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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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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圪崂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唤过来给他“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三九四九,隔门叫狗”气候的确是寒冷啊!

    可是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的心头却热烘烘的。

    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作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

    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不多,他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

    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地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

    当他急切地跑回家,扑上炕,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得鼻子一酸,他赶忙俯身去亲吻儿子的小脸蛋,却让秀莲把他的头掀在一边。妻子嗔怒地说:“你那副嘴巴把娃娃都亲疼了!”他也就嘿嘿笑着退开了。他的秀莲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

    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硒惶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它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

    按说,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

    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赴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象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哩!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现在,他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哩!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

    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搞?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象文化革命前一样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它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

    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赴昔阳。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象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叫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还有门哩!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

    这样想过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

    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得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哩!咱个农民,怕个球!他公家还把咱老镢把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球!怕甚哩!”

    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

    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涌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

    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

    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象煮沸了一锅水!

    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

    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

    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

    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呀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

    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后,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订签七八年生产合同如下:一、生产任务:定土地220亩。夏田103亩,其中小麦83亩,复种荞麦10亩;秋田117亩,其中玉米60亩、谷子15亩、糜子25亩、蔓豆10亩、其它豆类7亩。二、交队产量:小麦12940斤、玉米17700斤、糜子3550斤、谷子3300斤、蔓豆1700斤、荞麦800斤、其它豆类1190斤。

    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3140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2340个;组内社员投肥工2800个。

    四、投资:投化肥2300斤、农药款10元。

    五、奖赔:全奖全赔。所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10%。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队、组各半;队按1.50元一个工给组记工。

    队长:孙少安(签名)

    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签名)

    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

    田福堂听了这事,就象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倒究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他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

    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圪崂的人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

    他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

    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象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亭叫到了家里。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

    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

    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

    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

    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

    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

    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

    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嘘嘘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

    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

    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它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滩数字: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

    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

    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