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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
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蔓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圪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
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120的太阳，象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
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凉快的短袖衫。一到中午，原西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小孩。
除过遇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见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镢铁锹，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农业学大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个单位都有修地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
下午，各机关又通常都是政治学习，一周最少也得占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各种署名“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象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
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
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丙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
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
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混日子吗？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的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藐。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哩，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
“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哩！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锨后，侯玉英噘着个嘴，把发在她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这污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掼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润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唉！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不能算是恋爱——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涉及所谓的爱情，这只是两颗少年的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共同的寒酸，轻轻地靠近了一下，以寻找一些感情上的温热，然而却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小的悲剧。
他现在心里多么苦闷！尽管严格地说来，也许这不能称之谓失恋。但感情上的这种慰藉一旦再不存在，就会给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烦恼。这是青春的烦恼。我们不妨想一想伟人歌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化身维特。在这一方面，贵族和平民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她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是面对面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儿悸动地看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月前郝红梅借过他的一本创业史，还没给他还哩。这本书是他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如果她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她去要书。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她现在可以不理他，但她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
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给他还书。他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她要。他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把自己那点破烂铺盖先送回去——下一个星期二就放假，他可以在金波的被窝里一块混几夜，省得放假时背铺盖。
回家后，他在星期天上午给家里砍了一捆柴，结果把那双本来就破烂的黄胶鞋彻底“报销”了，他只好穿了他哥少安的一双同样破烂的鞋。至于那双扔在家里的没有后跟的袜子，父亲说，等秋天分到一点羊毛，再把后跟补上；袜腰是新的，还不能丢，凑合着穿个两三冬还是可以的——要知道，一双新袜子得两块多钱啊！
星期天下午，他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合蒸的干粮——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暮黑时分回到了学校。
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有了章法。
他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他手中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
他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前面走。她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他真想喊一声她，问问那本书的事。
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在走过她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得这件事！唉，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
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抬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
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起来。饼上沾了土，他用嘴分别吹干净。
他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里含满了泪水。不，他不只是拾起了几块饼，而是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已经失去了好些日子的友谊和温暖！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又对这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学期报名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误赴忙来了学校，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哩