师傅就对她说你快点儿好吧！你病好了，我跟蒋大爷大妈他们说去，让那蒋盈海娶你当媳妇！甘师傅打那以后，对你就特别爱惜，心里头总认你做他的女婿。现在你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我把这些个事情说给你，你该不在意了想起来，甘福云实在不幸！没等上富裕的日子到来就那么死去了，也没能享受到许许多多最平常的人生快乐，比如爱情、婚姻、生儿育女就流萤般地湮灭了。而我，我很满足，我付出了许多，也获得了许多我该有的全有了。而回顾一生，我也没有多少亏心、有愧的地方，我如果这就去了，也并无遗憾！”
听了妈妈这些话，我从默默流泪，到痛哭失声。妈妈用甘福云同她作对比，回顾一生得失，如闪电霹雳，照亮了我的良知，撕裂着我的麻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蓝夜叉来。我从此坚信，那确是护法的吉物，而并非狰狞的恶鬼
12
我走出那条胡同，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我不想打听，那甘七究竟靠什么发了那么大的财；也不想打听，他另外的兄弟姐妹，是都发了财，还是各有各的命运。我并且不想打听，甘木匠和他的妻子，是否还都健在，对于子女的发财，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反应，他们是将与甘七同住进那重金购置的小院中，还是仍固守在那月洞门中、马樱花树下的老房子里是的，我都不想打听，因为那一切，同我实在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有一桩事是无须打听的，就是在这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在那个月洞门里面的小院落中，在那株巨伞般的马樱花树下，活过，并且又死去了一个名叫甘福云的女子，她临死前，默默地爱着一个绝对没有爱过她，并且不可能去爱她，甚至在今日的回想中也丝毫不爱她，今后也不可能通过臆想去爱她的，那么一个比她小一岁的男子。那个绝对不爱她，并且简直心目中没有她，甚至连真正花力气去鄙弃她欺侮她也不曾有过，无非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地戏弄她、伤害她一下的男子，对她惟一的印象，集中起来，不过只是一个怪诞的符号：蓝夜叉。
我不想再打听什么。我曾去隆福寺——现在那里是一幢现代化的高楼，称之为“隆福大厦”平日里就开放着六层营业大厅，各层间有电动滚梯相连，里面发售着一切最时髦的什样百货，从进口原装食品到香水发胶减肥霜，从金银首饰到卫生间用具，从真皮沙发到卡拉ok演唱机——探问过：原来寺庙里的那些文物，比如说毗卢殿里那举世无双的藻井，究竟到哪里去了？人们告诉我，所有能用来修筑地下防空设施的东西“文革”期间都用于“深挖洞”了，算是“化废为宝”、“古为今用”吧。至于那架藻井，据说原也拟用于当做洞中撑柱的，但无论如何也拆解不开。后来又打算干脆用斧子劈碎烧砖窑用。但据说斧下只爆金星，锛得持斧人虎口几乎开裂，而那木料却坚不可摧。于是乎，有位老职工告诉我，听说是运到雍和宫里存放去了。我曾又去雍和宫里询问过，那十几年里雍和宫几易归属，现在被询问的人茫然无知。看来也并不在雍和宫中。那么究竟哪儿去了？“藻井知何处，剩有游人处。”藻井如此，其他人事又何堪探问。所以，我想就一概勿再打探吧。逝去的就让它逝去，湮灭的就让它湮灭。
我的朋友，忘却，你好！把你的筛眼，再豁达些吧。我拥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