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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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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早就对一个人说过：“我要写一本小说。”那人问：“什么名儿？”他说：“阿姐。”那人很觉无味：“阿——姐——？”
那人是他的初中同学。当时他们已上到初三。在中学里他有过许多玩得很好的朋友。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向玩得很好的朋友讲起这个念头。他不想轻易吐露出这个念头，却不知为何有一天突然向那同学暴露了。那同学大他两岁，他们并不怎么交往。不知怎么的，有一天，他到那同学家里去了，他就讲到他要写一本小说，一本名儿叫阿姐的小说。
那同学不仅岁数比他大，个头比他高，脸庞也比他宽，眼神更比他老成，望去不像是个初中生，倒像个早已参加工作的干部。记得那天那同学穿着一件显然是父辈留下的旧人字呢大衣，散发出一种樟脑丸和霉菌混合的怪味。那怪味仿佛一直飘散到今天，使他一回想起来就觉得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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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发表了好多作品，出版了好多书。却一直并没有写出一篇更没有一本叫阿姐的作品。他一直没有写。
但那关于阿姐的念头，一直没有消失，非但没有消失，还随着岁月隐隐地裂变着，犹如癌细胞，惟他自知。多少次他铺开纸、提起笔，想写阿姐，却总连题目也落不下，仿佛一位查实症结的患者，总不能接受外科手术，断然切下那已然膨胀到不堪状态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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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不忍心。
记忆之中，总记得那个镜头：放学回家，在外屋扔下了书包，要到里屋去——去做什么？取什么东西？不复记忆，也无需记忆——总之，就在从外屋往里屋运动的刹那，看见阿姐同达野哥面对面，都倚着里屋的五斗橱——那旧式的五斗橱不太高，达野哥恰可将一只胳膊曲放在上面——他俩默默地对望着，仿佛一幅画，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令我吃惊，令我好奇，亦使我经受到一种莫名的震撼。
尽管我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他们却全然置我于不顾，我于他们形同乌有，当我做完我的事，可能是取完一样什么东西，走出里屋，再扭头朝他们望去时，他们仍那样一种姿势，默默地对望着。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具体地说，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即将小学毕业，马上就要投考中学。
阿姐和达野哥当时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即将中学毕业，他们应该去投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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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三个哥哥，却只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他称做大哥、二哥、小哥，姐姐因无可比性，所以叫做阿姐。
阿姐比他大8岁。显然，他们的父母生下阿姐后即决定“stop”但那时没有什么先进的避孕手段，后来母亲又怀了孕，从江湖医生那里弄来了堕胎药，成功地打下了一胎。不料到怀上他以后，同样的药不灵，别样的药也不灵，总是一吃进去，过不了多久便大吐特吐，直到吐出酸水、清水以至干呕，据母亲后来承认，最无可奈何时，甚至想爬到五斗橱上，奋力地跳将下来，以造成恶性小产，但终于没有那样做，也便终于生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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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到初三的时候，便起意写阿姐，但那时倘若铺纸伸笔，究竟又有什么好写呢？
写一个美丽而朦胧的印象：在故乡的河道上，阿姐搭乘前面的一只乌篷船，斜跪在船板上，一只胳膊伸得直直的，手掌平撑着船板，短发齐耳，朝这边船上微笑着——他该是在母亲的臂弯里，那时他还没断奶，还不会说话，但阿姐的那一姿势那一笑容，却照相般留在了灵魂的底片上
写在家里，阿姐同自己的游戏：阿姐在椅子上开了个卖水的铺子，大约有七八只玻璃杯，一只装的是白糖水，一只装的是食盐水，一只装的是酱油水，一只装的是醋水，一只装的是兑进蓝墨水的凉开水，一只装的是兑进红药水的凉开水，一只装的是单纯的白开水她用废纸剪成些钞票，让他当顾客，一次次地去买她的那些水，没想到他最喜欢买去喝的，是那蓝颜色的水，她涨了好几次价，而他愿尽其所有钞票单买那一杯，阿姐怕他喝它喝出毛病，不卖了，他便硬要买，最后自然是杯跌水覆、不欢而散晚上，他往尿罐里撒完尿后，阿姐悄悄走过去观察，见尿并非蓝色，这才扭他耳朵一下走开也无非这些个。或许，再加上阿姐和达野哥的那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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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野哥是个美男子。
达野哥比阿姐高半头还多，他额头很宽，很光润，头发很浓，很黑，眼睛鼻子嘴什么样记不清了，总之望上去很协调，找不出什么缺点。
阿姐算不算美女呢？不知道。从没有人同我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争鸣。但青春期的阿姐确是青春勃发的。阿姐皮肤黑，瘦，额头有点“崩儿”两只眼睛却出奇地大，比我们几位兄弟都大，且是双眼皮，当时她还有着两根又粗又长又黑又亮的发辫，所以外号就叫“小辫”这外号今天听来很不雅，因为今天人们心眼儿活，耳朵眼特会从谐音上听出一种或数种寻常或不寻常的含意，但那时候人们都很单纯，至少阿姐他们那一群高三毕业生就都很单纯，直到阿姐考上大学以后，她和她的那些大学同学们也都很单纯，举个例说，他们当时爱唱各种中国民歌，犹如今日年轻人爱唱港台流行曲，其中有一首云南民歌小乖乖，我就听他们唱过，唱得坦然、欢乐而嘹亮，听得连我也能唱，而且一直唱到我上的中学里去，唱进教室；好多年以后，有一天阿姐对我说：“‘小乖乖’就是情人的意思！当年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男女同学就那么一起唱！”
可怜的阿姐。她同达野哥眉来眼去时，竟还不懂得他们那就是互为“小乖乖”
但阿姐和达野哥没有白白度过他们那如花的岁月。他们享受了初恋。
是一个热得天黑净也还不能散热的暑日，阿姐和达野哥要从我家往北海公园去划船。我非跟着去不可。他们说是跟班上的许多同学约好了，一块儿划船。我说那有什么，好多我都认识。他们又说不坐公共汽车去，是穿胡同走过去。我说没关系，就跟着你们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终于还是容忍了我。我懵懵懂懂地跟着他们上了路，他们果然走着去，而且果然穿胡同走过去，有时胡同穿完了是条大街，明明顺大街走更方便，他们却还穿胡同，穿来穿去的，把我都穿糊涂了。他们俩只顾在前头走，边走边聊，把我甩在后面，我想有好长一阵子他们根本把我忘记了。不过终于到达北海公园门前时，人家已经开始净园，进不去了，他们转身看见了我，阿姐说：“你坐车回家吧！”达野哥给了我车票钱。我腿都走酸了，赶紧去坐公共汽车。阿姐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我被妈妈的责问声惊醒。阿姐对妈妈的责问应付得不错，记不得她怎么解释，总之妈妈很快释然。很久很久以后，我问过阿姐：“你们那晚上究竟又到哪儿去了？”阿姐说：“没到哪儿，就是他送我回家。”“送你回家能到半夜？”“傻瓜！当然是送到院门外，又往回走，走到北海公园，再送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达野哥不是名叫达野，而是姓达野，这是个很生僻的复姓，所以爸爸妈妈都曾断定达野哥不是汉族人，可达野哥说也许祖上不是，不过从他爷爷起，就不认为自己同汉族人有什么两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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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考上一所好的中学。事后阿姐跟他说，她早知道他没考上志愿表上所填的那些好的和较好的中学，因为她让达野哥替她去查过——达野哥在中学毕业前入了党，并且响应党的号召，不继续升入大学，而是留在中学工作，并且一参加工作便投入了招考事宜，所以能在放榜前就知道他考得如何。父母已为上面的三子一女学业操虑半生，到他这里已无很大精神调教，所以没考上好学校也并不怎样以为然，他自己更浑然不愁，因学校离家较远，须购电车月票搭乘电车上学，这倒使他觉得比到走10分钟便可抵达的好学校上学更有趣。
达野哥不仅参与了中学的招考事宜，还在大学招考的考场上当过监考，这使得他在阿姐眼中更有光彩。有一天达野哥对阿姐说：“考场上发现了反动学生，书写反动标语！”说时还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揉皱又摊平的“反标”来，递给阿姐看，阿姐仿佛面对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不敢伸手去接当时他就在旁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他回忆起那一景，悟出达野哥一定是在应及时将“反标”上报有关部门之前，故意赶到阿姐身边以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和颠扑不破的价值，但细加爬剔，此事的“合理性”即技术性细节却颇难合理，不过那又确是百分之一百的真实——也许，这类的记忆反成为了他后来落笔写下阿姐的障碍之一种：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然而，非得写下所以然么？人们已经写下的所以然，都真的所以然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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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院里的合欢树下，阿姐下的决心。
决心考农学院，学农业机械化专业。
下决心的驱动力很简单。当时有一部苏联——这国已经没有了，简直不可思议——电影，叫幸福生活，演的是库班河上的集体农庄的故事，那电影风靡了全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作家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里，就写到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所引出的一场风波，后来导演黄蜀芹把青春万岁拍成电影，还穿插了当年那个苏联电影幸福生活里的镜头，构成戏中戏那电影把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拍得让当年观众看去实在是人间的天堂，而给阿姐印象最深的，是影片里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等农业机械的雄姿及其令人艳羡的拖拉机手
一部电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这在世界上有了电影以后当然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例子。电影史家们为什么不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不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呢？
他记得很清楚，阿姐在合欢树下踱步，穿着一件格子布缝制的布拉吉，两眼闪闪放光。其时夕阳西下，余光斜穿过高高树冠上那些已开始收拢的羽叶，金红的丝状花朵散发出格外浓郁的香气。阿姐并不需要他跟在身边，他却不知趣地仍在阿姐身边转磨。现在回忆起来，阿姐在那个暑期已明显地排斥他乃至厌恶他的“跟屁虫”行为，有一天阿姐横仰在父母的大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抖动的水射光发愣，他便也凑过去横仰在一旁，不为什么，只出于一种习惯，却惹得阿姐倏地跳起来，跺着脚嚷：“你都多大了？！”他扫兴，却懵然不明——不管他多大阿姐多大，阿姐不是永远比他大八岁么？他做错了什么呢？然而那天，在合欢树下，开头厌烦他的阿姐，却忽然转身正对着他，双手扶在他肩膀上，起誓般地说：“我就学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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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是一部鲜艳五彩的喜剧故事片。里面有多首插曲，如库班河上风光好、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等等，然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红莓花开，直到1981年作家谌容女士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她的长篇小说人到老年，那里面的角色还在唱着这首歌。
幸福生活由当年红极一时的大导演培利耶夫执导，他的妻子拉迪妮娜出演其中的女主角——一位美丽、精明而强悍的女农庄主席，他们夫妇是那个时代苏联喜剧电影的泰斗，夫导妇演，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打响，连连走红。他们自然都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
1956年，苏联共产党当时的首脑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攻击。在那个秘密报告里，赫鲁晓夫点了培利耶夫拍的这部电影的名，指控幸福生活粉饰生活，是给斯大林拍马屁，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文艺作品的坏典型。
那以后，培利耶夫倒了霉，幸福生活在苏联停映。但一般的中国人怎能知道这些个事？那时候阿姐仍在幸福生活所唤起的憧憬中学习着她那农业机械的专业，而王蒙正写着青春万岁，完全正面地写到幸福生活这部电影，中国大地上仍响彻着“红莓花儿开在夜晚小河旁”的婉转歌声
电影有电影的命运。
人有人的命运。
电影沉下去了。因为看了它而做出重大抉择的人，是沉是浮，它就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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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前他就说过：“我要写一本小说，名儿叫阿姐。”
三十多年里他却总没有写。看看要提笔了，却又在心里说：等等，再等等。实在，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