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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看着羡慕，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老人们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生擒匪首活阎王啦，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闹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一个贫穷的乡村。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如此过了好多年，也没回家探过亲。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几年前老太太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里人既进不了城，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所以弄得很穷。儿孙们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
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洞。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亮晃晃的剑，或提着菜篮子。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他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家动作慢，几个姑娘望着他，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他一出门，姑娘们都松了口气，吐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没看见，守在办公室，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拖着长辫子，背影慢慢消失。他们便如释重负，说话做事回复常态。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当然谁也不会公开提及这话题。
陶凡早就听说过陈永栋的古怪。说来也巧，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位老人。陈永栋就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有回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夙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怕就怕有人找茬儿，去调唆他。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谁去一拨弄，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感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陶凡不想按照惯例，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大家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想找他聊天，十有八九会碰钉子。可是再硬的钉子，陶凡也得捧着脑袋去碰碰。
但陶凡还没来得及去拜访，就碰着陈老了。地委办公楼建在山坡上，楼外有个小坪，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坪里。有条宽大的石级路，依山而上，正对着办公楼大门。那天下午，陶凡带着关隐达，往办公楼去。刚爬上几级阶梯，就见陈永栋出了办公楼，低头往下走。陶凡忙站住了，招呼道：“陈老书记，您好！”陈永栋本来就站在上方，气势更有些居高临下了。他半睁了眼睛，瞟着陶凡：“你是谁？”
陶凡笑笑，上去握手：“我是陶凡。”
陈永栋半天才伸出手来，轻轻搭了下，就滑过去了，淡淡地说：“哦，新书记？”
陶凡说：“我刚接这个摊子，需要您老多支持。”
“你说假话，我能支持什么？怕我们老骨头坏事吧！”陈永栋说。
陶凡笑笑，避过锋芒，说：“陈老书记，我哪天专门到您那里坐坐，行吗？”
陈永栋说：“我是不欢迎别人进屋坐的。听说你也有这个毛病？”
“我只在办公室谈工作。”陶凡说。
“你和我还是不一样。”陈永栋说罢，低头走了。
陶凡不明白陈永栋这话是什么意思。关隐达怕陶凡尴尬，就说：“陈老真的好怪啊。”
陶凡严肃道：“小关你别乱说。”
陶凡进了办公室，回头叫道：“小关你进来坐坐吧。”
陶凡从来没有叫关隐达进办公室坐过的，不知今天有什么大事？关隐达望着陶凡，胸口忍不住怦怦跳。陶凡半天不说话，眼睛望着窗外。窗外正是刚才他碰着陈老的石阶梯。那石阶梯让休息平台分作两段，各段九级，共十八级。陶凡无意间数过的。刚才陈老刚好站在休息平台下面第一级，陶凡只好站在下面不动了。他若往上再走一步，陈老只怕就擦过他的肩膀下去了。他站在下面，既显得谦恭，又堵住了陈老。可是陈老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真让人不好受。
“小关，你猜猜，陈老为什么留着辫子？”陶凡突然问道。
这时吴明贤敲门进来了，笑眯眯的。陶凡说：“老吴你等等吧。”吴明贤仍是笑眯眯的，退出去了。
关隐达见此情状，明白这个问题很重要，认真想了想，说：“我只能瞎猜。我想，陈老要么就是对新的形势不适应，留辫子是他的抗议方式。就像西方有些年轻人，要反抗主流社会，就故意穿奇装异服。要么就是陈老学年轻人，想换个活法，所谓老夫聊发少年狂。要么这个不好说要么就是有人说的，他有神经病。”
“你以为哪种情况可能性最大？”陶凡又问。
关隐达说：“我想十有八九是第一种情况。老同志大多有牢骚。他过去是地委书记，而且是西州地委第一任书记。同样资历的，谁不成了省部以上干部？他离休多年才补了个副省级待遇，又只是个虚名。加上他可能看不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就越来越古怪了。说不定，他脑子多少也有些问题，不然留那么长辫子干什么？”
陶凡听罢，没任何态度，只道：“你去吧。叫吴明贤来。”
关隐达去了吴明贤那里，说：“吴秘书长，陶书记请你。”
吴明贤还是刚才那副笑眯眯的模样，嘴里莫名其妙地吐出两个字：“小关！”吴明贤把小关二字叫得意味深长，甚至同男女之间暗送秋波差不多。关隐达笑笑，回了自己办公室。他越来越看不起吴明贤。这人当初老是找他的茬，现在见陶凡很满意他，就对他格外热乎。心想你吴明贤堂堂地委委员，犯不着在我面前赔小心啊！
每天下班，关隐达送陶凡到家，都得问问晚上有没有事。陶凡若是晚上工作，关隐达就不能休息。今天陶凡说晚上没事，关隐达暗自舒了口气，他实在想放松放松了。
送回陶凡，刘平说：“关科长，我送送你。”
关隐达忙说：“不要送，我走走，几步路。”
关隐达就在中途下车了。他不能让人家说闲话，一个秘书，就得小车接送。上班随小车一起走，只是为了接陶凡，下班就不能让小车送到楼下了。可是刘平每次忍不住都要说送送他，显得恭敬。
陶凡晚上不是没事，他要独自会会陈老，只是不想让关隐达跟着。不带秘书去，一则不在老书记面前摆架子，二则遇上难堪也没人在场。
吃过晚饭，陶凡交待夫人林静一，说散散步，就出门了。他沿着蜿蜒小径，缓缓下山。两年多过去，山上的桃树都长好了。正是晚春，满山落红。暮色苍茫中，落花多了几分凄艳。说不清什么原因，陶凡就喜欢桃树。每天上下班，他要在桃林中过往好几次。树影婆娑，屋舍隐约。他禁不住会深深地呼吸，感觉着有股清气浑身流动。
下了山，陶凡径直去了陈老住的那栋楼。想了想，估计南边一楼那套就是陈老的家。却不见屋里有灯。陶凡试着敲了门，没人答应。又敲了几次，门终于开了。
果然是陈老，问：“你找谁？”
“陈老书记，我是陶凡呀，来看看您老。”陶凡说。
陈老不说话，转身往里面走。陶凡见他没有把门带上，就跟了进去。灯光很昏暗，窗帘遮着，难怪外面看不见光亮。屋里有股霉味，很刺鼻。客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就只一张桌子，两张长条木椅。桌子是老式办公桌，上面隐约可见“西州地委办置”的字样，只怕很有些年月了；木椅也是过去会议室常用的那种，上面却刷有“西州专员公署置”竟是五十年代的物件了。没有任何家用电器，惟一值钱的就是桌上的小收音机，也已是漆色斑驳。
“陈老，您身体还很健旺啊。”陶凡自己坐下了，注意不让自己挑二郎腿。
“一个人来的？”陈老答非所问。
陶凡说：“我一个人来看看您老，想听听您的意见。有别人在场，反而不方便。”
“又不讲反动话，有什么不方便的？”陈老说。
“那也是啊。我这是非工作时间，自己出来走走”
没等陶凡说完，陈老接过话头：“到你们手上，公私就分明了啊。难怪你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谈工作。八小时之外，是你自己的时间。”
陶凡说：“陈老啊，我跟您说啊，现在风气不如以前了，到你家里来的，都是有事相求的，总要送这送那。好像空着手就进不了门。所以啊，我就立了个死规矩，绝不在家里接待客人。”
陈老眼睛睁开一下，马上又半闭着了，问：“真是这么回事？”
陶凡笑道：“我为此事得罪过不少人的。有人说进我的门，比进皇宫还难。由他们说去吧。”
陈老说：“这么说，我俩的毛病一样了。我还以为不一样哩。我那会儿，上门送礼倒没什么。可是到了家里，他们就会套近乎，老领导呀，老战友呀。我听着这些话就烦。我就死也不让他们进我的屋。快三十年了，没几个外人进过我的家门。有人说我家是阎王殿，我也由他们去说。”
陶凡无意间挑上了二郎腿，又放了下来。听陈老说了这几句话，他想原来老人家并非不近人情。“陈老，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有事就要找我啊。您不要找其他人，直接找我就是了。”陶凡说。
“我没困难，群众有困难，许多群众还很苦，你是书记，要多替群众办实事啊。”陈老的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着。
陶凡说：“陈老告诫得是啊。现在有些同志，群众观念淡薄了，有违党的宗旨。”
陈老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这个方针政策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我们要听取群众意见，哪怕是反对过我们的意见。李鼎铭先生，一个民主人士，他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精兵简政”
陶凡不打断老人的话，不停地点头。陈老说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却像有些人唱歌，从这首歌跑到那首歌里。见陈老停顿了一下，陶凡就说：“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的。陈老，我想看看你的房子，可以吗？”
“没什么可看的。”陈老说着就站了起来，领着陶凡往里走，又说“我只用客厅，一间房，还有厨房和厕所。那两间用不着，锁了好多年了。”
进房一看，里面就只有一张床，连凳子都没有一张。那床也是公家的，上面刷了“西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置”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像营房里的军人床。
陶凡胸口不由得发麻：“陈老，您生活太清苦了。”
陈老像是没听见，什么也不说，就出来了。陶凡跟了出来，说：“陈老，您身体没什么事吗？我让老干局定期组织老同志检查身体，您老参加了吗？”
陈老说：“我身体没问题。”
“您安排个时间，我陪您去医院看看。”
陈老望望陶凡，又是那句话：“我身体没问题。”
陈老虽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可接近，却总是冷冷的。两人说了很多话，其实只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陶凡总是顺着陈老说，或是听他多说些。想同陈老完全沟通，肯定不可能。如果把陈老想象成很有见识的老领导，会语重心长地提出些好意见，或是把他想象成隐世高人，一语道出治世良策，那就是电影俗套和通俗小说了。陈老真诚、善良、质朴，可他说的却是另一个世界的话。这就是所谓代沟吧。代沟不是隔阂，而是进步。当然进步是有代价的。很多陈老看不惯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代价。陶凡只能对陈老表示深深的敬意，仅此而已。
从陈老家出来，陶凡在桃岭上徘徊。人们约定俗成，早把这片山叫做桃岭了。陶凡被某种沉重的情绪纠缠着，胸口堵得慌。他想历史真会作弄人，同陈老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谁又能保证自己如今做的工作，几十年之后会不会又是个玩笑呢？他丝毫不怀疑陈老某种情怀的真实，但老人只能属于另一个时代了。
夜风起了，桃花缤纷而下。又一个春季在老去。陶凡感觉手中的事千头万绪，时光又如此匆匆。着急是没用的，事情再多，也得一件件去做。
此后个把月，陶凡白天再怎么辛苦，晚上也得抽时间去走访老干部。他再也不是一个人去了，总是带着关隐达。说是专门把关隐达带来，今后老领导有事，可以找他陶凡，也可以让关隐达带个话。其他老同志就不像陈老了，他们哪怕再怎么拿架子，心里多少还是感激的。陶凡还没走上几户，消息早传出去了。后来陶凡再上别家去，他们就早做了准备，递上报告来。或是替子女调工作，或是要求换个大些的房子，或是状告某个在位的干部。陶凡差不多都是当场表态，所有要求都答应解决。只有告状的，他就谨慎些。他话说得严厉，批示却决不武断，只是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落实。
老人家高兴起来，就跟小孩子差不多了。他们逢人就说陶书记是个好书记，西州有希望了。有几位老干部甚至联名写了感谢信，贴在了地委办楼前。望着那张大红纸，陶凡心里说不出的难堪。他不想如此张扬，会出麻烦的。
果然过不了几天，就有人说，陶凡笼络人心的手腕真厉害，只怕非良善之辈。原来老干部中间也是有派系的。多年政治斗争，整来整去，弄得他们之间积怨太深了。他们的拥护或反对，看上去很有原则，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仍是那句经典教导在作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